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那个雨天,香港湾仔湿漉漉的。
一辆灵车悄没声儿地往火葬场后山开。
车厢里头,坐着的是吴雯和她的大儿子。
棺材板里睡着的,是那个活了86岁的姚克。
这送行的场面,冷清得让人心里发毛。
报纸上没见半个字的讣告,文化圈也没人来磕头,就连他当年在香港那块地界儿上一手拉扯起来的“南风出版社”,也早歇业大吉了。
这要是把他这一幕写进戏折子里,怕是姚克这辈子最讽刺的大结局。
要知道,这老头子一辈子最拿手的就是写那些改朝换代、恩恩怨怨的大戏。
当年他笔杆子底下的《清宫秘史》,大导演那是抢破头要拍。
可轮到他自己唱完这出戏要下台的时候,身边也就剩老婆孩子俩人。
他这一生,三个老婆,七个娃。
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有个闺女根本不认这爹;上海弄堂里头,还有个闺女连姓都改了;只有跟在身边长大的这五个小的,眼瞅着他从风流才子熬成了为了一口饭四处奔波的糟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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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他哆哆嗦嗦留了句话:“要是能行,骨灰送回苏州。”
可偏偏连这就剩一口气的念想,最后也没落着好。
那一捧骨灰,到底还是留在了湾仔火葬场的后山,成了没人要的孤魂野鬼。
咱得琢磨琢磨,一个顶着耶鲁文凭的大才子,咋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步田地?
都说他是“渣男”,是“负心汉”。
这话糙理不糙,但还没说到根子上。
要是把那些情情爱爱的皮扒开,去看看他人生里那几个紧要的关口,你会发现,姚克这辈子,就是一本反面教材:一直在“面子”和“里子”、“才华”和“过日子”之间,做着亏本买卖。
回回他都觉得自己抄上了近道,可回回都在透支后半辈子。
第一笔糊涂账:1945年的“丢车保帅”
把日历翻回1945年,那是姚克名声扫地的开头,也是他那点小心思露得最干净的一回。
那时候的姚克,走哪都带风。
耶鲁回来的洋墨水,一肚子学问,娶的还是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大明星——上官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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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眼里,这是才子配佳人。
上官云珠演着姚克改的戏,台上台下那叫一个热乎。
1944年闺女姚姚落地的时候,姚克还在酒楼摆了十桌,拍着胸脯嚷嚷自己“总算落听了”。
可说白了,这两口子的天平从打一开始就是歪的。
姚克这人,旧文人的酸气加海归的傲气,混一块儿了。
在他眼珠子里,上官云珠先是个“唱戏的”,然后才是老婆。
街坊邻居老能听见半夜里的吵架声。
姚克那句“你也就是演戏,你懂个屁剧本?”
不光是两口子斗嘴,更是打骨子里瞧不上媳妇。
他想找的是个给他端茶倒水、一脸崇拜的小迷妹,而不是个名气比他还响亮的女强人。
这时候,岔子出了。
他在南京碰上了吴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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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雯是什么人?
家里有矿,人长得水灵,读过书,最要紧的是——有钱,还听话。
这两人搞破鞋被撞破后,吴家没撒泼打滚,直接把话撂那儿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个死命令——必须把那个“唱戏的”甩了,明媒正娶进门。
这会儿,摆在姚克跟前的路有两条。
头一条:回家跪搓衣板,向上官云珠认错。
但这不光得面对那个心气儿极高的老婆的冷脸,还得继续被人说是“靠老婆吃饭”的小白脸。
第二条:顺坡下驴,入赘吴家。
既能满足大老爷们的掌控欲,还能抱上个金饭碗。
姚克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
他选了第二条。
上官云珠那也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主,抱着闺女就搬走了,只留下一句话:“咱俩,玩完。”
姚克连句软话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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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头就扎进了吴雯的温柔乡,1947年在南京办了场惊天动地的喜事,接亲的车队排起长龙,吴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把大厅挤得满满当当。
乍一看,姚克赚了。
换了个听话又有钱的媳妇,男人的面子撑住了。
但这笔账,他算岔劈了。
他太小看“人心”这东西了。
文人圈子里,你风流点没事,但要是“负心”还“嫌贫爱富”,那就是过街老鼠。
他丢的不光是一个死心塌地爱他的女人,更是他在上海滩立足的脸面。
上官云珠后来跟人提起来他,冷冰冰就俩字:“死了。”
至于那个闺女姚姚,长大了宁愿改名换姓也不提这爹。
这种血缘上的口子,拿多少金条都堵不上。
第二笔糊涂账:1949年的“亡命天涯”
要是说1945年是为了“面子”和“当家作主”,那1949年前后这步棋,纯粹就是为了“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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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刚结完婚没多久,天变了。
上海这地界他是待不住了。
一边是“抢了红星老公”的骂名让他抬不起头,另一边,兵荒马乱的,他这种挂了号的“旧派文人”,怎么看怎么悬。
关键时刻,吴雯显本事了。
这姑娘不是一般的富家小姐,有主意,也有路子。
她跟姚克说了句话:“你就管写字,剩下的事我来扛。”
这话听着是疼人,其实是把家里的权拿过去了。
吴家托了关系,办好手续,直接把姚克打包送到了香港。
这步棋里,姚克基本就是个听喝的。
没炸刺,也没废话。
他心里明镜似的,就凭自己那两下子写剧本的手艺,在乱世里连自己都护不住,更别说养家糊口了。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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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日子可没他想的那么诗情画意。
房子是吴雯娘家给的。
没过三年,两口子一口气生了五个娃。
三个小子两个闺女,加上大人,一家七张嘴等着吃饭,全指着姚克那根笔杆子。
以前在上海,写戏那是为了艺术,是为了听满堂彩。
如今在香港,写戏就是为了换柴米油盐,换孩子的学费,换那一针针的胰岛素。
他傲气惯了,可在肚皮面前,傲气连个屁都不是。
导演找上门,钱给得再少也得接。
旁人笑话他落魄,当年那个眼高于顶的耶鲁才子哪去了?
他只能苦笑一声:“养活七个孩子,你试试看。”
这哪是过日子,简直就是服苦役。
糖尿病早早找上门,五十岁就开始扎针,腿肿得像馒头,整天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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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神赶稿子,烟屁股一根接一根,半夜咳得跟拉风箱似的,又怕吵醒老婆孩子,只能缩在书房里一边泡脚一边写。
这时候的他,没准会想起当年的上官云珠,甚至想起更早的那个英国媳妇。
提那英国媳妇,那才是他人生头一笔烂账。
1920年代,他从耶鲁留学回来,领回个洋婆子,生了个混血闺女叫“莉莉”。
那时候多风光啊,觉得爱情没国界。
可抗战一打响,物价飞涨,日子一紧巴,英国媳妇受不了要走。
姚克干啥了?
他啥也没干。
眼瞅着媳妇抱着孩子上了船,这就断了线了。
他这人老毛病改不了。
一遇上难处,习惯性地就是“撒手”,就是“躲”,以为只要把眼前的麻烦躲过去了,天就亮了。
但他忘了,麻烦能躲,债躲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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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带回英国的闺女莉莉,长大了死活不认他。
爷俩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52年,那之后,就跟石沉大海一样,再没信儿了。
最后的算总账:没人接茬的剧本
上了岁数,姚克开始整宿整宿地想家。
这都是人性的老路子——年轻时拼了命想逃的地方,老了以后就成了心里的白月光。
1950年代,他托了好几拨人,又是递信又是带话,想回大陆瞅瞅,回苏州老家看看。
他甚至幼稚地在那辩白:“我也不是政治犯,我就想回个家。”
但他显然太把自己当根葱了,也把历史的车轮想简单了。
没人搭理他。
他在中文大学教书,折腾出版社,把自己写的《西施》《王昭君》搬上大银幕,也赚了俩钱,博了点虚名。
但这有啥用呢?
1969年刚入冬,糖尿病加上心脏衰竭,他住进了玛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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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醒过来,他对守在床边的吴雯说了一句:“我想回去。”
这是他心里一辈子的刺。
他写了一辈子别人的悲欢离合、家国情仇,可他自己却成了那个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他这三个女人,正好对应了他那三步棋:
英国媳妇代表了年轻时的虚荣跟浪漫,结局是始乱终弃;
上官云珠代表了事业上的顶峰跟硬碰硬,结局是背信弃义;
吴雯代表了晚年的认怂跟活命,结局是客死他乡。
吴雯是懂他的,也是对他最够意思的。
她忍了他的过去,甚至在他死后,还想着帮他圆那个梦。
1991年,姚克走了。
遗嘱里写着:“要是能行,骨灰回苏州。”
吴雯看着这行字,只说了三个字:“我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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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力不代表能办成。
在那个年头,要把骨灰送回内地安葬,难如登天。
信发出去了,没人接;话带到了,没回音。
最后,姚克的骨灰只能窝在香港。
那个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让无数女人流泪、让无数观众拍手叫好的大才子,最后只剩下这凄凉的一幕:细雨蒙蒙中,老婆和儿子捧着他的骨灰,站在火葬场的后山。
没人言语,也没人来认领。
回头看姚克这一辈子,他其实一直是个算盘打得精的“利己主义者”。
感情上,选好拿捏的;生活上,选有饭票的;乱世里,选最稳当的。
每一步棋,从战术上看,他都保全了自己个儿。
但从战略上看,他输得底裤都不剩。
他赢了安稳,输了亲情;赢了活命,输了归宿。
他一辈子都在算计怎么让自己过得体面点,却没算到,人生这本大账,从来不是靠躲和算计就能抹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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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光顾着赶路,把行李全扔了,等你到了终点才会发现,手里头依然是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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