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杨尚昆邀请郭汝瑰吃饭，谈到些问题，立即得到余秋里赞同

1988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一点凉意。那一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第十个年头，街头商贩多了起来，工厂门口也常能看到搞副业的宣传标语。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一批老一辈的军事家，悄悄地在琢磨另一个问题：军队是不是也要“下海”经商？这个看似具体的经费问题，背后牵扯的是军队性质、军人信仰，还有上一代人在战争年代亲眼见过的教训。

1988年4月的一次小范围宴会，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尚昆邀请几位老将军吃饭，桌上气氛原本轻松，话题却渐渐严肃起来。席间说到军队经费紧张，有人提到“允许部队自己想办法补贴军费”，坐在一旁的郭汝瑰，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说的话不长，却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和忧虑一股脑提了出来。这番话，引来在座余秋里的立即附和。

要理解这顿饭的分量，还得从头说起，从那个始终把“军队钱从哪来、军队人往哪走”看得极重的老兵郭汝瑰说起。

一、从阳台到书桌：一个老兵的“第二战场”

1970年以后，郭汝瑰长住重庆北碚。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被正式定为离休干部，按副兵团级待遇安排生活，还有专车和驾驶员。按说，这样的老年日子，安稳、清闲，已经是很多战争年代老人难以企及的福气。

可郭汝瑰的状态与“清闲”二字相差甚远。七十多岁的人，身体早就大不如前，关节不好，走路也慢了下来，但脑子却一点不肯“退休”。站在他当年住处的阳台往外看，正是重庆城市扩张的起步阶段，塔吊林立，马路上人流、车流来来往往，国民经济的面貌一日一变。眼前这些景象，让这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人，越来越坐不住。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不是享福，而是把几十年前被打断的工作重新拾起来。1966年，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史料研究处任副处长时，叶剑英来视察学院，就专门叮嘱过：要重视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系统研究。当时，郭汝瑰已经在学院内聚集了一批学术骨干，准备长期做这件事。可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到了八十年代初，形势变了，人也老了，但这件“未完之事”始终在他心里。他清楚，当年的那些研究人员已经分散到各地，重新组织起来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岁月流逝，他自己对战争和军事史的思考反而更深，觉得有责任把掌握的资料、亲历的经验，编成一部系统的军事史，留给后人。

有意思的是，他第一反应不是找出版社，而是坐火车进京，亲自去找张震谈这件事。张震时任军中要职，对军事理论和军史编纂一直非常重视，听完郭汝瑰的想法，当场表示支持，并让有关部门拨给他5万元经费。这在当时，绝不算小数目。

拿到经费后，郭汝瑰立刻召集起当年参与过军事史工作的老同志。大部分人都已年过花甲甚至更老，头发花白，但说到写书，一个个眼睛都亮了。大家心里明白，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在有生之年看见这部“中华军事大书”真正问世。

1983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卷正式出版，叶剑英亲自题写书名，张震作序。到1991年，全书最终完成，累计字数超过600万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鸿篇巨制。十年里，参与编撰的几位老同事先后离世，没有等到书籍全部出版，这是令人唏嘘的地方。

从阳台到书桌，对于郭汝瑰来说，其实是从硝烟战场转向纸面战场。他的“晚年事业”，并不仅是写书那么简单，而是借文字，把整个一代军人的经验和教训，沉下来、留住。

二、战场上的筹划：黄埔出身的“矮子参谋长”

很多人提起郭汝瑰，习惯先想到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潜伏国民党高层，为中共中央提供情报的那段经历。那固然重要，不过，如果只把他视作“潜伏者”，难免有些失之片面。他毕竟是黄埔军校毕业，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过的人，军事上的素养与实战能力，在国民党军中都算一等一的。

早年他在川军干过一段时间，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又考入陆军大学学习。陆大那时候是国民党军官体系内极有分量的一道“门槛”，很多人是冲着资历和名片去的，真正把功夫下在军事理论上的并不多。郭汝瑰在陆大一读就是三年，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件事在当时军界口碑不小，杨杰这些军中老人对他也颇为器重。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日本大举进攻上海，陈诚嫡系第14师投入南北塘口一线的激战。战斗打到胶着的时候，42旅旅长因畏战被撤职，部队一时缺乏主心骨。这个时候，已经担任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直接带队上阵，代行旅长职责，亲自抓阵地防守。最激烈的几天里，他提着枪，跟着84团冲到前沿。等到战斗结束，42旅原本七千多人的编制，只剩两千余人。

陈诚对这位出身川军、个头不高的参谋长印象深刻，后来说起他时，带着一点戏谑又颇为欣赏地感慨一句：“这个郭矮子，真有两把刷子。”不难看出，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部的上升，不只是靠派系背景，更靠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战功和实际指挥能力。

不过，越是在这种体系里干下去，他对国民党军内部的腐败也看得越清楚。抗战中期，郭汝瑰一度被保举出任暂编第五师师长。这支部队隶属于第七十三军，看起来师长头衔不错，实际却是一支典型的“杂牌军”，队伍成分复杂，土匪习气重，战斗力低下，连上级都不愿意接手。

刚刚上任的时候，他还纳闷，为什么前任师长交接时总是吞吞吐吐，直到从参谋长田君健口中听说真相，才一下子弄明白：部队编制报有七千余人，实际兵员只有三千多。多出来的那几千人的军饷，自然都变成了银票、粮食，进了某些人口袋。枪支、弹药、被服短缺更为严重，这些缺口要是被查出来，就是大麻烦。

更荒诞的是，前任师长临走时，仓库里还堆着几十万斤米没来得及卖出去。按说，这样的“烫手山芋”，谁接谁犯愁，可手下那些管后勤的军需人员居然一点都不害怕，只说一句：“不怕得，我们去卖。”短短几天，几十万斤军米就倒腾了出去，换回了几万块钱现款。

在这样一支队伍里，要做到完全“不沾一分”，几乎不可能。郭汝瑰并不贪钱，却也清楚时局环境，真正吃亏的是下面的士兵：兵饷拿不到，伤残没人管，牺牲后家属也得不到抚恤。于是，他索性把这笔钱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守本农场，就近设在洞庭湖边，又办了个守本纺织厂，专门安置伤残官兵，给他们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

第一次按规定军饷足额发下去的时候，很多官兵拿着银元，眼圈都红了。有个老兵甚至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敬礼。这种场景，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这套做法，原本“杂乱无章”的暂编第五师，反而逐渐有了凝聚力。打长沙会战时，这个师不但没有拖后腿，反而在几次战斗中表现不俗，连薛岳都点名夸奖。陈诚看在眼里，干脆把暂五师改为甲种师，优先补足兵员、装备，还配备了迫击炮营，硬生生把一支杂牌部队调教成攻坚部队。

郭汝瑰后来在回忆中提到这些往事，很坦率。他承认国民党军中贪污腐败弊病深重，却也不否认，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主官有一点清醒、有一点责任感，把心思放在训练和整顿上，再差的部队，也能被带出战斗力。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亲历者的冷静观察。

三、从军商教训到“军队经商”：一场饭桌上的提醒

战争结束后，历史走向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解放以后，郭汝瑰选择站在新中国一边，这是他反复思考后的决定。对外界那些“叛变”“投敌”的指责，他倒看得很轻。在他看来，国民党在反人民、反历史的一条路上走得太远，而自己的选择，只是“不做陪葬人”。有一句话他讲得很直白：背叛那样的反动路线，本身就是好事。

到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84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明确提出，军队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要腾出力量来支持经济发展。军费在某种程度上的压缩，是那一阶段难以避免的结果。按照当时的判断，要等到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之后，才能再大规模投入国防现代化。

从现实角度看，这一判断无疑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可经费紧张终究是个实打实的问题，尤其对于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来说，不可能不想办法补缺口。在这种情况下，让部队利用自身资源搞生产、搞经营、甚至参与对外贸易，就逐渐成为一种探索方向。

1985年5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军队参与经济活动在制度上获得了鼓励和许可。很多单位迅速行动起来，有的办企业，有的搞贸易，看上去既能减轻国家负担，又能激发“自养”能力。一时间，社会舆论中也不乏叫好声。

但另一种声音，同样存在。张爱萍等老一辈将领，就明确提出过质疑。他直截了当指出，“官商”“军商”这种路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是没出现过，只不过那多半与军阀、旧军队相连结。热衷于经商的军队，很容易滑向腐败这条路。

1988年那次在北京的宴会上，杨尚昆把几位军内老前辈请在一桌，既是联络感情，也是听听他们对眼前一些问题的看法。气氛正热时，有人谈到军队“开源”的办法，说到“可以依靠自己经商来补军费”。郭汝瑰静静听了几句，终于忍不住插话。

“我们当年在国民党军队的时候，”他语速不快，却很坚定，“军人办生意，把心思全给带偏了。那种教训，现在人也许真没见过。军人是要为国家卖命的，不是为赚钱。”又说到林则徐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他强调，部队一旦人人唯利是图，再精良的武器、再好的编制，战斗力也会被掏空。

他这话一落桌，坐在一旁的余秋里立刻接上，甚至加重了语气：“试想一下，飞机可以拿去做生意，军舰可以做生意，汽车也可以用来跑买卖，那军纪还能抓得住吗？就算能拉回来，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这种对话，没有华丽辞藻，却很有分量。两位老人并不是否定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们看重的是军队的根本属性。对他们来说，军人可以吃苦，可以短时期内忍受物质条件的不足，但不能丢的是清晰的职责边界和为公而战的价值观。这一点，经历过旧军队彻底堕落与分崩离析的人，看得格外清楚。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老人的提醒，军队经商的问题在后来逐渐被重新审视。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央层面越来越关注这种发展方向的隐患，到1998年，关于“军队不得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彻底明确下来，相关企业陆续移交地方或注销。这一轮整顿规模相当大，涉及的资产和人员数字，都极为可观。

从结果来看，那些年军队为国家经济让出了相当多的“份额”，却在关键时刻又主动退出竞争场，回归战斗队本位。这种取舍，放在冷冰冰的统计表上也许只是一串数字，对老一辈军人而言，却是关乎军队血脉的事情。

四、书桌背后的信念：不夸己功，只记是非

在经商问题上敢于直言，并不是郭汝瑰晚年唯一的“较真”。在如何对待个人历史功劳上，他也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军事史》已告一段落，他又组织力量编写反映抗战正面战场的大型作战史，希望系统梳理八年抗战中，华中、华南等战场的作战经过，把那些长期被忽视的战役、牺牲和贡献记录下来。为此，他再次到北京找张震说明困难——原先编写《中国军事史》拨给的5万元经费，已用去四万多元，手头只剩八千多元，要继续组织大量史料收集和写作，资金明显不够。

张震听完，当场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了一句：“你不要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这既是对一个老友的信任，也是对军史工作的重视。那一年，郭汝瑰已经八十多岁，身体大不如前，却依然亲自牵头，召集老同志整理资料、讨论结构。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只是摆摆手，说“趁还能动，多干一点”。

1995年5月，他突发脑血栓住院，张震特地赶到重庆探望嘱咐他好好养病，不要太操心。可在病床上，他依然惦记着书稿进度，担心“书未成，人先走”，便写信托付黄玉章、田召林等人，希望他们咬咬牙把这部书完成。到1997年前后，《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长篇》终于编成，准备付印，这算是对他一个很大的安慰。

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他又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很多人以为，这位老将军大概会详细讲述潜伏敌营、传递情报的诸般惊险场景，顺路多说几句自己的“功劳”。但真正拿到书的人会发现，他在战年经历部分写得相当节制，对自身贡献轻描淡写，甚至有意避让。

在书的卷首，他专门提到，自己的经历和那些为新中国流血牺牲的数不清英雄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他表示，当年之所以离开蒋介石集团，既说不上什么“高风亮节”，也不必抬高成多少壮举，不过是“不甘心做危害国家的败类”，做出了一点“不过分糊涂”的选择。

台湾方面对这本回忆录和相关报道极为敏感，有的媒体甚至夸张地说“若非郭汝瑰叛变，国民党不会退守台湾”，还有人公开骂他“叛徒”。对这些声音，他回应得倒很淡：“战争胜败在于人心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没干过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要真站在清王朝立场上，孙中山也是‘叛徒’，那些保皇派倒成了‘忠臣’，岂不是笑话？”

这种看法，既有历史纵深感，也透着一点老人的辛辣。他把“忠”“叛”这两个在旧时代极重的字眼，放回到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坐标中去衡量，而不是仅仅从一党一派的立场出发。也正因为这种视角，他对军队经商这一类问题格外敏感。他见过旧军队从吃兵饷、开生意，到整个体系被利益所困的全过程，很清楚一旦把“忠诚对象”从国家和人民，转换为个人财货，后果是什么。

1997年，郭汝瑰迎来90大寿。那一年，香港回归在即，国家统一大业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庆贺之时，有人问他晚年还有什么愿望，他说得很朴实：希望亲眼见证香港回归，也希望有一天能到台湾走上一遭，在统一之后看看那一边的山河。这种心愿，本质上还是回到“国家一统”“民族大局”这四个字上。

遗憾的是，大寿不久后，在送女儿回南京的途中，他遭遇车祸，送医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90岁。香港回归那一幕，他勉强赶上了；两岸完全统一的那一天，他没能看见。

站在今天回望他这一生，会发现一条相当清晰的线索：从战场到书桌，从部队整训到军史编纂，从亲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到坚决反对军队经商，他始终绕不开一个问题——军队到底该成为什么样子，又绝不能变成什么样子。1988年杨尚昆那顿饭桌上的话，其实就是他几十年经验的浓缩。说来平常，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