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求学路，一段滚烫的青春岁月，我的风雨百年路自述之三

安远中学五五届同学会留影（摄于1997年10月）

很多人喜欢听传奇故事，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都是平凡日子。风里来雨里去，守着一份初心，过着简单生活。现在静下心来回望，才发现那些看似普通的岁月，早已刻进了生命里。我这篇《足迹》，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最真的心声，记录着我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也藏着一代人的沧桑与荣光。（连载三）

9、 少年求学，时代新声

一九五零年下半年我进了安远县重石小学读书。此小学就是原来的义学。校门进去就是礼堂。左边是教室和教师住房，右边是班房，里面关着各种犯人，其中有反革命分子，有地主恶霸，也有地痞流氓，他们等待公审和判决。我读高年级，因教室不够用就在一间民房楼上上课。教师教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课余还排练宣传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的文艺节目，有时在学校门口大操场上演出，也有时到乡下演出。

星期天我们常去田段水圳里抓鱼，虽抓不到几条但很高兴。一次我与几个同学结伴去丹竹面一个同学家里，路过一座很长用杉木扎成的桥。桥下水深且急，我侄世章走到桥中间，心一慌就“扑通”声掉入河里。幸好一个会游泳的同学紧跟着跳下去把他救起，不然就会没命。学校礼堂侧面坪上有两棵很高大的猪膏花树，我们常会爬上去摘花泡菜干汤吃。一大盆的菜干汤几分钟就抢吃一空，还觉得不过瘾。

我在小学读书期间，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我家虽然遭受两次贼抢后经济状况一直急剧下降，但终因田地多而被划分为富农成分：虽然家庭财物不没收，但多出的田地全都被分掉了。年女娘家的阶级成分是恶霸富农，其财产全部没收，当保长的哥哥也判劳改。

这时年女归到我家来了。她母亲不管以前的“协议”，忙送女儿归我家来了。见儿媳归来，我母亲喜出望外，一味叫年女为“老女”。年女已长高了，扎着一条大黄辫，样子不难看，且做起事来有些力气。我长得虽高但体质较弱，脸上还有几个乌蝇屎（雀斑），加之我好发性子，一句话受不了就会嚎哭，相形之下我不讨人喜欢。我嫂常会当着弟媳的面，骂我“你以后就靠当乌龟吃饭”，我与年女在一起好象不相识，见嫂夸她贬我，心里就嘀咕：“哼，等我长大就叫她滚蛋”！晚上年女与观音招（世章前妻）一床，我与母亲同铺，河水不犯井水。但大人们有他们的考虑，不久，母亲硬安排我与年女同床睡。她因娘家失势娇嫩不起来，事事会顾及我，我对她也没有什么厌恶之情，虽然河水不犯井水，但并不会疾恶如仇。

五二年暑假我参加了县在原简师举办的夏令营活动。当时公路不通，我是步行到县城的。那里的老师带领我们唱歌、跳舞、演戏，欧阳颞老师教唱《淮海战役组歌》，我至今还会唱。我这个乡下农村的孩子到县城，眼界较开了，见识较广了。在那里我结识了一批新同学。活动时间只一个月，但那段日子很温馨。

10、 负笈县城，中学时光

夏令营活动结束后，重石圩上住的张景明邀我去安远中学读书。他是安远中学老生，我原住重石圩时与他相识。经他一邀我满口答应。就这样，我没有经过任何的考试，轻易地进了初中大门。

安远中学的学生多，老师也多。我一进入学校就感到新鲜、快乐。初一年级分成甲乙丙丁戊五个班我分在甲班。班主任是钟超老师，四十多岁年纪，脸上有少许皱纹。他爱穿长衫，上课讲话慢条斯理，而且眼睛会眯一眯的。他任我们班的几何课，批改作业很仔细；还要我们写周记，他检查周记后会在本子上批几句话。

那时的安远中学校舍很破旧，我们初一年级住校生住在真君庙的楼板上，打扫时要把被席卷起，以免沾到灰尘。老师的住房也很简陋，很不显眼，我们的教室在礼堂左侧的矮屋子里。

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学生都得住校，但吃饭就有内外膳之分。外膳生一般家境较贫寒，当时的“五保公所”和“宝华第”等处，三餐吃饭时都有学生出入。我进校后一直内膳，一天三餐都在学校用膳，菜饭都是统一的。我还干了一个月的伙食管理工作，早晨三四点钟要为工友秤米过目并登记。我的衣服包给离校不远的“宝华第”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老板娘洗，每隔几天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就会去那里取洗干净的衣服。

课余的文艺活动很活跃。每一学期都会举行几次的同乐晚会，在礼堂的舞台上唱歌，跳舞和演戏，师生同乐。只可惜女生太少，演戏要男扮女装。《梁祝姻缘》中的祝英台是一个男生扮演的。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安远中学，当时放映《各族人民大团结》，人大代表赴京途中抽烟，烟雾袅袅，十分逼真，我们觉得非常神奇，每到看电影时礼堂人山人海。

初二时我们班的语文课老师是卢盛训，他教学经验丰富且很有风趣，他在课堂上时会提到他学生时代如何写稿到报社，一经录用怎样喜悦无比。我见过他的作品《风雨残迹》的封面，晚自习后我给他誊抄将要拿去发表的《语文史话》，抄完后每人吃一碗大卤面。卢老师在班上当着大家的面念我的作文《记一次同乐晚会》，我听得心花怒放，对我影响巨大。我是语文科代表，同学们的每次作文都是由我收齐交老师批改。星期天总有一群同学围着我，要我给他们讲解语文课文后面的练习题。

小学读书我就开始喜欢看小说，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看了又看，里面的情节我非常熟悉。到了初中我这种兴趣有增无减，常到图书馆借书，初一时我已看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巴金的《家》《春》《秋》。

学校教师开始了重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老师说升学光荣，劳动就业也光荣。大家要有“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学校总务处分给每个学生一块菜地，要学生将种得的蔬菜交给伙食部。我种的菜长得不好，菜叶底下很多小虫。毕业考试时语文作文题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就把这次活动写上去了，下笔有神，落笔有声，十分得心应手。

临近毕业时班主任钟超老师调南昌去培训了，以后他到信丰中学上高中课，我们班主任由教导主任黄太钧兼任。我们很舍不得钟老师离开，欢送会时班上学生廖家兴代表大家发言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引得大家发笑，怪他用词不当。

疾病是我的一大苦恼，初一时一次感冒后很长一段时间咳嗽不止。暑假回到家里我母亲和我哥以为我在校上体育课受了伤。请当地的医生开血路，那医生很荒唐，说我肺穿了三个孔，十分危险，一家人很着急。暑假后，返回学校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诊断是患支气管炎，吃几天药就没事了。疥疮也害得我痛苦不堪。可能是卫生条件差，班上许多人都得这种皮肤病。我一身都有疮泡，连手指也不漏掉。每晚躺在床上暖来就奇痒难受，这边抓了那边又痒，穿心撕肺的。寒假后与我同床的年女也有这份“享受”。

我读初中期回我嫂又生了三胎，前头生女，后面是双胞胎，即地长、飞云两兄弟。这孪生兄弟十分相似，除父母外，其他人很难辨认他俩谁兄谁弟。我初中毕业时家里有九口人吃饭了，即我妈、哥嫂以及三儿一女、我与年女。主要劳动力就是我哥和嫂，年女是一个副手。

毕业考试后学校通知我被保送到信丰高中。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别的同学要升学就得参加升学考试，能否被录取还难说。而我被“保送”去高中，三年后能再读大学，这样岂不美哉！然而当时我喜忧参半：喜是毋须考试即可升高中；忧是我没有父亲，一切都得靠我哥嫂，在经济拮据情况下能实现由高中升大学的美梦吗？高中能否读完也难说呢！幸好暑期学校派一位老师家访，在我家住了一宿，我母亲向老师反映了这情况。八月下旬的一天，邮差送来一张赣州师范的录取通知书，这可把我一家人乐坏了，真是喜从天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