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走过上千个村镇，他们用视频纪录了最真实的中国农村

过去几年，食通社一直希望通过具体、在地的，来呈现农业和农村的现实。去年，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宝藏B站UP主，正在以视频纪录的形式解答着我们同样特别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农业技术进步神速，而农民依然挣扎在拮据和辛劳的前线？为什么会出现到他乡去种地的候鸟农工？经济作物能让农民致富吗?

五年时间，“遇真纪事”从广西河池大化县到黑龙江齐齐哈尔拜泉县，他们走过了中国一千多个村镇，在他们的镜头里，农村不是被过度美化的“田园牧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努力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年逾七旬还在爬树的老年荔农，心忧花贱愿天热的茉莉花农，坚守“钉子田”的老人……他们认为，只有让更多人看见真实的农村、理解农民，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去年，我们曾邀请 “遇真纪事” 向食通社的读者讲述（推文内有直播回放入口）。如今，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本文即是由他们在一席的演讲整理而成。今年，他们依然怀着这样的初心，开着一辆车，带着一台相机和一台无人机，走在乡村纪录的漫漫长路上。

赵玉顺，B站up主“遇真纪事”主创之一。

他们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农民变成了工人。

时代交接处的中国农民

2025.9.21 上海

大家好，我是赵玉顺，和袁贞贞一起创作村镇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

从2021年到2025年，我们实地走访了全国各地超过一千个村镇，在水田、旱地和果园，跟一千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有过对话。

在这些直接对话当中，我们意识到，现在正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时代，而我们这些年记录的就是时代的交接处。

那么，时代交接处的土地、农民还有农作物，目前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024年3月，我在福建莆田见证了一个大型的土地平整现场，一眼看过去进度已经到了99%。

剩下的1%是因为还有老人在坚守着自家的田地种蔬菜，结果成为了“钉子田”。

一位还留着4分田的大叔跟我说，孙子在县城上高中，他不放心学校的大锅饭，想要每周五孙子回家时都有新鲜的蔬菜吃。

但是周边绝大部分村民，都以一亩一年600到800元的价格把田地承包出去了。往往是种植大户或者农业公司把这一大片地都承包下来，准备用机械规模化耕作。

那么，个体农户为什么会把土地承包出去？

当地村民给我的答案是：年轻人出去了，老人种不动了，所以田地被承包了。

这三句话非常简单，但每一句信息量都非常地大。但其实不仅仅是这样，村里还有一类人是“出去又回来了”。

出去又回来了

2022年8月，我在广西河池大化县的红水河边，遇到了两位70岁左右的大叔。他们年轻时都在广东打工，一个在东莞做玩具，一个在深圳拉石头，工作了几十年，直到年纪大了之后被辞退。

当时我没有特别留意两位大叔的工作转变，但在此后的两年间，我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村镇不断听到相同的人生经历：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过60后返乡务农，同时想方设法找临时工做，成为老年农民工。

其中，湖南株洲的一位大叔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是2023年的夏天，太阳火辣辣地晒得人皮肤痛，我当时走在田埂上，迎面看见一位大叔把工地的安全帽当遮阳帽戴在了头上，然后走进藕田劳作。

后来，在湖南永州的烟田里，我又遇见了一位66岁的大叔。他之前跟着老板在武汉打工，要么是工地盖房子，要么是河边修堤坝，总之都是一些苦活、累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农民进城就是卖力气。

但自从过了60岁，老板就不喊他卖力气了。大叔说，他也不怪那个老板，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坐火车回家了。

之后他的情况是，把家里的田租给承包户，自己再被承包户雇佣种烟叶，不过必须在烟叶需要管护时才有活干，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几天。有工作时，一天8个小时，可以得到140元。

这个工资其实相对还不错。因为4个月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我在陕西咸阳的猕猴桃园里得知，当地妇女一天摘8小时猕猴桃，工资竟然只有50元。

我当时问了几位阿姐，为什么工资这么少？她们的回答是，在村里有个活干就不错了，就这还不是每天都有得干，要跟着猕猴桃的生长节奏走，施肥、打药、修枝、采摘，一个流程干上几天。

阿姐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老板包饭。那天中午，阿姐们的午饭是疙瘩汤，大家就在老板会客室门口的台阶上排排坐，很快就把一大碗疙瘩汤吃完了，等到下午1点又去摘猕猴桃。

摘到5点，不知道谁喊了一句“下班啦”，原本忙着摘猕猴桃的阿姐们突然就全部停了下来，有的骑电动车飞快跑了，剩下的拎着自己的饭盆，成群结队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以前放学铃一响就跑出教室的自己。

其实，阿姐们都是周边的村民，种猕猴桃的地也是她们租给老板的，一年一亩1000元。

所以，不管是湖南烟田里的大叔，还是陕西果园里的大姐，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

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原来的农民变成了工人。

那么，当农民把土地出租成工地之后，自己的生活所需是否还能满足呢？

当代拾穗者

贞贞家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大约在十年前，一家黑龙江的农业公司从北到南纵跨了近4000公里，把小镇周边的地都承包下来种番薯了。

在过去的五年，我就看着家后面的番薯地一年收获两次，每次收获的时候老板就从周边村里雇上百个妇女，在地里把机器挖出来的番薯打包装箱，再送到后面的那辆货车，运到全国各地。

这几年这个番薯还挺有名的，大家如果去逛精品超市的话，或许会看到这样的番薯。

但是，总会有一些埋在地里的小番薯被落下，老板不会再专门雇人去收集，因为人工费划不来，所以一般都是村里的老人过来捡拾。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位，她已经80多岁了，已经驼着背，但还是提着两个化肥袋在那里挖番薯。

她其实就是现代的拾穗者。

拾穗原本是一种传统，从古到今，从东到西都是如此，只不过在土地大量被承包的当下，拾穗又多了一重现实的意义。

阿婆说，捡回去的番薯主要是喂鸡鸭，如果有好的也会煮来自己吃。所以在土地被承包后，且不说村民的蔬菜、杂粮是否足够，最先受到影响的反而是家禽。

同样的情况，我在云南也遇到了。嵩明县是云南重要的蔬菜基地，2025年3月，我在这里的蔬菜工厂看到了堆积如山的蔬菜。他们走的应该也是精品路线，会把一些没有那么漂亮或者最外层的蔬菜给剥出来。

那天下午，我看到好几位周边的村民拿着蛇皮袋过来捡菜叶，他们跟我说，拿回去用来喂鸡鸭正好，因为现在村里的地都承包出去给老板种大棚蔬菜了。

我问为什么地都承包出去了，有位大叔一边捡菜一边说，老板开价一亩一年1000多元，要是自己种粮食的话，辛辛苦苦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

大叔把种地的收入和土地出租的必然性联系了起来，那么，种地的收入究竟如何？

种地能挣多少钱

近几年我的确专门走访过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次回到2022年的8月。

在广西河池大化县的红水河边，那位曾经在东莞玩具厂打工20多年、后来因为年纪大了被工厂辞退的大叔给我算了一笔账。

以他当时正在种的玉米为例，种子、农药、化肥加起来的成本在400元左右一亩，风调雨顺的时候亩产量在1000斤左右，收购价通常在1块2到1块5之间，算下来一亩玉米的纯收入在800块到1100块之间。当然如果种两季的话，这个收入可以乘以2。

不过，大叔特意跟我强调说，这是没有把种植、日常管护还有收获玉米的人工成本算进去的。后来我才知道，种地不能算人工成本是东南西北的个体农户的共识，因为越算越觉得不划算。

大叔所在的广西河池，喀斯特地貌占了总面积的65%，对于游客来说很漂亮，但对于农民来说全是种不了任何作物的石头山。耕地在这里非常稀缺，甚至玉米只能见缝插针地种在石头缝里。

我忍不住在想，如果是可以大规模机械化操作的平原地带，农民种地的收益又会如何？

2022年10月，我们去到了华北平原。

同样是种玉米，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实现了全机械化种植，对于南方农民而言，乍看上去简直是梦幻般的农业剧本。

我们走访的是河北石家庄一带，经过正定县时，我们被一个粮站吸引了，里面堆满了金黄的玉米。玉米的主人是一位 59岁的大叔，作为收购商，当天上午刚发了一批玉米到内蒙古。

我跟他说，河北比广西种玉米要轻松多了。他说，我们这里靠机械，的确没那么辛苦，但问题是人均耕地也就一亩，要想靠种地挣钱，就必须大规模包地。

事实上，这个结论放到全国也同样成立。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底，我国耕地面积19.18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36亩。按一家四口人计算，也只有5.44亩。

所以大叔跟我说，石家庄一带的普遍情况就是，绝大部分人都选择把耕地出租给种植大户或者农业公司，自己就靠外出打工为生。因为你在地里耗，也耗不起。

他用了“耗”这个字，“耗”是一个动词，也可以理解为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一亩三分地的确很难养家，但如果是在地广人稀的东北，情况又会是怎么样？

2023年8月，我们第一次踏上了东北大地，在齐齐哈尔的拜泉县遇见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树林后面就是他家的地。

他家有50亩地，一户50亩地在南方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确有50亩地，而且还是肥沃的黑土地，他一半用来种玉米，一半用来种大豆。在没旱没涝的情况下，一亩玉米的纯收入是七八百块钱，一亩大豆的纯收入是四五百块钱。但因为气候寒冷，一年只能种一季，所以这50亩地一年的纯收入就是3万多块钱。

老人说，他的子女早早就离开了家，有往城里走的，也有离开东北往南方走的。

种粮食收益有限，那么

种经济作物呢？

从2023年4月开始，我和贞贞决定开启一个系列纪录片：中国经济作物观察。目前已经更新到了第14集。我们想以经济作物为切入点，去理解土地、农民和农作物。

经济作物其实也分很多种，第一种我把它总结为“老天爷赏饭吃”。比如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还有黄山的太平猴魁的核心产区。

我们在和当地茶农的直接对话中了解到，收益的确非常不错。特别是在猴坑村，今年4月我们进村的时候，看到张贴出来的村情介绍里非常骄傲地写到，2019年猴村组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20多万元。

不过，这只是山顶少数茶农的故事，山脚下的大多数茶农糊口都难，还要靠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除了看天吃饭，经济作物还要看市场吃饭。

比如茉莉花，可以用来做花茶，也可以用来做精油和香包。2024年8月，我们去到了广西横州，这只是一个县级市，但茉莉花产量占全球的60%。

茉莉花的收购价像股价一样是实时变动的，当时的收购价超过了40元一斤，所有的花农都向我确认，这就是历史最高价。

花价好花农自然高兴，但一位大哥又有点担忧，他跟我说，今年价格好是好，就是不知道明年行不行。

结果一语成谶，到了今年2025年，茉莉花价长期在10块以下低位运行，直到8月中旬我们再去横州回访时，才回暖到10几元一斤。

价格不好的话，花农要么选择低价把它给采摘出来，要么只能让它在地里开放。茉莉花一开放，它的香气就会逸散，成为经济价值为零的废花。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农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其实，不管农产品的价格是高还是低，整个产业链里面最开始也最辛苦的农民是毫无还手之力的，没有任何的议价权。

一旦价格不理想，收购商可以不收，厂商可以不要，消费者可以不买，但花农却早已经把成本都投入了进去。

除了看天、看市场，种植经济作物还要看技术和成本吃饭。

广东茂名是全世界最大的荔枝产地，但我在这几年的走访中发现，荔农的老龄化现象非常突出。

这位老人头发已经花白，他已经76岁了，种了40多年荔枝。

他原本有100多棵荔枝树，但现在年纪大了，只能把山坡上的荔枝树都抛荒，留下平地上好打理的30几棵荔枝树。

因为山坡上的荔枝树是这样的，坡度应该有四五十度。荔农是用简易的滑轨把摘下来的荔枝运下去的。

但如果是在更高更陡的山坡，那就只能靠纯人工。

这些荔农的后代都跑去珠三角工作了，等到老人种不动时，荔枝树要么抛荒，要么出租给种植大户或者农业公司。

种荔枝最关键的环节一个是采摘，另一个是打药。个体荔农往往是人工打药，但农业公司这几年已经普及了无人机打药，可以节约大量人工成本。并且因为是规模化种植，农药和化肥的单位面积成本都比个体荔农低，在销售方面也比个体荔农拥有更多线上和线下的渠道。

所以总结一下，个体小农种粮食作物不挣钱，种经济作物又缺乏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难以和农业公司竞争，所以在老人种不动之后，家里的土地就只能选择被承包。

包括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家来自村镇的话，很可能你家的地也以几百块钱到一千块钱左右的租金，正在被别的人承包。

记录最后的中国农民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张“钉子田”的照片，就可以更加理解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村民都会把自己的地给承包出去了。

大户承包散户、散户再给大户打工的情况，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即便是这张照片中的老人，他现在还可以坚守那四道田埂，但再过一些年，他的子孙又是否能守得住呢？

在我的理解中，这一批老人其实就是最后的中国传统农民，等到他们退场，就意味着沿袭五千年的个体小农时代宣告落幕。

每次看到一个个这样佝偻着腰的老人，我心里都会非常感慨，他们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修水库、交公粮，更年轻一些的在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又在年满60后返乡务农，一辈子都在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新华网发表了一篇叫做《告别农业税》的新闻评论，里面写道：

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于这批农村老人来说，除了交公粮，最深刻的集体记忆还有修水库。

1958年到1960年，湛江修建了被称为“广东最大人造海”的鹤地水库，以及一条配套的运河，叫雷州青年运河，因为当初召集的30万劳动力主要是青年人。

贞贞的阿嫲梁秀珍就是那30万年轻人之一。阿嫲说，当年村里的人天还没亮就集合，走路到县城的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一群人又饿又困，直接躺在火车路上就睡着了。

▲ 雷州青年运河

去年8月，我们带着阿嫲重新去看了雷州青年运河。这是运河建成64年后，她第一次回到这个地方。只不过她已经从一个手脚有力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牵着她走在这个观景台上，她拄着拐杖，说了一句让我心灵震颤的话：

“运河啊运河，今日我拄着拐杖来看你。”

我当时在想，还有多少人会记得当年修水库、修运河的30万年轻人？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在意这批农村老人所作出的贡献？

每年的全国两会都有人大代表建议提高农民养老金，我也曾经往人社部和农业部的部长信箱投递过信件，呼吁提高农民养老金。当然，目前的确每年都有提高。2025年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了20元，达到了143元。

其实，很多为工业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民已经离去，比如我的爷爷和奶奶。但也正是因此，才更要对还健在的这批老农民更好些。

这是遇真纪事所有创作的母题和源动力。因为我和贞贞两个人都是留守儿童，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这是我的奶奶刘晚秀，刘晚秀这三个字她一辈子都没学会怎么写，因为她一天学都没有上过。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文盲的农村妇女，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顺伢子，你以后要去北京读书，不然去上海也行。”她不说广东，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去广东主要都是进工厂。

我很听话，一直拼命读书，最终考上了一所二本学校。我知道这些年，很多人在讨论“小镇做题家”的发展困境，但其实“小镇做题家”已经是百里挑一的存在，而我和贞贞都是剩下的那99个。

我学的是新闻，贞贞学的是中文。找工作时我往很多大媒体投过简历，但真的就是石沉大海，唯一收到的回复就是自动回复。

后来，我终于进入了一家地方报社，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奔走。采写的稿件很不少，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成长，但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

比如新高铁开通、旧小区改造，这些对城市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但我总觉得有一种疏离感，却又不知道怎么办。

恰好这种疏离感贞贞也有。我们都觉得，作为两个来自村镇的青年，辛辛苦苦学到了一身关于传播的本事，却没有用在自己最关心的人和土地之上，心里面很不甘心。

所以就有了遇真纪事。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然后用镜头纪事。我们在过去的五年记录了村镇、土地、农民和农作物，接下来的至少五年间，我们还会一直的向前进。

最后，我想跟我在天堂的奶奶刘晚秀、爷爷赵富春说，你们的孙子没能考上北京的大学，但今天站在了上海的演讲台。

爷爷奶奶，我很想念你们。

谢谢大家。

文章根据现场、演讲稿及试讲整理而成

策划丨CH

剪辑丨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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