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民小组的农业秩序——中国为何没有斩杀线？

邓汉清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村民小组是集体化时期的基本结算单位，也是分田到户后的基本地权单位，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往往在一个村民小组内。同时，村民小组也是基本的人情单位和社会交往单位。中国的农业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是经济-社会-文化的问题。谈论农业相关的问题，村民小组是一个合适的单位。我从去年年中开始关心农业的问题，因而今年回家过年之时，系统性调查了我所在村民小组的农业秩序，现将有关内容撰写成文。

基本情况与耕作制度

我所在的小组现有户籍人口31户，124人，耕地约240亩，这里的亩是指1000平米的大亩，1大亩=1.5标准亩，为了呈现原始资料，下文将不进行换算，诸位读者可自行进行换算。在这240亩耕地中，有70亩用于稻虾共作，剩余约170亩都用于耕作，这些用于耕作的土地基本实行中稻-油菜的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

种植中稻与油菜每亩的收益如下表所示

成本

中稻

油菜

总计

耕地

120元

机械作业费，成本占50%

130元

同前

种子

200元

撒播：每亩使用8斤种子，每斤种子约24元

80元

8包/亩，10元/包

育秧

350-450元

代育秧5元/盘，33盘，种子6斤，约24元/斤，商品秧15元/盘

化肥

360元

底肥130元，追肥100元

200-250元

底肥120元，尿素90元，追肥40元

雇工施肥

75元

约25元/ 包

50元

同前

农药

250元

封闭药（封闭型除草剂）20元，草籽药（苗后茎叶处理除草剂）110元，杀虫剂120元

约30-55元

除草剂30元，多效唑4元，微元素20元

无人机打药

20-75元

无人机打药作业费小地块15元/次，较大地块10元/次，超大地块4元/次

10-30元

同前

用水

50元

抽水电费

无需大量抽水灌溉

收割

120元

机械作业费，成本占40%

120元

同前

非正规流转费

150元

村民间的非正规流转，一年300元

150元

同前

正规流转费

750-1050元

村民与规模户的正规流转，一年1500-2100元

750-1050元

同前

总成本

典型小农

约1300元

采用撒播，施肥、打药使用自身劳力，除草剂使用较少，无需流转费

约700元

不使用微元素

约2000元

典型中农

约1600元

采用育秧，施肥雇工，打药雇佣无人机，除草剂使用较多，自有机械节省耕地机械作业费，部分使用自身劳力，较低流转费

约850元

使用微元素，可能雇工施肥，较低流转费

约2450元

典型规模户

约2900元

采用育秧，全流程使用机械，雇工施肥，较高流转费

约1600元

使用较多农药，较高流转费

约4500元

收入

产量

均1900斤

湿谷，晒干/烘干后1600斤，规模户产量高10%-20%

350-600斤

小农产量较低，中农、规模户产量较高

收购价

均1元/斤

湿谷价格

2.9-3元/斤

制种产量300斤，单价5.5元/斤

总收入

典型小农/中农

约1900元

因天气原因，往往出售湿谷

约1250-1500元

小农约1500元，中农约1300元

约3150-3400元

典型规模户

约2500元

卖得迟，价格高，约1.2元/斤

约1700元

约4300元

收益

典型小农

约600元

约900元

约1500元

典型中农

约300元

约600元

约900元

典型规模户

约-400元

约100元

约-300元

在这个精细的成本-收益估算表中，依年成及行情，可能有上下一两百元的浮动，但基本反映了一般收入。其中总成本与总收入的估算是按访谈资料调整过的，可能与各小项的加总存在细微差异。因为小农主要使用自身劳动力，且因为管理精细，水稻单产较高，加之没有土地成本，因而收益最高。且小农所生产的粮食很大程度上用于自身消费，这部分自食的粮食应该按照商品米来计算。以每人每年消费500斤稻米计算，则一个小农家庭的收入还应多出数百至一千余元。可见小农不赚钱，实在是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家庭劳力投入不计现金成本，这在现金核算中是“利润”，在经济学中是“劳动回报”）。

我所调查的规模户的情况，是通过一位中农农机手间接了解的。这些规模户承包的是本地一家国有农场的土地，农场作为发包方，采用了一系列策略保证其优势地位。农场的面积单位是667平米的标准亩，在上表中换算为了1000平米的大亩，本段论述时采用标准亩。农场在过去发包时，竞标的一个标段是1000亩，期限是5年，这就使得承包门槛高，很少有人竞标。于是农场将标段缩小为500亩，期限缩短为3年，这样竞标者变多，竞争就变得激烈。农业生产有丰年、平年和歉年，虽然在高额的流转费下，预期的收入为负，但是丰年却可以有微薄的亩均收益，总的收益不低。在激烈的竞标中，总有人希望“博”这丰年的收益，于是流转费就被抬高。而经营者即使发现无法获得收益，因为有相当于一年租金10%的押金，难以退出，只能寄希望于遇到丰年。这是整体发包，发包方强势的情况。不只是国有农场，农户也可能成为强势甲方。这种情况往往是经营者需要整片流转，而某些农户的地块位置又很关键，于是就会出现“长板效应”，抬高整体流转费。

而在理想情况下，规模户种植粮油作物会有一个较低的期望收入，这是因为规模户在流转土地时，往往也会算一笔经济账，如果没有预期收入，则不会选择流转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然而问题在于，首先，规模户往往在全国大市场竞争，这注定只有一部分地区的规模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其次，规模户需要耕作比较好的土地，即平整、大块、连片、肥沃的土地才能有预期收益。再次，规模户在考虑收益时，会将国家优惠政策考虑进去，如果国家给予的各类补贴和优惠多，那么正规流转的土地流转费就会高，而当国家补贴退潮时，流转费又不能随时下调，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经营风险。最后，一部分规模经营户考虑到可能的未来收益，也会容忍暂时的亏损，给出较高的流转费，这同样也是经营风险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规模户更先进也是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

土地流转秩序与农业经营主体结构

前文提到了几种典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即小农，中农，规模户（大包户）。农业经营主体结构是农业生产秩序的集中体现，而要理解它，就需要先理解土地流转秩序。小组是基本的地权单位，是土地流转的场域，是观察土地流转秩序的窗口。土地之所以能够流转，是因为部分农民进城务工，从而脱离农业生产。这部分农民的土地又不可能闲置，就会通过不同方式流转。土地流转有两种，一种是非正规的流转，往往是同组村民间进行流转，不签订正式的合同，流转费往往比较低，土地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可能不要流转费，或只收取象征性的流转费，而土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会有相对低廉的流转费。这可以从微观的经济行为来理解，因为务工的收益显著高于务农，就会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闲置出一部分土地。这部分闲置的土地因为地块细碎分散，无法进行规模经营，无法吸引市场化的主体来进行经营。但与此同时，有一部分农民因为性格、家庭等原因未进城务工，这些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就会把这部分土地流转过来经营。正因为没有潜在的竞价者，也没有竞价的收益空间，流转费就不会很高。这部分土地并不抢手，对于在外务工的承包户来说，如果不流转出去，也是荒着，给别人种，最次最次也能给家人一点口粮。沙洋县的农民形象地将这种行为称为“捡地”。有一部分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农民就能通过捡地，获得一定规模的土地，获取适度规模经营的收益。当这部分收益在考虑农村生活成本低的因素后与进城务工差不多之后，这部分农民就不再有进城务工的强烈动机，就成为比较稳固的中农。当稳固的中农变得较多时，他们也不会在竞争中过分推高土地流转价格，因为他们还可以选择半工半耕或者进城务工，而并不会在土地规模经营上内卷，这样就在本组村民间维持了一个相对较低的土地流转价格。

另一种流转是正规的流转，即外来规模经营户与农民之间的流转，往往签订正式的合同，流转费较高。之所以签订正式的合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熟人纽带与乡土社会的隐性监督制约。而流转费之所以相对较高，也应当从微观的经济行为来理解。假设外来经营者与本组村民出相当的流转费，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村民是不会将土地流转给外来经营者的。只有有相对较丰厚的农业预期收益，外来经营者才能出的起较高的流转费，才能从本组村民手里“抢”得土地。而在存在较丰厚农业回报的情况下，就会有外来经营者进行竞价，他们可以承受较低的单位面积收益，追求规模效益，且因为他们是经营者，无法像中农那样灵活地半工半耕或者进城务工，诸多因素叠加，就会在竞争中将流转价格推向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规模户的出现，往往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大量的农民进城，有较多的土地闲置，这样才能形成连片规模经营；另一个是土地条件本身就很好或者土地经过平整，从而可以低成本进行规模经营。前一个前提较弱，后一个前提较强，因为前一个前提的缺失可以通过高流转费或者政策推动来克服，而后一个前提的缺失则需要实打实的巨额固定投入。因而，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并非同步或者均匀发生的，而是“择地而栖”的。它天然会优先发生在那些原本就具备良好自然条件或已有基础设施投入的地区，典型如东北平原。

而农村同时还有另一类人，即留守或者退回农村的老人，他们需要土地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刚性的货币支出。前者主要是口粮，后者主要是基本生活用品开支、人情开支等。因此他们往往依劳动能力，保留或多或少的土地。保留土地较多的老人，其土地提供的货币收入较多，可以称为“货币化小农”；保留土地较少的老人，其土地更多是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可以称为“生存型小农”。小农可能流转出部分超出自身耕种能力的土地，但会保留核心的口粮田，这决定了村庄内部可流转土地的总量上限。

在我所在的小组，其土地流转秩序是以非正规流转为主，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内生土地流转秩序。我所在的小组有28名60岁以上老人，其中75岁以上老人6人，75岁以下老人22人。75岁以下的老人，往往多少从事农业经营，这构成了主要的小农群体。在其中，65岁以下的老人往往耕种自己的责任田，在我们小组，一户的责任田大概是5亩，60岁-65岁的老人有6人，那么大约需要30亩土地；而65岁的老人如果耕种，往往是留一点口粮田，人均是1亩左右，那么就需要15亩左右的土地。这样就有40亩左右的土地是刚性的“小农土地”，可供中农经营的土地上限是130亩左右。事实上，还有大量的55-60岁的小农存在，实际中农经营的土地更少。小组内有10亩以上的中农5户，经营规模分别是38亩、17亩、17亩、13亩、11亩，总计是96亩，除去他们自家责任田，则他们一共流转了71亩土地。前文估计中农可经营土地上限130亩，10亩以上中农种植了96亩土地，中间的差值或是60岁以下的小农，或是其他流转了土地的农户。笔者计划调查每户农民的具体经营规模，因而此处只是初步的分析。

进一步分析中农的经营规模，中农的收益是900元/亩。考虑到农村与城市生活成本的差异，一对夫妻在农村如果有10万元的年收入，便与进城务工相当了，这是一个经验性的标准。因此，理论上看，中农需要大约110亩土地，这是相当吓人的一个数据，占了小组的耕地的一大半。然而这样估计的前提是，第一，家庭只从事农业；第二，夫妻二人从事农业。对于市场机会比较少的偏远地区，可能符合上述两个前提。但是在市场机会略多的地方，这两个前提都可能发生变化。一般而言，中农都会拥有一部分农机，因而许多中农也是农机手，他们既可以在本地为小农、中农干活，也可以给本地或者邻近县市的规模经营户干活。农机手的收益大约是3-5万一年，如果中农做农机手，其达到预期收益的土地面积就可以减少一半左右。我所在的村现归属国家级开发区，其原归属的县经济增速常年保持市内第一，附近有较多的工地和企业，有较多的务工机会。这样，一对中农夫妻，就可能一人（一般是妻子）主要务工，农忙时帮忙，甚至常年务工；另一人（往往是丈夫）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下面以两个中农家庭为例说明。中农家庭A种植37亩土地，这部分的收入约3万/年；丈夫同时是农机手，拥有一台160马力的拖拉机，这部分收入4-5万/年；妻子则在附近上班，也有3-4万/年的收入。中农家庭B种植17亩土地，这部分收入约1.5万/年；丈夫现在附近港口打工，工资4000元/月，收入4.8万/年，以前在附近的公路工地上工作，工资200元/天，收入相当；妻子则在市里医院做护工，年收入4-5万元。可见，中农家庭的生计是灵活的，其所需要的土地依本地的就业务工机会而定。我所在的村本地务工机会多，因而基本没有50亩以上的中农。

土地非正规流转的秩序形塑了两种典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即小农与中农，若进一步细分，则是生存型小农-货币化小农-兼业中农-职业中农。一个50户，200亩土地的典型村民小组，往往有近一半的土地可供流转。其往往包含15户左右的生存型小农，主要是中高龄老人；15户左右的货币化小农，主要是中低龄老人；4-5户的兼业中农；以及可能的1-2户职业中农。这样，在村的约30户老人就能自食其力，同时组内能留住至少4-5名的青壮年劳力，这就使得村庄有活力，组织有抓手，治理有基础。

中农农机手

为了更深入理解中农的逻辑，下文将更详细介绍中农家庭A。邓思齐（化名）今年50岁，早年在粤务工，2014年，因为父母年龄大了，以及小孩出生，回到村里。刚开始种植28亩土地，后面陆陆续续捡地，最多时达到了53亩。15年购买了一台80马力的拖拉机，同时开始做农机手，后来换到160马力的拖拉机。在小龙虾价格高的时候还经营了部分稻虾共作，现在则因小龙虾价格走低而放弃稻虾共作。

“无人种田”话语的论据之一是年轻人不会种地，但是邓叔的案例却有力反驳了这一点。邓思齐刚开始种地时，也吃了一些亏，上了一些当。按他自己的说法，农业生产每年的形势都不一样，每年都要上当，“一年上一当，当当不一样”。但是正是在“上当”的过程中，他逐渐掌握了种田的窍门，这一学习过程的时长大概是4-5年。邓叔主要是从实践中学习，向本组的种田老手请教，有时候也通过经销商和网络学习一部分技术。事实上，如果有更系统的理论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还会更短。因而，脱离土地的农民回村之后，是能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学会种田的。

中农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未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通过逐渐捡地成为中农，中农家庭B就是如此；另一种是如邓叔这样的农民，之前在城市务工，或因家庭原因，或因城市就业市场的排斥而返乡。无论是哪种途径，中农产生的前提都是劳动力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即全国劳动力市场。因而，当前城乡制度是农业内生秩序的形成的制度基础，它推动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有序的代际流动，进而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的更替。

邓叔除了是种田的农民，还是一名农机手。邓叔拥有一台160马力的拖拉机，挂载的机具有7台旋耕机、1台撒肥机、1台播种机。这些农机总共花费30万元，在全生命周期内，一年的折旧及维护费用约为3万元，其中折旧约2.5万元，维修零件约4000元。其油费在冬播（油菜）时为30-40元/亩，春播（中稻）时为50-80元/亩。除去油费，在给规模经营户干活时，约有50%-70%的毛利，每年收取作业费10万元，再除去折旧和维护，则能赚4万元左右。这就需要每季500亩的作业面积，而农场单个标段就为500亩。

邓叔加入了一个农机手的团队，平常一起接活。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农业作业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规模土地需要多台农机同时作业，因而农机手往往结成团队。邓叔加入的团队有6个农机手，共拥有9台拖拉机。其中有个人在邻村成立了农机合作社，但该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家的补贴，其协作模式并未因成立合作社而变化。

本地的农机手除了给规模户干活，也会给小农和部分中农干活。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小农户的地块大小与规模户的地块大小差异很大。规模户的地块大，适用比较大型的农机；小农的地块小，反而适用小型的农机。沙洋县西部的地形为岗地，地块细碎，农户还有大量的小型手扶拖拉机（8马力或12马力）用于作业；我所在的村位于江汉平原，农民清一色使用数十马力以上的乘坐式拖拉机用于作业。大型的机械在较小的地块作业就不经济，按邓叔本人的说法，原来使用80式拖拉机的时候，在村里干活还能小赚，现在使用160式拖拉机，在村里干活就将将只能保个油钱。

邓叔换更大的拖拉机，是因为农机作业收入在其收入中越来越重要。这背后的一个因素是本地较多的务工机会能留住较多的中农，这些中农也会竞争土地，这样职业中农就会偏少，兼业中农就会偏多。邓叔最多时种植53亩土地，仍然需要补充性的收入。然而，中农毕竟自己经营土地，其所“捡”的土地也是小农的土地，因而其不得不兼顾自己的土地，不会贸然使用过大的农机。如果中农将农机大型化，则其往往会转型为专业的农机手，继而退出土地。一个村庄中只要有中农存在，他们就必然保留适用于较小地块的农机，就必然会保障小农的农机需求。这反映中农和小农因为生产条件的相似而产生的相互支撑的关系，因为使用相似的农机，小农为中农提供补充性的农机作业收入，中农为小农提供必需的农机服务。中农-小农的关系首先可以得到技术-经济的理解，就不适合直接上升到伦理-社会的理解。

一个简单的规律是，一个地方主导的经营主体及其生产条件，会决定该地主导的农机形态及其服务体系形态。如果国家贸然推动土地流转，将原本流转给中农的土地流转给大包户，那么农机也会迅速大型化，农机服务会迅速专业化。而始终有一部分小农需要保留小块的土地，获取口粮与必需货币。在此种情况下，这部分农民因为获取不到农机服务，要么被迫退出土地，要么退回到低效的人力，畜力劳动。我12月调研一个山村，该村的土地极其细碎，且户均只有不到1亩地，即使采用8马力的小型手扶式拖拉机，经济上也不合算，这些机械的购置成本也要大几千元。因而该村的农业基本完全依赖人力。我问村干部，为何村里不搞一台小型农机，用村集体收入补贴，进而给农民作业。村干部回答我，村里的集体收入买10台这样的机器都买得起，问题是这个农机给谁保管，先给谁干活，这些可有得扯皮的。因而，如果没有了稳定的中农群体，靠小农、靠村集体是难以解决农机问题的。

在我们村附近，主要的规模户是来农场短期承包的经营者，这些经营者因为短期经营，不会购置大型农机，反而依赖中农农机手的中型农业机械。因此，本地的农机服务体系是以中农农机手为主导的。如果推动土地大范围、高水平、长期的规模流转，这一形势必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中农与小农的关系

现在有一部分人看到，中农与小农基于“捡地”的非正式契约，以及乡土伦理、人情，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关系。然而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伦理-社会的因素，反而掩盖了直接的技术-经济的因素。正如之前所论述的，中农能“捡”到土地，绝非完全因为熟人关系，而更多是理性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反而，中农与小农的关系，因为“检地”这一经济行为而得到在生产。中农以较为优惠的价格流转到小农的部分土地，就必然产生相应的责任。在这样一个关系中，中农并不只同流转给他土地的特定小农产生关系，因为所有的小农都是其潜在的流转土地的对象，同时其在村庄中的道德评价也是其能否流转到土地的关键因素。同样，中农在较低的收益下仍然愿意为小农提供农机服务，也不仅仅是因为熟人关系，事实上，这部分作业虽然收益较低，但能摊薄固定成本。但更深层的，是由于中农与小农在生产条件上的相似。这种基于生产条件的相似而产生的支持关系，不仅反映在农机服务中，也反映在其他农业服务中。

水稻种植可以采用撒播或插秧。二者比较，撒播直接成本低，产量也较高（因为密度高），但是因为晒田的时间长，杂草较多，田间管理复杂，且出秧时间较晚，如果水利条件不好，在用水竞争中处于劣势；而插秧的晒田时间短，杂草较少，田间管理简单，时间上早于撒播，用水上有优势，但因为多了育秧与插秧环节，成本较高。在沙洋县的岗地区域，因为水利条件较差，农民普遍采用插秧。而在水利条件较好的我村，小农户因为能进行精细的田间管理，所以普遍采用撒播；而中农难以进行如小农般精细的田间管理，因而普遍采用插秧。早前的技术模式是大田育秧，人工移栽，其人力成本较高，一个人需要1到2天插完1亩秧，按现在的雇工报酬（250元/天），则每亩人力成本在400元以上。这种模式在十余年前盛行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的水利设施不如今天完善，存在更激烈的水利竞争；二是当时除草剂不如今天高效；三是当时劳动力较多且雇工成本低，当时插秧报酬在100元/天，仅有今天的二分之一不到。而随着以上条件的变化，特别是人力成本的上涨，使得人工插秧变得不经济。替代性的技术路径有二，一是撒播，二是机插秧，二者的特点上文已进行比较。要采用机插秧，就必须使用育秧盘，主要的技术模式有三，一是大田育秧，二是晒场育秧，三是工厂育秧。前两者劳动力投入多，但去除人力成本后成本较低，因而适合小农。晒场育秧相比于大田育秧，因为水泥地面升温快，能更早出秧，在用水竞争中有优势，所以逐渐流行。在沙洋县的岗地，小农户普遍采用这两种育秧模式，并越来越多采用晒场育秧。而中农若采用以上两种方式，则仅凭自身劳动力不足够，必须雇工，而雇工成本很高，因此倾向于工厂化育秧。

采用工厂化育秧的中农，可以自建小型的育秧工厂，也可以委托工厂代育秧。理论上，中农也可以购买商品秧，但一来成本很高，二来所采用的种子品质、秧苗密度难以保证，故而很少有中农这么做。自建小型育秧工厂，需要中农自己有较大的经营规模，也需要本地有比较多的代育秧需求。沙洋县岗地的中农，一方面经营规模较大，另一方面小农普遍采用机插秧，因此自建小型育秧工厂的较多。而在我村，因为以兼业中农为主，种植规模小，另一方面小农的代育秧需求少，自建育秧工厂的不多。中农自建的小型育秧工厂，往往利用自家的闲置房舍，规模较小，主要满足自身需求，少量代育秧。而有部分中农，但主要是其他专业化的经营主体如专业合作社所建立的育秧工厂，其规模较大，代育秧为主，出售商品秧为辅。在我村，绝大部分中农都委托育秧工厂代育秧。而代育秧中也有一些风险，如育秧工厂偷、换种子。另一方面，其市场价格也较高，当前代育秧的价格是5元/盘以上。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中农就会选择与自己有关系的育秧工厂进行育秧，以减少成本，保证品质。部分小农户也有代育秧需求，但是其需求量少，也缺少熟人关系。这样，就会有一部分小农将育秧需求委托给中农，中农再统一委托育秧工厂。小农中农的这种委托关系是非正式的，育秧工厂或许知道，也或许不知道。因为和育秧工厂的老板关系很好，邓思齐的代育秧价格能到4.5元/盘，他在自己代育秧时，也会带上一些村里人的秧。其并不会赚取差价，反而需要贴进去一些油费。

这是中农支撑小农的一个方面，即二者的生产都是高度分散化的，中农也有整合小农需求的动力，小农也需要在中农主导下主导自己的农业服务需求。这一点体现在育秧上，也体现在烘干等农业服务上。这本质上是相对分散经营的中农与小农，自发对接集约化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策略。

但中农支撑小农的更重要方面是，中农的存在支撑了适配相对分散农业经营的服务体系，从而使小农也受益于这一体系。前文所述的农机服务是最典型的例子，但这一点在农资服务上也有所体现。典型的农资经销代理体系包含三级代理，即省级/区域级代理（一级代理），县/市级代理（二级代理），乡镇/村零售商（三级代理），以及三级代理之下的从其他农资店拿货的小农资店。小农的农资服务需求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小农有较为固定的购买渠道，这是用熟人关系来抵御假货风险；其次，小农普遍需要赊账，这既是因为小农的钱少（流动货币稀缺且流动货币用于准刚性支出），也是为了防止买到假货；再者，小农需要灵活周到的售后服务，如送货到家，随时的技术指导。这些需求都是大型农资店难以满足的，特别是售后服务，小农资店往往是家庭经营，经营者的家庭成员有充裕的时间提供这些服务。而大型农资店要想提供类似的服务，则需要雇佣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明显是不合算的。然而，小农对于基层农资店来说并不是优质的客户。小农喜欢赊账，这就要求农资店贷款维持经营，付出利息，这是隐性的成本；同时，小农的需求少，难以支撑农资店的经营。而中农则是这些农资店的重要支撑，他们的需求量较大，需求相对集中，现金较为充裕，掌握一定技术。正是中农的存在支持了基层农资店的生存，从而保障了小农的农资服务需求。

农资经销代理体系也存在利润分配的问题，小型农资店也可能在经营竞争中逐渐大型化。在厂商-一级代理-二级代理-三级代理的体系中，利润层层分配。对于厂商而言，他们为了能到达农民，也需要通过承诺换货等方式让利于基层农资店。这一体系的维持，很大程度上源于厂商的分散和竞争。因为厂商规模小，就难以依靠自身建立直达基层的销售-服务体系，就不得不依靠层级代理。又因为厂商间存在竞争，就加剧了对代理体系的依赖，不得不让利于代理商和零售商。当大型厂商出现，农资专利壁垒形成，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厂商就有动力简化这一多级代理体系，一竿子捅到底，直接将较大的基层零售商发展为自己在一个小区域的代理，将三级代理变为一级代理，从而增强其优势地位，将大部分利润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形成了农资经销的在地化断代理。例如，在本地，x油杂-xx只能在本地的垄上行农资店买到。在此种情况下，农资店是分散的，而厂商则是集中的，厂商必然利用农资店的分散，增强自己的支配性地位。这种变化率先发生在有品牌效应的大型厂商，或者有专利壁垒、利润较高的厂商（或者二者兼有的厂商）身上，因为他们才有资金建立复杂的销售-服务网络。对于这一变化，我还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农资体系，我的认识也可能比较粗浅。但是对于这种趋势，还是可以简单分析。当长期、正规的规模化经营在一地逐渐占据主导之后，规模经营户便有动力做两件事，一是从更上级、更大型的经销商拿货，二是采用更多的新型农资（往往有专利壁垒）以提升产量。这就会助推本地传统的农资经销体系的解体，从而使小农难以获得农资。

因此，中农支撑着小农。一个稳定的中农群体，是这些种田的老人的关键后盾。

整田与大户

农业的规模经营的一个前提是土地的平整，或者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其逻辑基础是上文提到的两种土地流转的内在逻辑。土地平整前，外来经营者难以获得预期的收入，因而就不愿出较高的流转费来与中农竞价。而当土地平整以后，规模经营的潜在收益提升，就会有一部分外来经营者来与中农竞争土地，因为其预期的是规模效应，因而能接受较低的单位面积收益，进而产生了较高的流转费。这是后发地区农业规模的典型发生路径，先发地区如东北平原逻辑则有所不同。

问题在于，为何中农不能通过扩张规模而成为大包户，并在此过程中保留自身的经营特点，如较低的地租。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农业规模化经营发生路径的关键。这就要分情况讨论，即土地经过平整和土地未经过平整的情况。在土地没有经过平整时，中农如果将流转范围扩大出组（或者说原生产队范围），会造成土地的分散，增加管理成本；并且，小组是真正的熟人社会，行政村是半熟人社会，中农流转小组以外的土地，要出较高的流转费（实际上是隐含风险的保险金），在经济上不合算；最后，如前文所述，一个小组内的土地足以支持1-2户职业中农，或者4-5户兼业中农，中农也没动力去流转组外土地而扩大经营。而在土地平整之后，确实会有一部分具有经营头脑的中农会去扩大经营规模，试图成为大包户，其过渡形态是所谓“家庭农场”。而当其在小组以外，甚至于村外流转土地时，其身份就等同于外来经营者，其潜在的竞价对手也是外来经营者，其不可能在维持原有的低地租，其经济逻辑就从中农逻辑转换为规模户逻辑。如附近村的喜娃，本身是中农，同时是农机手，还经营二手农机生意，近年其所在的几个村进行土地平整以后，他在隔壁村整体流转了200亩土地，流转费用1400元/亩（大亩），并以此抵押贷款20万元，这部分贷款享受3%的低息，以此支持其二手农机生意和农业生产。喜娃代表了向规模户转型的中农，这部分农民在与外来资本竞争时处于弱势，因为其缺少资本，经营风险大，承包期短，也无法在承受暂时亏损的情况下通过高价竞争土地。因此，在生产条件较好，外来资本有盈利条件的地方，外来资本会挤压这部分，从而抑制中农向规模户的转变。而在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如沙洋县西部的岗地，其本地的中农转型而来的“家庭农场”有一定生存空间。我们姑且称这两类经营主体为在地化规模户和资本化规模户。

在地化规模户和资本化规模户的经济行为逻辑有所不同。在地化规模户往往资金量较小，因而难以承受亏损，且有较多在地化规模户的地区，其生产条件也相对较差，地租虽高但不至于过高。因而，在地化规模户预期一个低但稳定的账面亩均收益。还是以我25年年中调研的沙洋县西部的岗地为例，有一个村经过土地平整后，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压力下，由村集体成立合作社，种植水稻。最初流转700亩（标准亩，本段下同）土地，流转费700元/亩，但却连续两年亏损，不得不下调到400元/亩。在700元/亩的流转费下，预期收入接近0，甚至为负，但在400元/亩的流转费下，其预期收益为200元/亩。该地平整后的地块大小也在10亩以下，故而生产条件较差，客观上限制了外来大资本的下乡。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地方的生产条件比较好，就会有外来资本竞争土地，其流转费用就会达到一个本地小资本无法承受而外来较大资本勉强可以承受的水平。而即使没有外来资本竞争，在生产条件相对欠佳的地区，其本身的生产成本高，即使是略高于非正规流转的流转费，其预期收益也较低。在地化规模户的资本量小，固定投入低，技术水平也不如大资本，这样就加剧了经营风险。而资本化规模户，由于其要将流转费抬高到高于本地化规模户承受范围的水平，加之追求连片经营，部分关键地块承包户的抬价造成示范效应，其流转费甚至会超越平均盈亏线，进入上文所分析的规模户的经营风险逻辑中去。无论是哪种规模户，其经营风险都很大。万一其破产，在其已经消灭或者大大挤压本地稳定中农群体的情况下，又不能将这部分土地给中农耕作，而承包户也无法接受陡然下降的流转费，不可能马上将土地流转给潜在的中农群体，在找不到新的资本经营这部分土地时，就会造成巨大的粮食安全风险。遑论资本跑路后的治理成本。

平整土地之后，客观上创造了规模经营的获利可能，就会吸引本地小资本或者外来大资本进入农业经营。这样，土地流转费用就在竞争中被推高了。而对于脱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又乐见其成，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农民常说，“最难还是人情债”，农民本身就有避免深度卷入人情关系的倾向，在此种情况下，乡土人情阻碍不了土地落入大包户手中。去年年末，隔壁村整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由于指标不够，将我村邻近的3个小组统一纳入整改范围。在整改之后，我询问我的奶奶，整田之后我们家的十几亩土地如何办。奶奶放低声音告诉我，希望给大包户，因为每亩能有1000元以上的流转费收入。而另一方面，许多中农担心大包户抬高地租，这样他们就无地可种了。这种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趋势，在“无人种地”和“农业现代化”的话语下，还被人为大大加速了。

农业规模经营的最大困难在于，要想能够获利，则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进行生产条件的改善，核心是土地平整、小田并大田。现在的情况是，国家替资本出了这部分钱，而资本客观上从国家的巨额投入中获益。将其理解为一个产业政策，则并不必然存在公平正义问题。然而问题是，国家的巨额投入可能只换回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巨大风险，长期来看更有社会保障的巨大压力。也就是收益私有化，风险社会化。

总论：土地收益的蛋糕分割术与反斩杀线的土地

中国有巨量人口，需要巨量的粮食，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是国之根本。因而，大部分土地都必然用于生产粮食，以粮油作物为主的耕作模式必然占主导，因而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必然是粮油作物种植中的问题。我国粮油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最关键的特点是“双稳定”，即产量相对稳定，价格相对稳定。而粮食作物的生产成本中除去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的部分也相对稳定。这样一来，一分地就有一分收益，在我村，大概是1500元/亩。这部分收益可以表现为劳动收入（直接经营或者被雇佣）、土地收入（即流转费）以及利润。事实上，不同的经营模式便是以不同比例在不同的收益表现形式中进行分配。

对于小农经营而言，这部分收益几乎全部表现为劳动收入，或者不计劳动收入的“利润”，二者是高度同构的。对于职业中农经营而言，这部分收益分解为自身劳动收入（中农也充分使用自身劳动力，同小农一样，这部分也可以视为不计劳动收入的“利润”）约1000元/亩、雇工的劳动收入约200元/亩、承包户少量流转费收入约300元/亩。对于规模户经营来说，这部分收益被分解为极少的资本收益，少量的雇工的劳动收入，以及占大部分的承包户的流转费收入（1400元/亩）。当然，规模户可以通过降本增效做大蛋糕，但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这不是主要矛盾。关键在于，中农-小农的经营模式中，其收益分配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而规模户的经营模式中，其收益分配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按产权分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农-小农的经营模式毫无疑问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最近，斩杀线的问题很火。美国之所以会产生系统性的斩杀机制，重要方面之一在于有正常劳动力的人在收入跌破某一阈值之后，被系统性剥夺劳动的机会。我国能够anti-斩杀线，既有脱贫攻坚与巩固衔接的伟大实践，更重要的基础在于。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生产条件 、农业政策之下，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有序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坚固的农业内生秩序，这套农业内生秩序以小农-中农为主导，自始至终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并且，几乎全部的有劳动力的农民，都享有自由投入农业生产的权利。返乡农民可以轻松从中农手中要回土地，而中农失去部分土地后，也能通过在配置劳动力获取相当收入。邓思齐叔叔最多时种53亩田，现在种37亩田，就是因为有两户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务农。农村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未来一段时间也会是中国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我国anti-斩杀线的核心装置正是土地。

然而，当前政策实践却将之视为落后的东西而扬弃，会造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