朝鲜，城里人买煤气的情形，煤气罐中国进口的

李英淑第一次注意到罐身上的汉字，是搬进未来科学家大街的第三个月。

那天她跪在地上擦厨房地板，煤气罐就立在墙角。阳光从窗户斜进来，正好照在罐身上，那四个字清清楚楚：辽宁制造。

她盯着看了很久。

小时候住在平壤老城区，家里用的是朝鲜产的煤气罐，灰白色，罐身上的字是朝文。后来结婚搬进新公寓，换成了这种银灰色的，轻一些，密封也好。丈夫告诉她，这是中国产的，质量好，不漏气。

“辽宁在哪？”她问。

“中国东北，离丹东不远。”丈夫在研究所上班，知道的事比她多。

李英淑点点头，继续擦地。那四个字她没擦，也擦不掉。

在朝鲜，煤气罐是每家每户的标配。

朝鲜不产天然气，进口太贵，只能把煤气装在罐子里用。这种罐子，大部分从中国进口。一般家庭有两个，轮流使用。一个在厨房连着煤气灶，一个在阳台等着换。

煤气灶是搬家时国家统一安装的，连第一罐气也是送的。往后，都得自己买。

买煤气要去煤气站，不是每个小区都有，按人口密度划分，李英淑家最近的那个，走路二十分钟。每月一次，她或者丈夫去排队，凭票买气。票是随工资发的，用超了就高价买。

李英淑的工资是七千朝元左右，够花，但不算宽裕。丈夫是研究员，工资还不如煤矿工人高。这是朝鲜特有的现象：煤矿工人有各种补贴，收入反而超过知识分子。

“你要是煤矿工人就好了。”有时她开玩笑。

丈夫笑笑，不说话。

煤气站附近有个黑市，卖各种东西，包括煤气。一公斤煤气，黑市价比凭票贵一倍，但不用排队，还能送货上门。只要打个电话，就有商贩用汽车送来。

李英淑从没用过黑市。贵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她觉得凭票供应是国家的安排，按规矩来，心里踏实。

但也有不踏实的时候。

那天傍晚，她路过西平壤一个街区，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路边抽烟，脚边放着五个煤气罐，银灰色，罐身上都有汉字。他身边围了几个人，正在讨价还价。

李英淑知道这是黑市贩子，低着头快走过去。

走出去很远，她回头看，那个男人还站在那儿，煤气罐一字排开，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他们怎么运来的？”她问丈夫。

“从平安北道，白马郡有家化工厂，生产煤气。商贩用火车罐拉到南兴，再分散到各个黑市。”

“没人管？”

“管不过来。”

李英淑沉默了一会儿。她知道，这些黑市贩子挣得比她多，比她丈夫多，可能比谁都多。但他们也有风险，被抓到就没收、罚款，严重的还要劳改。

这是朝鲜的另一面。明面上，一切都是国家的，凭票供应，按劳分配。暗地里，有人钻缝隙，有人走黑市，有人铤而走险。

李英淑不去想这些。她只知道，每月买一次煤气，够用一个月。煤气灶上煮着米饭、大酱汤、泡菜，女儿放学回家，热腾腾地吃一顿。这就够了。

今年夏天特别热。

李英淑每天擦地，煤气罐立在墙角，那四个汉字还在。她看习惯了，不再盯着发愣。有时候还会用手擦擦罐身，把它挪正一点。

有一次，女儿问：“妈妈，辽宁是什么？”

李英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从没去过辽宁，连丹东都没去过。只知道那地方在中国，离朝鲜不远，那里的人制造了这罐子，让它漂洋过海，来到她家厨房。

“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她说。

“哦。”女儿点点头，没再问。

李英淑想，也许有一天，女儿长大了，会知道辽宁在哪里。也许她也会去中国，亲眼看看那些制造煤气罐的工厂。也许不会。谁知道呢。

她只希望女儿能住上更低一点的楼层，不用每个月扛煤气罐爬八楼。

八楼真的有点高。

那个抽烟的黑市贩子，后来李英淑又见过一次。

还是在西平壤，同一个街角，还是脚边放着几个煤气罐。但这次他身边多了个女人，穿着朴素，蹲在地上，正在数钱。数完，递给贩子，贩子点点头，女人就扛起一个煤气罐，慢慢走远了。

李英淑站在远处看着，忽然觉得那个女人的背影，有点像自己。

都是扛煤气罐的人。只不过一个走正门，一个走偏门；一个凭票，一个花钱。但最后都是扛回家，让灶台冒出蓝色的火苗，煮一锅热气腾腾的饭。

她转身回家。

厨房里，另一个煤气罐正连着灶台，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锅里是女儿爱吃的辣炒年糕，咕嘟咕嘟冒着泡。

那四个汉字，在墙角静静立着。

辽宁制造。

从辽宁到平壤，从工厂到厨房，从罐子到火苗，这条路很长，但尽头是家。

李英淑忽然觉得，八楼也没那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