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吃”“上浮”时代的权力结构与个体通道（附讨论）

作者 | 邵 青 教育管理学博士、旅美学者、企业家

2月20日大年初四，几位90后年轻人跟我一起讨论“强者、赢者通吃；资源、财富上浮”现象，特别提到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并对未来个人发展通道表现出深度担忧。受他们的启发，顺着昨晚的讨论，试着整理一下思路如下。

一、保罗·克鲁格曼的警告：不是“富人变坏”，而是“规则正在被改写”

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围绕一个看似熟悉却正在发生质变的现象展开，大意是超级富豪对政治、媒体与制度规则的影响，已经不再只是“游说更有力”或“捐款更多”，而是在重塑规则本身。从“公民联合”裁决之后失控的政治资金体系，到媒体平台所有权的集中，再到司法与智库体系的长期资本渗透，财富正在从“影响政策的资源”，跃升为“改写制度的力量”。

克鲁格曼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准确点出了一个结构性转型，即当顶端财富的规模突破某个阈值，政治影响力不再是线性增加，而是会发生非线性放大。个人已经不只是为某项政策投入资源，而是可以直接购买平台、塑造舆论环境、影响司法生态，从而进一步改变博弈规则本身。

另一方面，克鲁格曼的叙事也有明显的简化之嫌。他将当下的寡头化趋势，主要归因于“顶层财富集中 + 公民联合裁决”，在解释结构性变迁时，偏向单因果模型。事实上，平台化、网络效应、金融化与技术规模经济，早在这一裁决之前，就已经在系统性地重塑权力与财富分布。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富人变得更有钱了”，而是技术-资本-制度正在共同生成一种高度集中化的新结构。

因此，克鲁格曼的文章更像是一篇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动员檄文，而不是对新权力形态的完整建模，尽管它非常准确地击中了一个现实：我们正在从分散竞争的制度想象，走向高度节点化、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如同我去年对硅谷的观察：传统金融精英与现代科技精英已经联手，共同打造海量的财富增量，然后共同推高增量，进而共同分享增量。

二、“通吃”与“上浮”：回报函数的改变

如果从更冷静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赢者通吃，财富上浮”并不是某些人突然变得更贪婪，而是技术-经济结构的回报函数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工业时代，多数产业的回报曲线接近线性。更大规模、更高效率，往往意味着更稳定的竞争优势。而在今天的平台化、数字化、AI 化的时代，回报函数正在变成高度凸型，表现在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网络效应极强，数据、模型与生态形成正反馈飞轮。财富积累也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分模式改变成为科技资本的微分模式。结果是，第一与第二之间的视觉差距，往往不再是百分比级，而是指数级。

这正是典型的强者、赢者通吃（winner-take-most / winner-take-all）结构。不是“大家都在上升，而是领先者上升更快”，是价值、资源、注意力与资本沿着系统结构持续向头部节点“上浮”的必然后果。

更重要的是，这种上浮还会形成自我强化回路。头部节点获得更多资源，进而影响规则与分配机制，抬高后来者门槛，进一步固化自身地位。于是，“通吃”不再只是市场现象，而开始演变为制度与文明形态的一部分。

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修正：真正“通吃”的往往不是“最强的人”，而是占据关键结构位置的节点，比如平台入口、标准接口、分配通道、资本枢纽与规则制定层。换句话说，上浮的不是努力或能力本身，而是结构性抽成权与分配权。

三、个体的上升通道：从“爬阶梯”到“占节点”

在这种结构之下，个体的上升路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旧时代的典型路径是“爬阶梯”。成功模式是好学校、好组织、逐级晋升、积累资历。这条通路的前提是组织层级足够厚，中间层足够大，回报函数足够线性，系统愿意用时间换稳定。

而今天，这些前提正在消失。平台吃掉中间环节，AI 吃掉中间岗位，金融化吃掉中间利润，注意力经济吃掉中间品牌。结果是中间层变薄，中等回报区间被压缩，要么很普通，要么极端头部。“慢慢熬上去”在统计意义上的成功概率，正在持续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升通道消失，而是从“线性爬升”转变为“结构跃升”。当代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再表现为连续阶梯，而是表现为若干层级的关键节点。总结起来，大概可以将这些节点概括为六个层级：

第一层：基础设施与算力节点。包括芯片、算力集群、云与能源系统。这一层资本密集、规模效应极强、天然寡头化。个体很难正面进入，但仍可能通过接口型位置切入，例如算力调度、能效优化或基础设施抽象层工具。这里的上升方式，不是“拥有资源”，而是嵌入关键接口。

第二层：模型与方法论节点。对应基础模型架构、关键算法范式与新的表示方法。一旦某种方法成为事实标准，上层生态就会围绕它构建，回报呈现幂律分布。个体在这一层的跃升，关键不在“把参数做得更大”，而在于定义新问题、新范式、新抽象层。

第三层：工具链与平台节点。包括开发平台、工作流系统、API 与生态接口。这一层的本质是“所有人都要经过的收费站”。权力不在于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决定别人如何解决问题。对个体而言，这一层反而是现实可参与度最高的一层。只要工具被足够多人依赖，你就可能站在结构性节点上了。

第四层：分配与入口节点。包括搜索与推荐系统、应用商店、企业采购入口、行业标准接口与注意力分配机制。这一层不一定创造内容或技术，但决定谁能被看见、谁能被规模化，因此也是通吃效应最强的层级之一。

第五层：资本与结构设计节点。不只是“有钱”，而是设计融资结构、并购路径、激励机制、风险分配方式与资产组合逻辑。掌握这一层，意味着从“参与竞争”转向“设计竞争规则”。

第六层：规则与治理节点。包括行业标准、监管框架、合规与评估体系、认证机制与制度接口。这一层的潜力在于，把暂时优势固化为长期优势，将市场领先转化为制度领先。

这六个层级，构成了当代社会主要的“非线性上升通道”。一句话，在平台与 AI 时代，个体不再主要通过爬阶梯改变命运，而是通过占据节点改变自己在分布结构中的位置。

四、AI 制药、科研体系与创新平台：结构性空位在哪里

将上述结构投射到 AI 制药与科研创新体系，你会发现一个关键变化，即竞争正在从“谁更会做项目”，转向“谁控制做项目的系统结构”。

可以将这一体系粗略分为算力与基础设施层、模型与算法层、数据与实验接口层、工具链与平台层、项目与资产化层、资本与风控层、规则与治理层。传统 Biotech 主要挤在“项目与资产化层”，拼管线、拼适应症、拼 BD。这一层虽仍然有成功机会，但越来越像“内容创作者依赖平台分发”，定价权、退出路径与生死节奏，正在上移到平台、资本结构与规则层。

真正值得关注的结构性空位，反而集中在下面几个被低估的节点：

第一，数据与实验接口层。谁控制高质量、可闭环的数据与自动化实验接口，谁就控制模型迭代速度与可信度。这一层本质上是“湿实验时代的 API 层”，一旦标准化，就具备平台化潜力。

第二，工具链与工作流平台层。谁定义 AI 制药的工作流、模型调用方式、实验—模拟闭环范式，谁就有机会成为生态位的“基础设施型节点”，而不仅是项目执行者。

第三，项目生成与资产化机制层。不只是做项目，而是设计项目如何被生成、组合、定价与退出。这意味着从“研发公司”向“结构性资产工厂”的跃迁。

第四，规则与评估范式共建层。包括 CMC、临床试验设计、数据合规与 AI 监管工具链。谁参与制定这些，谁就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 AI 制药领域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更好的单个分子”，而是对研发系统结构、接口、平台与规则的控制能力。

五、结语：从寡头化争论，走向“节点文明”自觉

克鲁格曼的文章，揭示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政治现实，即顶端财富正在转化为规则制定权，民主制度面临结构性压力。但从更长周期看，我们面对的可能不仅是“资本太强”，而是一个以平台、算力、资本与制度节点为核心的新型文明结构。

在这种“节点文明”中：通吃不是异常，而是结构常态；上浮不是偏差，而是系统属性；个体的命运，不再主要取决于“你多努力”，而更取决于“你占据哪个节点”。

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许不只是“如何限制寡头”，而是如何在高度节点化的科技文明中，重新设计可制衡、可流动、可参与的结构本身。

参考文献：

1. Krugman, P. (2026, February 19). America’s real crisis isn’t MAGA. It’s the rise of oligarchic power. Paul Krugman Substack. https://paulkrugman.substack.com/p/americas-real-crisis-isnt-maga

2.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4. Skocpol, T. (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McChesney, R. W., & Nichols, 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 began the world again. Nation Books.

6. Butlin, T., & Wood, A. (2023). AI and the reshaping of economic pow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7(2), 45–68. https://doi.org/10.1257/jep.37.2.45

以下内容为段永朝和邵青的讨论：

邵青：永朝兄，我也在慢慢理我的思路，希望对大家对未来的判断和年轻人个人上升通道的选择能有帮助。

段永朝：，邵兄精彩评述！

赢者通吃、马太效应，在上世纪末的网络复杂性研究中，有两篇著名的论文，一篇是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理论和应用力学系的博士生Watts及其导师、非线性动力学专家Strogatz教授，于1998年6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小世界”网络的集体动力学》（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的文章；

另一篇是美国Notre Dame大学物理系的Barabāsi教授（后来在美国东北大学）及其博士生Albert于1999年10月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分别揭示了复杂网络的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性质，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以阐述这些特性的产生机理。至此，人们逐渐展开了对复杂网络的研究。

上述两篇文章是从网络拓扑结构入手研究复杂性的，也就是从节点-链接角度，研究赢者通吃的。

邵兄的分析不同，是从这种链接对节点结构-功能的配置的角度，如算力、模型、方法论、工具链、分配等更加丰富的“内容”的角度来研究的，这是当下复杂网络的特点。

但是，邵兄，我本人对“赢者通吃”这一复杂网络的“内禀特性”持保留态度。我认为这种特性或许是复杂网络研究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锢疾”而非“属性”。

换言之，这是看上去似乎是无法克服的人性，在网络“内容”层面的种种投射，但这绝非是人性“理当如此”的判词。

就好比古罗马普罗提诺修订柏拉图理念论后，提出“流溢说”，人类灵魂注定有一种向下的坠力，注定会按照存在巨链的层级，从天使、先知、哲人到万物生灵的坠落，这几乎就是定数使然；但普罗提诺所要着力阐述的是另一个方向的提升，即受到污染的灵魂在精神的作用下，艰难的提升。

这是与坠落完全相反的路径。这是升华、提炼、精萃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年轻人的“上升通道”中，最要紧的恐怕是仔细理解何谓“上升”，何谓“坠落”？

普罗提诺的思想，在古罗马基督化的过程中被神学家吸收，成为堕落-拯救模型的思想内核。

我也没有太想清楚。不过邵兄您的分析，或许为思考年轻人的“上升”通道，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邵青：永朝兄早上好！刚刚回到家里才看到您的精彩评论，反馈迟了，抱歉！

首先，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老实说，我对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关注不够，需要补课。在这里，研究的对象是为什么会有枢纽节点，而我想突出的是枢纽节点现在承载了什么样的文明级功能。

受价值观影响，我更多关注的是穷人的机会在哪儿，年轻人的机会在哪儿。如果我们把“赢者通吃”当作自然法则，相当于默认了“坠落结构”就是人类的终局。

我更多的是描述在当下的技术-制度条件下，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您指出的“上升 vs 坠落”的区分，恰恰提醒我考虑一个关键点，即结构性上升是否等于文明意义上的提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这，或许正是下一阶段真正需要回答的人性终极拷问？

段永朝：按照您分层的思想，我理解结构大约有五个层级（或者说五个Scale尺度；结构、层级、尺度的具体含义仍需细分）：

1、组织内结构

2、个体结构

3、群体结构

4、跨物种结构

5、星际结构

这五个尺度均存在内外两个维度。即尺度内结构；尺度外结构。

比如细胞膜是组织内的一种结构模式，它主宰能量的流动和资源的选择；而能量是跨层级的。

在这套叙事框架中，包含原理性叙事、机理性叙事、论理性叙事。原理性叙事讲客观的自然法则，与第一性原理相当；机理性叙事是解释性的；伦理性叙事讲应然。

上升与下降，按第一性原理，即物理学基本原理如相对性、量子、熵增原理等；

按机理性叙事，带有目的论色彩，东方相生相克、西方社会诸学科皆如此；

按伦理性叙事，则属于宗教范畴，良善道德、恻隐之心、因缘果报，均在此列。

传统叙事中，因为岁月缓慢，变化迟滞，个体直观感受的是循环往复；只是群体记忆中可以看到岁月留痕，这就是神话传说、生活教化。

现代生活快节奏、高接触、宽视野，各种链接和机遇奔涌而至，使得个体感受到的世界与古代大有不同。

这种情况最大的变化就是来世报末世报，被现世报当时报所取代。但关于因缘果报的知识谱系难以胜任，依然是旧的。

您所指出的结构转变，即从爬楼梯、慢慢熬的方式向“占据好点”的位势竞争，的确是这一变化的真谛（我称之为串行向并行的转变）。

我想补充的是，这并不必然导出这种位势竞争一定蕴含福德、善恶的差异。这是这种结构解释，尚需配合伦理解释的原委。

三种解释框架融于一身，非东西文化良好交融不可。我觉得单一文化解释，总是难免陷于偏狭吧。

邵青：您的意思是我讨论的“节点、平台、分配、算力、规则”这一套，其实只是人类社会尺度上的一种“膜结构 / 选择结构”，而类似的结构逻辑，在生命、生态、甚至宇宙尺度上都会反复出现，是这样吧？

我理解您是对的。您把原理性叙事、机理性叙事和伦理性叙事做了严格区分，这点非常重要。

事实上，在做机理性叙事时不能把机理当成原理，更不能把机理当成伦理。受教了！

总之，您的这个分层与三重叙事框架，对我确实非常有启发。

显然，我更偏向于在做“机理性叙事”，即描述在当下技术-制度条件下，结构如何塑造分配、如何制造节点、如何形成通吃与上浮。但这确实不等于可以把这种结构当成“第一性原理”，更不等于可以赋予它在伦理上的正当性。

段永朝：邵兄，完全赞成！

我理解，三种叙事结构之所以难于“合一”，历代圣哲已有所提示：

三种叙事融合的结果，往往是“玄语”迭出：如炼金术中“一就是多，多就是一”；道家言“无中生有”；佛家言“真空妙有”等。

三种叙事中，偏向原理性叙事者，是算术、逻辑、形状，是第一性原理；但太过抽象，又太过形式化；从而只有骨架，失去了“血肉”。

机理性叙事以解释为主；基本采取结构-功能原则，以实用、奏效、运转为目标函数；这一叙事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划定边界，即划定有限的问题域后，按目标函数思维，整合有限边界内的现象、要素、机理，给出之乎所以的解释。机理性解释一般带有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的色彩。

伦理性叙事脱胎于神话传说，但古典主义是与机理性叙事紧密贴合的，同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这一部分最有力量的是审判、轮回说。不过这部分叙事的力度是日渐衰微的。可能两个原因：其一是视野升维，生命视角和宇宙视角取代人本视角；其二是工具升维，外在的机械的、死的工具被活的、智能的工具取代。

如此一来，伦理性叙事的整体面貌或将孕育巨变：合法性和正当性，既不得自神启，也不得自人择，而是又回到泛神论、泛灵论的世界，承认万物有灵之下，对俗世秩序的再造。

邵青：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