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冬,上海虹桥机场的接机大厅里,人声嘈杂,广播声一遍遍响起。一个从河南许昌赶来的中年女子,整整在大厅里站了两个多小时,手心一直是湿的。她叫林莉,今年三十六岁,这一趟,她来等的人,不是别的,正是失散三十六年的亲生父母。
她揪着衣角,心里打鼓:“他们认得出我吗?”身边的丈夫钱深永小声劝她:“肯定认得。”话音刚落,远处一个头发花白、身形略微佝偻的男人停住脚步,愣愣地看着她,随即快步走来。林莉后来回忆,那一瞬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就知道——这就是自己的父亲。
要说这场久别重逢的缘由,还得从三十多年前说起。从山东到台湾,又从东北到河南,一家人被时代的风浪冲散在不同方向。有意思的是,隔着这条海峡长大的一对姐妹,一个成了台湾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一个却在大陆的幼儿园里当了二十多年老师,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这一对命运迥异的亲姐妹,一个叫林青霞,一个叫林莉。
一、1948年的分离:一个女婴与两条命运线
1948年春天,山东青岛刚刚回暖,海风还带着几分寒意。林家迎来了一个女儿,这是家中的长女,取名林莉。父亲林维良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医,母亲麻兰英是护士,夫妻二人忙碌又期待,对这个新生的小生命格外珍惜。
三个月之后,局势急转直下。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各地部队仓促撤离。对军队中的军医和护士来说,命令一下达,只能立刻跟随部队走。林维良夫妇接到命令时,女儿刚满百日,手里拿着命令单,两口子几乎是对望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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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紧得几乎不能多想,他们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权宜”、后来却影响一生的决定——把孩子托付给留在山东莱阳老家的父母和弟弟。
那时候,林维良的弟弟林维云刚新婚不久,准备在老家扎根。临别前,兄弟俩在院子里说了很久的话。林维良一遍遍交代:“就几个月,等局势稳定了就回来接她。”说的是几个月,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六年。
船开的时候,麻兰英抱着空着的怀,一步三回头,情绪压抑得厉害。很多年以后,她提起那一次,都只说一句:“那时候,只能走。”在1949年前后的大迁徙浪潮中,像林家这样的军人家庭不少,留下孩子、老人、妻子在大陆的情况,并不鲜见,只是那时大家都以为“迟早还能回去”。
然而,历史的走向超出了个人的想象。从1949年政权更替,到后来两岸长期隔绝,这个“小小的托付几个月”,就这样变成了横亘几十年的生离。
被留下的林莉,在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婶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她不知道自己曾经“被计划”只留几个月,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在远方的岛上,被父母在心里默念了几十年。
二、从东北到河南:普通人家的女儿在时代里奔波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家庭的生活都被压到极限。莱阳的林家也不例外。粮食紧张,工作机会有限,眼看一家老小越来越难熬,林维云生出了“闯关东”的念头。
六十年代初,这个决定落了地。一家人带着不多的行李,向东北迁移。对于那时的林莉来说,从山东到东北,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迁徙,她还不知道,未来自己还会从东北走向河南,再次改变命运的轨迹。
到了东北,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不过林莉的童年却算得上是“有苦有乐”。有粮票、有集体,有乡邻的互相照应,吃得不算好,但她至少在亲人围绕中长大。更重要的是,在她的记忆里,叔叔婶婶就是父母,家是完整的,没有任何“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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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六十年代末。1969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还在持续。那一年,林莉已经长成了大姑娘,个子修长,眉眼清秀。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背起行囊,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在田间地头劳作。
两年的乡下生活,让她对“吃苦”这两个字有了直观体会。插秧、割麦、挑水、喂猪,哪样都得学。不得不说,这段经历把她磨练得很能吃苦,也让她慢慢懂得,生活中的很多事不能挑挑拣拣,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七十年代初,形势有了变化,一些知青陆续返城。林莉有机会回城,成了一名代课教师。工资不高,身份也不算“正式”,但在当时,能进城工作已经让人羡慕。在学校里,她接触到更多书本,也接触到了后来改变她感情生活的那个人。
那人叫钱深永,从北京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南许昌曲剧团,是妥妥的“文艺青年”。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相识并不浪漫,只是经人介绍,见面的时候,双方都有些拘谨。慢慢接触下来,两个人都觉得对方踏实可亲,一来二去,情感便稳稳地走在了一起。
现实问题很快摆到面前。一个在东北,一个在河南,这样的距离,对那时的年轻人来说,可不是说走就走。要调工作,要说服家里,每一步都得斟酌。林莉最终做了一个当时不少人看起来“大胆”的决定——离开待了多年的东北,远嫁河南许昌。
到了许昌,小夫妻住的是简陋宿舍,屋里家具简单,生活条件可以用“紧巴”来形容。不过,两个人都有一股认定了就不后悔的劲儿,钱深永后来被安排到许昌内燃机配件厂工会,林莉则进了内燃机厂幼儿园,成了一名普通幼儿教师。
白天,她围着一群孩子转,教他们唱歌、画画,晚上回到家里,抄写教案、打理家务。工资不高,日子实在,但有点“苦中有甜”的意味。那时候,她只把精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根本想象不到,远在海峡那边,还有一个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家庭,在另一条轨道上驶远。
三、海峡对岸:父母的愧疚与“小女儿”的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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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莉在大陆的平凡轨迹相比,海峡另一端的故事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四九年前后,随部队到了台湾后,林维良继续在军中担任军医,工作紧张而规律。但家庭里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妻子麻兰英在产后三个月匆匆与女儿分离,到了台湾之后情绪一直低落,常常发呆,不愿多言,典型的产后抑郁叠加极度思念。
林维良起初还以为,时间久了会好一些。后来,他们在台湾又有了儿子林成森,再之后,到1954年前后,又陆续生下了两个女儿:林青霞和林丽霞。三个孩子围在身边,家里看着热热闹闹,麻兰英的情绪终于慢慢稳定,可心里那块关于大女儿的空白,从未真正愈合。
值得一提的是,林青霞从小就和一般女孩不太一样。长相清秀,大眼睛,很上镜。到了十七岁时,她因为随同学参加活动,被星探发现。那是七十年代初,台湾电影业发展迅速,剧组需要新面孔。林青霞被邀试镜,一试便中。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母亲麻兰英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听说女儿要放弃考大学、进入演艺圈,她当场否决。她在心里其实有一种复杂的担心:一方面怕女儿受娱乐圈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也担心这条路太难走。可是女儿软磨硬泡,诚恳劝说,家里人也觉得,既然有这个机会,不妨试试。
1972年,麻兰英最终咬咬牙,替女儿在一份电影合约上签了字,从此,林青霞正式踏入电影圈。也正是从那一年起,母女之间的关系多了一层:母亲不光是家里人,也成了女儿的“经纪人”,负责联络、把关,护女心切几乎写在脸上。
两年后,1974年,林青霞主演的爱情片《云飘飘》上映,票房成了话题,媒体和观众开始频频提起她的名字。之后,她一部接一部地拍片,不断拿奖,到了八十年代,已经是两岸三地知名度极高的女星之一。银幕上,她是无数观众心中的“女神”;银幕下,林家却总觉得,这个热闹的家庭一直缺一个人。
每到夜深人静,麻兰英常常对丈夫说:“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了,是不是还活着……”说到这时,两人都不太愿意向下想。那时的两岸关系长期紧绷,互通消息困难,普通人想打听大陆亲人的消息,渠道非常有限。只能托人、托信,再加上只言片语的间接消息,效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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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林青霞是从父母零碎的唠叨里,慢慢拼出了“还有一个大姐在大陆”的事实。起初,她只大致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被留在山东的大姐,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等事业逐渐稳定,家中说起往事的频率多了,她才明白,母亲多年来郁郁寡欢,除了生活不易,更大的原因是这份剪不断的牵挂。
到了八十年代初,两岸关系开始出现缓和迹象,台胞回大陆探亲有了现实可能。对于林家来说,这无疑像是被关闭多年的窗户缝突然松动了一点,光风有机会溜进来。
1982年秋天,林青霞接到一个到山东拍戏的片约,她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下来。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工作机会;实际上,她心里清楚,这次北上的镜头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寻找多年前在山东留下的那部分亲人。
拍摄期间,她利用空闲时间四处打听莱阳、青岛一带“林家”的消息,可惜线索模糊,信息年代久远,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找到。等拍完戏离开,她心里一直有些遗憾:人走了,事不算彻底。好在,父母并没有就此放弃。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林维良夫妇通过各种关系辗转打听,总算得到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当年的弟弟一家已经从山东搬到了东北,二是大女儿后来从东北嫁到河南。消息真假还无法完全核实,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一条可以追下去的线索,于是越发着急。
与此同时,在大陆这边,林维云也一直断断续续地关注海峡那一头的消息。每当听说有台胞回乡探亲,他就托人问一句:“有没有人知道,当年去台湾的那个林维良?”这种漫无边际的打听持续了很长时间,可惜真正有效的消息一直没有出现。
转折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当两头的信息终于有了交汇点后,一封跨越海峡的信,慢慢摸索着找到了河南许昌。
四、一封信、一场重逢:认亲之后,命运静静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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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末,河南许昌内燃机厂幼儿园里,冬天的风带着一点潮湿。林莉正在整理孩子们的画纸,一封从吉林寄来的信交到她手里。寄信人是她一直视作亲生父亲的林维云。
拆开信之后,她愣在原地。信纸上,那个熟悉的字迹格外认真:“你亲生的爸爸妈妈不是我们,他们在台湾,这么多年总算有了消息……台湾有个叫林青霞的大明星,是你的妹妹。”
看到“大明星”三个字,她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幼儿园里那些挂在墙上的孩子画作,一下子变得遥远。她下意识对旁边的丈夫说:“你掐掐我,我看看是不是做梦。”那一刻,她得知自己不仅有两套父母的称呼,还有一个名字在电影海报上到处出现的亲妹妹。
从理性上说,这封信解释了很多多年未曾触及的谜团;从情感上讲,要消化这样的信息,并不容易。后来的半年里,她时常处在一种恍惚状态,白天照常上班,晚上时不时发呆,回想着小时候一些忽然变了味道的记忆。
1984年秋天,另一封信从台湾寄到许昌。这一次是林维良和麻兰英写来的。字里行间,既有小心翼翼,也有压抑不住的激动。他们告诉女儿,自己不久后就可以随探亲团到大陆,一定要见上一面。
信拿在手里,林莉忍不住大哭一场。那哭不是简单的伤心,更像是积累了多年的未知、突然被点破后的释放。她把信一遍遍看,生怕漏掉一个字。从那天起,她开始掰着指头算时间,有时候连睡梦里都在重新安排那一天的情景。
到了1984年初冬,那架波音737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林维良和麻兰英走下飞机,心里五味杂陈。三十六年,足够一个婴儿长大成人,也足够让很多记忆变得模糊,可是关于大女儿的模样,他们始终没有完全放下。
在接机大厅相认的那一刻,三个人几乎是本能地抱在一起,泪水完全收不住。周围还有不少等待亲人的人,但这一家人的情绪很快就把周遭环境隔绝开来。
麻兰英紧紧抓住女儿的手,指节发白,似乎只要一松开,她又会消失。林维良一边抹泪,一边不断看女儿的脸,嘴里重复着:“长大了,长大了。”这个“长大了”,晚了太多年,说出口时,更多的是愧疚和庆幸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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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机场之后,在钱深永的陪同下,一家人去逛了上海中山公园、宋庆龄故居一带。林莉牵着父母的手,有时候突然就笑出来,有时候又红着眼眶。她一边走,一边听父母讲那边弟弟妹妹的情况。林维良看到街道上林立的高楼、新式的商店,忍不住感叹:“祖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不容易啊。”这一句,是一个身在岛上多年的人,被推回到大陆现实中的直观感受。
谈话间,林莉才知道,自己的弟弟林成森已经成家,从事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生意;妹妹林丽霞嫁到了美国旧金山,和丈夫一起经营一家家具店;至于另一位妹妹林青霞,就更不用多介绍,名字早已传遍海峡两岸。
其实,在真正见到父母之前,林莉心里就已经知道“林青霞是妹妹”这件事。她和丈夫曾经悄悄收集过不少林青霞的照片,还会忍不住盯着照片看,看眉眼之间有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不得不说,这种复杂的心情,既有一点自豪,又有一点恍惚——“大明星”这个词,平时只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如今却和自己的血缘绑在一起。
遗憾的是,1984年的这次重聚,林青霞没有同行。她当时正忙于拍戏,行程难以安排,姐妹俩没能在上海相见。此后几年间,家里人也曾设想过一次“全家齐聚”,奈何各有各的工作和家庭牵绊,这个小小愿望一拖再拖。
直到几年以后,机会才算真正成熟。那一次,不是在机场,不是在家里,而是在东北的一座片场。
五、长春片场:大明星像个孩子,喊“姐姐”喊不停
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年份,林青霞和当时的男友秦汉应邀到长春,拍摄后来广为人知的影片《滚滚红尘》。这次拍摄周期不短,剧组驻扎在当地,工作紧张却也相对固定,对于林家来说,这正好成为一块空档。
林莉和丈夫从许昌出发,辗转抵达长春。一路上,她心里多少有点紧张。票房火爆的电影,她没少看,报纸娱乐版上的照片也看过,然而真正要面对面见面时,她倒是有点顾虑:“她见到我,会怎么喊我?会不会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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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片场,林莉站在人群边缘,看着工作人员来回走。林青霞刚结束一场戏,脸上还带着角色情绪,没想到一转身就看到不远处的一张有些熟悉、又明显带着期待的脸。那一刹那,她眼睛亮了一下,几乎是本能地往前小跑。
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拥抱,没有太多客套,反倒像久别的小孩,又哭又笑。片场的人大多知道林青霞在大陆有个姐姐,但很多人是第一次亲眼见证这场相认后的重逢。
那几天里,林莉和丈夫住进了靠近林青霞工作地的长春南湖宾馆。林青霞和秦汉只要一有空档,就会去陪姐姐和姐夫散步、逛街。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在镜头前气场十足的大明星,在姐姐面前却一点架子也没有,像个撒娇惯了的小女儿。
林莉后来回忆,说妹妹“一路上,不是挽着我的胳膊,就是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一口一个‘姐姐’叫个不停”,那样子,和银幕上的风华绝代完全不一样,更像多年失宠的小妹,终于找到了能够依赖的那个人。
有一次四个人一起吃饭,剧组工作让林青霞作息忙乱,她每顿吃得不多,胃口小得很。钱深永平日干惯了活,饭量大得惊人,那天连吃了四碗。林青霞忍不住笑着对姐姐说:“姐夫真能吃啊!”一句话说完,桌上几个人都笑了半天,气氛轻松得很。
还发生过一件挺有画面感的小事。有天,林青霞看着林莉的头发,觉得有些长了,立刻叫人请来理发师。理发的时候,她站在旁边指指点点:“这里稍微修一点,那边齐一点……”林莉看不下去,半嗔半笑地说:“人家是理发师,知道怎么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按理说,这话有点像“训孩子”。
不料,林青霞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像得到认可一样,乐呵呵地对旁人说:“我姐说我不懂事哩,我姐说我不懂事哩!”那股撒娇的劲儿,让林莉哭笑不得,只能摇着头笑,一副拿她没办法的样子。
从旁观者角度看,这些细节其实再普通不过,无非是姐弟之间的小打趣。但结合她们三十多年的分离经历,就多少带了一点补偿意味。林青霞在台湾是“小女儿”,在观众眼中是高高在上的明星,在家人面前,却始终保留着那个需要被喊一声“乖”的一面;而林莉在大陆承担了长女、长辈、母亲等多重责任,有时候必须强撑着、不能轻易示弱。两个人一见面,很自然就找到了“姐姐”与“妹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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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林青霞结婚,嫁给了香港商人邢李源,这段婚事在圈内外都引起不小关注。婚后,她慢慢淡出银幕,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女儿和写作上。无论外界如何议论,这些都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她始终挂念着大陆的姐姐。
林父林母先后离世后,林成森、林青霞、林丽霞三姐弟陆续定居美国,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海外。不过,海峡的那一头,河南许昌的一方小屋里,电话铃声时不时响起,接过听筒的人,是已经习惯淡泊生活的林莉。
每到逢年过节,或者每隔一段日子,林青霞都会打电话给姐姐,聊一聊孩子、健康、生活琐事,还常常从海外寄一些小工艺品、玩具,给外甥们添点新鲜东西。这些物件并不特别贵重,但多少带着一种“远方的惦记”。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林莉虽然生活并不富裕,家里除了几件老家具,也就1984年父母重聚时带来的冰箱和彩电稍显“体面”,可她从不主动向弟弟妹妹开口要什么。记者问起:“有没有想过让弟弟妹妹在经济上多帮帮?”她只是平静地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愿意帮,我就接受;不帮,我也不伸手。平平淡淡也很好。”
这句话听上去朴素,却很能说明她这一生的姿态。出身的曲折,是那个时代很多家庭共同的遭遇;命运的起伏,固然有时代推动,也有个人选择。林莉既没有因为“发现自己有个大明星妹妹”而改变生活的重心,也没有因为童年的被托付而对父母心怀怨怼。
站在这个故事的尾声回看,会发现一些细节颇值得玩味。1948年的那个春天,谁也不会想到,三个月大的女婴会在山东、东北、河南之间走完前半生的路;台湾的一对年轻军医夫妇,也没办法预料,自己在岛上辛苦打拼、培养出一个家喻户晓的影星,却要等到中年以后,才能与大女儿拥抱。
海峡两岸的政治风云,翻卷了几十年,普通人的命运被裹挟其中,却又在缝隙里顽强生长。林莉、林青霞姐妹的故事,并不惊心动魄,但恰恰说明,有些情分并不会被时间彻底覆盖,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节点,重新浮出水面。
那年在长春的片场,寒风不小,路面有些滑。林青霞挽着姐姐的胳膊,一路上叫个不停:“姐姐,这边风大,小心点。”从外表看,像极了普通家庭中最小的那个妹妹,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说着再寻常不过的话。但背后,是三十多年分离后,缓慢而坚定的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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