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全国英雄”被判无期，曾被毛主席接见，竟是杀人凶手

1979年初，甘肃永登县档案室里，一摞尘封多年的卷宗被重新摆上案头。翻开那份写着“连城林场事件”的档案时，在场的老同志都沉默了半晌，有人叹了一句：“这事，迟早要翻出来的。”谁也没想到，纸面上那位当年的“一等功臣”“全国英雄”，会在几年之后，被押上被告席，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名“英雄”，叫刘学保。他曾在各种报纸、画册上被反复宣传，照片挂在橱窗，事迹编入小学课本；他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盛大的会议，站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接受掌声和鲜花，还亲眼见到并被毛主席接见。这样的履历，在当时足以让无数年轻人心生羡慕。

然而，到了1985年7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厅内，面对法官的提问，他再也没有了当年慷慨陈词的底气，只能低着头，断断续续地承认，那段被誉为“舍身护桥”的英雄事迹，是他一手编造出来的，而真正的真相，是一桩精心设计的杀人案。

事情要往前追溯到更早的年代。

一、从“农家少年”到“立志当英雄的兵”

刘学保1947年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宽裕。那个时候，农村孩子的见识大多来自课堂上的课本、村口的宣传栏，以及县城里偶尔张贴的英雄模范海报。那些身披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英模形象，在少年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格外耀眼的光。

在那样的氛围下，很多年轻人都有一个近乎相似的愿望：参军、立功、当英雄。刘学保也不例外，他从小对书里的英雄故事格外上心，逢人便说“以后要到部队去，干一番大事业”。在他的想象中，离开土地，穿上军装，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

1966年3月，他如愿被征入伍，来到解放军8110部队，成了一名普通战士。那一年，社会政治风向急剧变化，各种口号漫天飞舞，“学英雄、争英雄”的宣传在全国铺开，连队里几乎每天都在搞学习，读文件、学语录、背条文成为日常。

有意思的是，在训练间隙，别的战士还会嘻嘻哈哈说几句闲话，他却总是抱着一本毛主席著作不放，嘴里反复念叨，生怕落在别人后面。时间一久，连里都说他“政治上挺积极”“思想觉悟高”。

训练场上，他也不愿示弱，练队列时动作摆得比别人更标准，打靶时咬着牙一遍遍调整动作。半年下来，在部队内部考核中，他的表现确实算得上突出，于是被提拔为三连的副班长。对于很多普通战士而言，这已经是一份不小的荣誉。

但对刘学保来说，这样的进步还远远不够。他想要的，不只是一个小小的职务，而是能够让人一提起名字就肃然起敬的“英雄”头衔。也正是在这个心理落差之下，一个危险的念头开始在他心里生根——与其慢慢等机会，不如自己“创造”一次惊天动地的事迹。

这种心态，后来成了整件事情的隐秘起点。

1967年3月，部队奉命前往农村“支农”，参加当地的生产建设。战士们干得累了，就在地头上打个盹；农民们把家里不多的粮食拿出来，给解放军做顿热乎饭。氛围说不上轻松，但比起随时紧绷的训练场，确实带了几分朴实的温情。

在别人看来，这是一段普通的支农经历。然而，刘学保却在暗中琢磨，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出点名堂来”。

那天深夜，他悄悄溜到生产队饲养棚，用火把点燃了堆放干草的角落。见火势冒起来，他又提起水桶，一边大喊“起火了！快来！”一边冲进去泼水扑火。等其他人惊慌赶到时，他已经弄得浑身是灰，气喘吁吁，像极了一个不顾安危抢险救火的好战士。

那次“救火”之后，他受到了表扬，连里也在会上点名夸奖。但是，火势并不大，损失有限，事情只在小范围传一传，很快就被新的工作掩盖过去。对于他苦心安排的这一出，自然远远称不上“轰动”。可以想见，他内心并不满足。

这一次的试探，没有带来真正的风险，却让他尝到了一点“通过人为制造险情换取名声”的甜头，也为后来那场更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舍身护桥”的神话，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

时间很快来到1967年夏天。部队根据部署，抽调部分人员前往甘肃省永登县连城林场执行“支左”任务。刘学保也在这批人之列。

连城林场在当时算不上什么显眼的单位，地处偏远，林木茂密，房舍简单，负责工作的人员多为普通职工和被管制人员。社会政治运动的风暴，也照样席卷到这里。

在这片偏僻的林区，有一个名叫李世白的人，身份颇为敏感。他曾在国民党宪兵队任副连长，1948年随部队在酒泉起义后参加解放军，后来被安排到林场工作。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的这段旧履历成了众矢之的，被列入重点管制对象。

在这种容易“戴帽子”的局势下，李世白被许多人视作“有问题的人”。而在刘学保眼里，对方则是一个理想的“陪衬角色”——既有历史包袱，又处在劣势，一旦发生什么冲突，别人自然会先怀疑他。

支左小组进驻不久，刘学保就表现得格外“积极”。他鼓动林场职工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批斗会上频频发言，高声喊口号，强调“阶级立场”“斗争意识”。在周围人眼中，他简直就是“模范支左战士”。

1967年12月17日晚上，林场为庆祝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举行集体活动，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去了，大礼堂里灯火通明。而刘学保根据任务安排，在林场门口站岗，负责警戒。

就在这一天，他悄悄把事先准备好的斧头、匕首和炸药包藏在身上或附近，等待时机。对外，他仍是那个忠于职守的解放军战士；对内，他已经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通向“英雄”的捷径——只差找一个合适的空档。

夜色渐深，礼堂里的喧闹声隔着树林传来，在林场院门这边则显得有些冷清。刘学保注意到，李世白从某个房间走出，朝外面缓缓行去。没人知道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离开了热闹的会场，而刘学保却立刻把这看作“行动的机会”。

他没有上前盘问、制止，而是远远地跟在后面，手里拎着斧头，一直跟到了不远处的一座旧水泥桥边。那座桥已经废弃多年，旁边有一座新建的大桥承担通行任务。按常理来说，如果有人真想搞破坏，目标理应是新桥，而不是早已不再使用的旧桥。

不过，这一点在那一刻对刘学保并不重要。他只需要一个偏僻之处，一个能够制造“搏斗痕迹”的场景。

在无人注意的黑暗中，他突然加快脚步，从背后举斧砍向李世白的后脑。这种攻击角度，几乎不给对方任何防范和反击的余地。几下凶狠的砍击之后，李世白倒在地上，头部血肉模糊，当场身亡。

为了让剧情更加“逼真”，他又掏出匕首扎向自己的左臂，随后拿出炸药，往自己伤口周围抹上炸药粉，点燃引信，将捆好的炸药包抛向桥下。爆炸声在山谷间炸响，把还在庆祝的林场职工惊动了。

有人一边跑一边喊：“快去看看！是不是塌方了？”众人手忙脚乱赶到桥边，只见桥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已经没有气息，一个左臂血流如注。手电筒光束扫过，照出了两个熟悉的面孔——死者是“管制对象”李世白，伤者则是前不久刚来的支左战士刘学保。

“怎么回事？”有工作人员按住刘学保，焦急地询问。

刘学保气息微弱，却努力撑着声音，说出了一段事先在心里打磨过无数遍的“经过”：他称自己在站岗时发现李世白偷偷外出，凭“阶级直觉”感到不对劲，于是悄悄跟随；后来发现对方竟要炸桥，意图严重破坏交通设施，他便毫不犹豫冲上前，展开激烈搏斗，最终将其砍倒，并在千钧一发之际把炸药包扔向河里，却被爆炸波及，炸伤左臂。

在当时那样的舆论环境下，一边是“有历史问题”的被管制人员，一边是流着血的解放军战士，人们本能地倾向了后者。有人当场点头说：“这就是忠于革命的具体表现。”还有人小声议论：“这要不是他挡着，桥要是被炸了，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刘学保因失血过多昏厥，被火速送往医院抢救。那一夜，真正的死者没有留下任何辩解机会，现场的“证人”也只看到了爆炸之后的一幕，而“故事”的完整版本，则完全掌握在刘学保自己口中。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永登县公安机关赶到现场勘查时，很快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旧桥已经废弃多年，稍远处有一座更关键的新桥，按破坏交通的角度看，新桥才是更合理目标；同时，桥面上并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勘查民警对案情心存疑虑，将意见往上报，却很快被宣传潮水淹没。

很快，刘学保“舍身护桥”“与反革命分子殊死搏斗”的事迹，被包装成一则响亮的宣传素材。

三、“全国英雄”的光环，和被拖长了十几年的真相

刘学保的手术很快完成，但医生最终没能保住他的左臂。失去一条手臂，对普通人来说是沉重打击；可他在病床上却反复说的一句，是“值得，为了革命，值。”

兰州军区给他记一等功，授予“英雄”称号。兰州市的宣传部门把这当成一件“极好的典型材料”，陆续安排记者前往医院采访。记者进病房时，看到他和护士一起读毛主席著作，现场氛围被渲染得格外“感人”。报道刊出后，形容词用得极为热烈，“誓死保卫国家财产”“誓与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之类的句子一再出现。

此后几个月，全国各地的报纸相继转载，通讯报道多达两百余篇。刘学保的照片、简历、事迹被印进画报，送进课堂；不少中小学的语文、政治课本中，出现了他“舍身护桥”的篇章，老师在课堂上按照教案讲解，台下的学生认认真真抄写摘记，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与此同时，李世白却在死亡后遭到彻底否定。因为被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他的家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看待，不仅不敢出面喊冤，甚至连正常下葬都要小心翼翼，担心惹来麻烦。妻子和孩子在林场周边抬不起头，日子过得相当屈辱。这种落差，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说明白。

1968年，刘学保伤愈出院，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党委委员，各级领导登门慰问，信件、锦旗堆满桌子，荣誉接踵而至。对于他而言，这好像印证了当初那个选择——“少了一条胳膊，换来一辈子的光荣”。

1969年3月，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4月到北京开会期间，他作为“英雄代表”站上庄严的大厅，远远望见毛主席走进会场，心中无比激动。在特定的接见环节，他亦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本人，这段经历被他反复向人提起，成为日后最值得炫耀的一页。

这种一连串的外在肯定，进一步放大了他内心的优越感。他从甘肃返回后，言谈举止开始明显变化，对下属颐指气使，对上级安排时常敷衍，有时还当众摆英雄架子，动辄强调“当年那一仗”。在身边人看来，他不再是过去那个拼命训练的农村娃，而是渐渐被“功劳”冲昏了头的干部。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形势出现变化，他在单位内部的口碑越来越差，意见越来越多。1974年，他被安排转业，离开兰州军区，回到陕北老家，在某工厂担任保卫干部。表面上看，这是正常的人事调整，实质上，已经是一种“悄然降温”。

回到老家以后，他收敛了不少，少提“英雄事迹”，日常工作中表现得安分守己。只是家里仍摆着各种奖状、勋章，他偶尔也会在熟人面前略带夸耀地提上一两句。当听到有人说起“时代变了”的时候，他也难免会在心里打个冷颤。

1978年以后，形势迎来又一次重大转折。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点出了“两个凡是”的局限性，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番讲话，为随后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定下了基调。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范围内展开对“文革”时期案件的复查。各地政法机关被要求重新梳理、甄别过去十年中处理过的重大案件，对疑点较多的，一律重新调查。行政系统、军队系统也都动起来，内部开始整理问题线索。

在这样的背景下，永登县公安机关翻出当年的案卷，把“连城林场事件”作为重点疑案，报送兰州市委。李世白的家属、旧日同事也鼓起勇气写信、上访，希望组织再看一看这桩案件，给死者一个公正的评判。

兰州市委和军区有关部门多次研究，逐渐达成共识：当年那场所谓“舍身护桥”的事件，不能仅凭宣传报道来下结论，必须进行实地调查和系统核查。

1983年初，一个由地方公安、军队保卫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正式成立。

四、调查、审判与迟到十八年的结局

联合调查小组的工作并不轻松。十六年前的林场早已不存在，原址建起了工厂和居民点，旧桥早被拆除，地形也发生了变化。当年参与事件的许多当事人已经调离、退休，有的甚至去世，要还原真相，就得一处处打听，一个个寻找。

调查组按照当年的记录，辗转六个省、十六个县，走访三十多家单位，找到九十多名与事件有关的人员。有人已经离开甘肃几十年，听说这件事被重新调查，先是惊讶，随后才慢慢回忆起当年那一夜的细节。零散的记忆碎片，被一点点拼接起来。

在反复比对证言、核查档案和技术勘验记录之后，调查人员得出一个越来越坚定的判断：当年的“英雄事迹”，不符合常理，也经不起逻辑推敲。

例如，有人回忆说，当晚并未见到激烈搏斗的痕迹；又如，旧桥早已废弃，新桥才是关键位置，“反革命分子”如果真要炸桥，难道会放着新桥不管，专挑废弃桥下手？再联系当年作为管制对象的行动范围规定，李世白根本不可能轻易离场，除非有人刻意制造机会。

一条条线索往下查，目标渐渐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刘学保。

1984年4月，兰州市公安局民警来到陕西某工厂。此时的刘学保，已经是厂里的保卫科科长，表面上工作还算尽职，平时在职工面前也颇有威信。当他在办公室门口看到出示证件的民警时，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缓缓低下头，说了一句：“知道你们迟早会来。”

这句看似平静的话，多少带着一点自知之明。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辩解，很快被依法带走。民警在他家中搜查时，发现依旧摆放整齐的勋章、奖状，墙上还挂着当年的合影，记录着那个“光辉岁月”。

在审讯开始阶段，刘学保采取了拖字诀。他坚称当年的情节与宣传报道一致，对于关键疑点不是含糊其辞，就是干脆保持沉默，企图以“缺乏人证”为由，给案件增加不确定性。他显然认为，过了这么多年，很多细节已经无法查清，自己还有回旋余地。

警方工作人员并未急躁，而是一步步抛出证据和问题：“李世白当时是管制人员，出入有严格限制，他是怎么从林场走出去的？”“你既然发现他擅自外出，按规定应立即阻止上报，为何要放他离开后尾随？”“你口中所说的激烈搏斗，现场为何没有相应痕迹？”每一个问题背后，都对应着调查组已经掌握的材料。

随着讯问深入，他几次尝试圆说法，却总是自相矛盾。警方掌握的证词和现场勘验记录，一次次戳破他精心构造的叙事。到了后来，他渐渐意识到，所谓“天衣无缝”的计划，在事实面前漏洞百出，很难再维持下去。

在长时间的心理压力之下，刘学保的态度逐步转变。审讯结束的某个夜晚，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对办案人员低声承认，当年“舍身护桥”的过程，是自己设计并实施的杀人行为。他承认用斧头从背后袭击李世白，再借助炸药制造“英勇负伤”的假象，以便迅速获得上级认可和政治荣誉。

兰州市公安局整理供述和调查材料后，做出结论：刘学保1967年“阻止炸桥”的所谓英雄行为，完全不符合事实，本质上是出于个人贪图名利，蓄意杀害李世白的刑事犯罪，是一起以政治名义掩盖真实目的的凶杀案。

案件移交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85年7月，法院公开宣判，认定刘学保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书公开宣告，那段被写进课本、挂上墙头的“英雄故事”，从此不再被视作事实。

与此同时，永登县有关部门为李世白正式平反，撤销原有的政治结论，恢复名誉，对其家属给予相应经济补偿。曾经被当作“反革命家属”的妻子和子女，终于摆脱了压在身上的帽子，只是他们所承受的那十几年屈辱岁月，已经无法追回。

从1967年旧桥上的那一记斧头，到1985年法院的那一纸判决，中间隔了整整十八年。期间社会环境几经变化，有的参与者带着误解走完了一生，有的家庭在沉默中忍受非议。等到真相被完整厘清时，当年的宣传已经成为历史剪影。

不得不说，这桩案件里，有时代的烙印，也有人心的幽暗。一个原本只想改变命运的农村青年，在特殊氛围的推动下，一步步走上极端，为了捧起“英雄”的光环，不惜踩着无辜者的生命往前冲。等到历史的风向改变，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反而变成压在案卷里的罪证。

有意思的是，多年之后回看那几张当年的宣传照片，依旧能够看到刘学保在镜头前故作坚定的神情。而在另一个角落，那份曾经被盖上“反革命”字样的档案，又多出几行端正的字迹：为李世白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两者对照，格外讽刺。

这起案件的终结，无声地说明了一点：名声可以被人为吹捧，故事也可以被人为编排，但真正的事实，总会在适当的时机浮现出来。哪怕隔了十年、二十年，哪怕当事人早已功成名就，只要有人坚持查证，只要制度允许重新审视，总会有人把那些被掩盖的细节一点点翻出来。

刘学保最终在牢房里度过余生，他曾经期待的掌声、旗帜、光荣称号，都停留在历史相册的边角。而关于他的记忆，也从“全国英雄”变成了一段复杂而沉重的反面教材。李世白的名字，则从辱骂声中被拉回到应有的位置，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被迟来的公正拯救的人”。

对比这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不难感受到那段年代的矛盾之处：一个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推上神坛，也可以在多年之后跌入深渊；一桩案件可以被口号淹没很久，却又在时代转折处被重新审视。事过境迁，当年的喧嚣声早已散去，只剩下案卷上的日期、签名和几段冷静的文字，把这一切牢牢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