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人工智能“精准洗脑”的真相：比起真枪实弹可怕

当你在靠近某家商店时，手机上突然弹出的一张优惠券或许会让你感到贴心与便利。这些能够精准捕捉你的地理位置并诱导消费的人工智能系统，其背后的逻辑远不止于商业促销。

它们同样能够被用于推断你内心的恐惧、你的信任偏好，以及你更容易被哪种叙事所打动。驱动精准营销的人工智能算法，正日益展现出其左右人类行为的惊人能量。

这种技术能力的飞跃引发了人们的深切担忧：各国政府可能会如何利用这些工具，来重塑公民对战争与冲突的看法。在信息迷雾中，冷静审视权力机构如何利用这些系统，或许能帮助个人与国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找准航向。

作为一名安全研究员，我致力于探索并刻画技术对个人和社会构成的风险。人工智能介入后的影响力运作，不仅引发了关于人类行使自由意志能力的讨论，更在深层意义上动摇了社会辨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逻辑根基。

人工智能与基于位置的服务深度融合，正在推开营销领域的新大门。所谓的基于位置的服务，是利用室内传感器、手机信号塔和卫星提供的地理数据，在特定区域内精准投放商品信息或服务，这种能力在技术上被称为“地理围栏”。

当营销公司将海量的个人行为数据——包括人们通过移动应用程序主动分享或在无意中泄露的信息——整合在一起时，他们就能根据潜在客户的喜好、行为和言论进行精准的受众分层。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度挖掘，营销系统能够构建出极具辨识度的个体画像。

一旦这套系统掌握了用户的实时位置，并对其喜好做出了准确推断，它就能设计出极具针对性的优惠券或广告。这种策略不仅能影响个人的决策，甚至能左右整个群体的行为倾向。人工智能与地理围栏、受众分层的结合，使得超大规模的个性化营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这种技术的演进与战争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利用心理博弈来赢得战斗或消弭战争，其历史与武装冲突本身一样悠久。公元前496年去世的古代军事家、哲学家孙子曾在其著作中写道：“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从孙子的时代至今，高明的军事战略家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反射控制”来降低战斗风险。所谓反射控制，即引导对手心甘情愿地做出最符合战略家利益的行动，从而达到控制局势的目的。

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战略家们越来越倾向于依赖社交媒体付费广告、意见领袖、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内容，甚至虚假的社交账号，来诱导公众舆论向预设的目标倾斜。

这种足以搅动社会认知的权力及其引发的争议，已渗透进近年来的国家大选、国内动荡以及关于结束乌克兰冲突的谈判中。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外国恶性影响中心的前主任杰西卡·布兰特曾深入探讨过人工智能在外国影响力行动中的角色。与美苏冷战时期的宣传手段不同，现代的影响力博弈不再依赖于向大众广播单一的信息。

现在的战略家会同时测试并部署成千上万种叙事版本，近乎实时地监控不同群体的反应，并根据反馈不断精炼策略。这些叙事的操纵者并不需要说服所有人，他们只需要在关键时刻精准“推动”足够数量的人，就足以改变选举结果、施压国内政策，甚至引发族群冲突。

随着在线影响力运作变得愈发自动化和个性化，人们越来越难以界定“劝说”的终点与“胁迫”的起点。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在没有受到显性武力威胁的情况下，被引导至特定的信仰或行为模式，那么民主社会将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区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沟通与隐蔽的心理操纵，尤其是在冲突动荡时期。

近期的研究表明，美国民众对地方新闻来源的信任度普遍高于全国性媒体，尽管这种信任感在所有年龄段中都呈下降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任赤字正被一些无良媒体以各种方式利用，例如生成所谓的“粉红泥”新闻。

这类新闻由人工智能生成，伪装成真实的地方新闻机构发布。虽然故事中的技术细节可能准确，但其呈现方式却包裹着隐蔽的政治偏好。人工智能驱动的宣传机器直接挑战了人们评价国家行为的能力，使人们难以清醒判断自己的国家是否真的在为正义而战。

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假设公民能够在知情的前提下，对是否发起战争行使同意权。合法的政治权威需要一个信息通达的公众，由他们来决定暴力的使用是否必要且合乎比例。当隐蔽的影响力行动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左右了人们的观点，这些系统就威胁到了战争正义性的道德前提。

公民现在必须回答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究竟希望自己的信息环境如何演化？是默认欺骗已无处不在，从而接受政府对信息的管控，甚至让政府利用人工智能叙事作为武器去“抢占真相”？

还是公众应当接受人工智能干扰带来的风险，将其视为开放、多元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并坚信真相应当在透明的辩论中产生，而非受控于强力的监管？

那些决定哪张优惠券推送到你手机上的系统，正开始塑造危机时刻触达你、你的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宏大叙事。意识到这种隐秘的联系，是我们决定在算法及其背后的操纵者面前保留多少自主权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