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师一分为三，为何分出两大野战军，三位元帅，三位大将？

1937年秋，华北的山风已经有了寒意。五台山脚下的一处村庄里，几个军政主官围着一张简陋的木桌摊开地图，油灯忽明忽暗。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一分，怕是以后再难凑到一块儿了。”这句带着几分感慨的话，很难有人想到，日后竟牵出两大野战军的崛起，也关联起三位元帅、三位大将在战火中走向巅峰的曲折道路。

有意思的是，一切要从抗战初期的那次大改编说起。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面对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为115师，红二方面军改为120师，红四方面军改为129师。表面上只是一纸番号的变化，骨子里却是力量重新布局的起点。

115师的构成颇有讲究。它的主干是从中央红军一路征战、刚刚走出草地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连同在陕北苦战多年的红15军团一起，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军团主要来自中央苏区，红15军团则以陕北、鄂豫皖地区的武装为基础，两支部队的作战作风、干部结构、群众基础都不一样，短时间内磨合到一起，难度可想而知。

聂荣臻在晚年回忆中提到过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细节。东征山西的时候，一军团在相对富裕地区作战，缴获颇丰，扩兵顺利；红15军团活动在山区，筹款和兵员来源都吃紧。毛泽东电示，要一军团把扩来的新兵分给十五军团一部分。军团长心里有抵触，嘴上虽不说，实际上还是打起了“小算盘”。这种带着本位色彩的心理，在任何一支久经战阵的部队里都不难理解，但对后来115师的内部安排，其实埋下了一个伏笔。

改编为115师后，红一军团成了343旅，旅长陈光；红15军团成了344旅，旅长徐海东。一个是从江西血战到长征的老牌劲旅，一个是西北苦战积累起来的铁军，各有骄傲，也各有短板。抗战全面爆发后，115师奉命东进太行、太岳交界地区，首战就是后来名震中外的平型关。

平型关一役，343旅是绝对主力。陈光指挥下，685团、686团在要点展开伏击，把一支日军辎重队打得七零八落。344旅则因为地形和天气的限制，没有全部投入。一个团被突发山洪阻隔在外，另一个团作为预备队参与了最后的围歼。战报发出去，外界普遍把功劳记在343旅头上。时间一长，在不少人心里，343旅成了“王牌中的王牌”，344旅则显得有些“憋屈”。

平型关之后，115师并没有留在原地“吃老本”，而是迅速转入新的部署。就在这个节点上，115师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一分为三”。

一、五台山“分家”：三千人打出一片天

1937年冬天，为了策应华北战局，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115师主力南下汾河、晋南地区，同时留下部分骨干和部队，在晋察冀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个看似顺手的调整，后来被许多人称为“五台山分家”。

“分家”怎么分，谁留下，谁随师主力南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根据聂荣臻的回忆，当时师政委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坚持游击战争；罗荣桓具体负责机关、后勤等部门的人员分配。聂荣臻对罗荣桓只提了一句：“你来分，你公平，我不争一个人。”话不多，却透出一种心里有数的坦然。

结果是，留在晋察冀的力量看上去并不“好看”。从人数上说，只不过3000多人：115师独立团、一个骑兵营、教导队的两个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和两个连，再加上一部分机关干部。机关同志打趣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一条炕就够睡。”这句略带自嘲的话，很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窘境。

试想一下，在敌强我弱、地形复杂、根据地尚未成型的晋察冀，把最宝贵的野战主力放走，只留一支“偏师”打游击，这在很多人看来多少有些“吃亏”。但正是这支看似薄弱的力量，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成长为华北敌后最顽强的一支劲旅——晋察冀军区部队，并最终成为华北野战军的重要基础。

晋察冀军区的领军人物，除了日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聂荣臻，还有一位后来同样名震军中的大将——罗瑞卿。罗瑞卿原本就是红一军团的干部，改编后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从思想政治工作到组织建设，都给了聂荣臻极大的支撑。两人配合默契，一文一武，把这支“偏师”带上了正路。

从1938年到1945年，晋察冀根据地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扩展，部队从数千人发展到数十万人。不得不说，这种从零起步、边打边建的能力，在当时各大战略区中都颇为亮眼。也正是这份底子，让聂荣臻在1955年授衔时，毫无悬念地站到了元帅的行列。

有意思的是，晋察冀军区在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初期，对东北的支援力度也非常突出。仅从聂荣臻的回忆中，就能清楚看到三次较大规模的支援行动：1945年8月，从冀热辽抽调8个团1个营约1.3万人和2000多名地方干部北上；1946年10月，主动建议将冀热察、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1947年，组建詹才芳纵队开赴东北，并建议将整个冀东地区划入东北军区。

除此之外，晋察冀军区先后调出可组成25个团的干部和若干部队，支援东北作战。据统计，1945年后先后划归东北的晋察冀部队包括3个纵队、6个独立旅以及大量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十几万人。这些具体数字背后，正是115师当年那次“五台山分家”的远期效应。

二、南下山东：343旅与罗荣桓的“重拳”

与留在晋察冀“打基础”的那一支相比，115师主力南下后的路子明显不同，更偏向于集中兵力打大仗、打硬仗。平型关大捷之后不久，115师在晋东北继续活动，紧接着又迎来了第二次“分家”。

这一次的调整更为直接。344旅，也就是原红15军团主力，被划归第18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后来多由129师在作战上统一协调。115师师部能够直接指挥的野战力量，实际上只剩下343旅。表面看，115师“缩水”了不少，但这恰恰为343旅单独担纲创造了空间。

343旅当时下辖两个团：685团和686团。685团团长杨得志，政委吴文玉；686团团长李天佑，政委杨勇。这几位名字，在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都十分显眼。杨得志成为一野名将，李天佑在装甲兵建设上功勋卓著，杨勇则在战役指挥中屡建战功。可以说，343旅是名副其实的“将星营地”。

不久之后，师长林彪负伤离队，陈光顺理成章地担任115师代理师长，罗荣桓从政治部主任转任115师政委。陈光指挥果决，罗荣桓擅长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两人带着343旅主力东进山东，与当地的山东纵队合编。这一组合，直接催生出了后来实力最为雄厚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地区的形势很特殊。一方面，日伪势力进入较早，统治手段严密；另一方面，地形相对平坦，利于大兵团运动。对343旅来说，既是机会，也是考验。罗荣桓在山东期间的工作，远不止带兵打仗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在复杂局势下协调各方力量、统一军政领导。这种综合能力，是他后来位列开国十元帅的关键原因之一。

从抗战中后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山东部队的成长速度惊人。到1945年前后，山东地区部队人数已达数十万，成为华东根据地的坚实依托。1945年以后，罗荣桓组织6万余部队北上，进入东北，同样为后来的东北战局提供了重要兵力来源。换个角度看，当年343旅南下山东，既是在华东扎根，也是为未来的东北战场提前“储备”。

值得一提的是，343旅及其后续部队中，还走出了另一位元帅——谭政。谭政虽然主要以政工专家著称，但与罗荣桓一样，长期在一线大军团中负责政治工作。尽管有些版本在统计“源自115师的元帅”时并不将谭政计入，但从履历看，他和115师的渊源同样深厚。

从林彪、罗荣桓到谭政，115师这条支系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元帅的身影。如果再把后来在不同战场担当重任的将领一一列出，就更能感到那种“将星云集”的密度。不得不说，343旅南下山东这步棋，迈得既冒险，又极富远见。

三、344旅南北分路：从华中到东北的“第二条脉络”

相比于343旅的集中发展，344旅的道路则要曲折得多，也更分散。按照当时的部署，344旅划归18集团军总部指挥，战役行动多由129师统一协调。这支原本来自红15军团的部队，在抗战中期经历了数次关键转折。

旅长徐海东在战斗中积劳成疾，病情严重，只得离队休养。徐海东在红军时期就是敢打硬仗的名将，在鄂豫皖、陕北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是少数在红军时期就已形成广泛声望的指挥员之一。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与115师渊源极深。

徐海东离队后，344旅由杨得志代理旅长，黄克诚任政委。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344旅逐渐分为两路力量，各自向不同方向开辟新的根据地。一部分在杨得志带领下，奔赴冀鲁豫一带活动，探索在黄河以北建立稳定抗日根据地的可能；另一部分则由黄克诚率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华东之间的结合部挺进。

黄克诚南下后先与彭雪枫会合，商讨下一步部署。两人分手时，黄克诚把344旅的主力留给彭雪枫，自己只率领三个团继续东进，目标直指皖东北地区，与张爱萍部会合。有人曾经评价这一步“大为吃亏”，因为将主力留在华中，自己则带有限兵力去苏北开辟新根据地，风险极大。但从后来结果看，这种“先舍后取”的决断非常关键。

在苏北，黄克诚以南下部队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三师。在华中敌后复杂多变的局势中，这支部队的生存环境远比华北艰难。敌伪军、顽固派地方武装、自然条件等因素交织，部队在运动中发展、在挫折中壮大。黄克诚以刚直不阿、处事果断著称，对部队作风要求很严，这一点在苏北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正是对这段经历和后续战功的综合认可。

抗战胜利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从苏北出发，开赴东北。几乎在同一时期，从山东出发的罗荣桓也组织了6万余人的部队北上。两路大军汇集东北，加上晋察冀、华中等地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逐步形成了东北野战军的骨架。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来自115师系统的力量，在东北会集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分合与磨炼。一部分源自晋察冀军区“偏师”的干部和部队，一部分出自山东根深叶茂的主力，一部分则来自344旅南下苏北后组建的新四军第三师。看似分散，实际上都带着115师的影子。

说到344旅，还不能忽略另一位与115师联系紧密的大将——罗瑞卿。虽然罗瑞卿主要活动在晋察冀，但其最初出身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改编后属于115师系统干部。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他在政法工作、军队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1955年授衔为大将，将他的履历与115师的分合脉络联系起来，就能看出其中一条清晰的线。

这样算下来，从115师“老底子”里走出的，已可明确点出的就有三位大将：徐海东、黄克诚、罗瑞卿。如果把这三人的战场履历与各自所在部队的发展轨迹对应起来，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他们几乎都在“偏远战区”或艰苦战场上担任过主要负责同志，带着部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四、东北与华北：两大野战军的成形与“合三为一”

抗战结束后，115师相关部队迎来了一次“大汇合”。从表面上看，是各路部队调动进东北、华北等战略要地；从更深层的视角看，则是115师当年“一分为三”之后，力量重新组合、再度放大的关键阶段。

东北方向的力量，主要有几部分来源。一是罗荣桓从山东北上的约6万余人；二是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三是由晋察冀军区先后抽调的各纵队、独立旅及地方部队，累计十几万人。这其中，属于115师系统的干部和骨干并不少见。

这些部队进入东北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前后的一系列作战，逐步形成了以林彪为主要指挥员的东北野战军。林彪在红一军团时期就是115师系统的核心人物之一，改编后任115师师长。虽然在抗战中期因负伤离队，但在东北战场，他重新站到了前台。东北野战军后来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压舱石般的作用，这一点不难理解。

另一条线则通向华北。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多年斗争中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兵力和干部。随着形势发展，这些力量与晋绥、冀鲁豫等地部队一同整编，逐步形成华北野战军。聂荣臻在华北战场承担重要指挥任务，罗瑞卿等人则在政治、组织方面发挥作用。

从组织沿革上看，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这两大力量体系中，都能清晰找到115师“一分为三”之后各支部队的影子。东北有来自山东、苏北、晋察冀北上的部队，华北有以晋察冀军区为基础的主力集团。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使得115师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师或一个番号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115师在抗战初期分出的几路力量，并非简单地各自发展，而是在不断的会合、再分散、再会合中重组。例如，当年343旅与344旅分别走上不同道路，但在东北战场上，两支部队的后续力量却再次“合流”。又如，晋察冀军区的支援部队进入东北后，与来自山东、新四军的部队整编，彼此之间干部来源多有交叉。

如果从干部成长的角度来看，115师堪称一个“高配摇篮”。林彪、罗荣桓、谭政三位元帅不同侧重，却都在115师系统中有过重要经历；徐海东、黄克诚、罗瑞卿三位大将，更是与115师的分合变动密不可分。将这些名字与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建设放在一起，115师“一分为三”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便不再只是一句“风云激荡”的概括。

回过头看，115师在抗战之初的那次分兵，表面上是为了适应当时战场需要——一部分留在晋察冀打游击，一部分南下山东建立根据地，另一部分则向华中、华东发展。实际上，这种分布在华北、华东、华中的布局，恰好为日后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多方向的战役基础。

1945年前后，当分散在各地的115师系统部队因新的战略部署而再次会聚时，它们已经不再是当年五台山小村里那支人手紧张的“偏师”，也不再只是平型关战场上的那几个旅团番号，而是两大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大战役中攻坚、穿插、追击的主力之一。

从“一师”到“多军”，从一个番号延展出两大野战军、三位元帅、三位大将的成长轨迹，其间有必然，也有偶然。抗战初期那几次看似简单的人事和部队调整，在很多当事人眼里，可能只是顺势而为的决策；而在后人梳理历史时，却能清楚看到：115师的一分为三，既分出了地域布局，也分出了干部梯队，最终又在东北和华北的战场上完成一次更大范围的“合三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