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余秋里在广州疗养，突然一则电话打来：老人家病重，赶紧回京

1959年9月26日清晨，塞外草原被刺鼻的原油味唤醒，萨尔图探区第三口标准井高喷十几米，黑浪翻涌。余秋里站在井架下，风卷过他空荡的左袖，他抬头望油柱，喃喃一句：“这回，算是找对了。”

电报从北京发来，周总理寥寥几句，既肯定又叮嘱：资源来之不易，务必稳扎稳打。那时没人想到，这位独臂部长日后会在另一场匆忙的旅程中，与总理天人永隔。

时针拨到1976年1月7日夜，广州气温只有十来度。余秋里刚喝完一碗党参鸡汤，电话铃骤然刺破宁静。王震在那端停顿两秒才开口：“老人家病重，你马上回来。”短短十二字，如闷雷击中他。

凌晨一点，他穿上呢大衣，搭乘军用专机直飞首都。飞机在湖南上空时，机舱收到加密讯息——周恩来逝世。余秋里握紧扶手，喉头发涩，整个人像被抽空。

谁都清楚，这份沉痛背后埋着二十年的风雨相伴。1957年冬，周总理在西苑招待所第一次把石油工业部长的担子递给余秋里。面前这位比总理小二十岁的将军开口就是实话：“我从没摸过钻机，恐怕挑不起这副担子。”

“不会的就学嘛。”总理轻轻一笑，把雪茄摁进烟灰缸。那夜，北京初雪，灯光映在窗外枝头。言语简短，却让余秋里下定决心：“服从组织安排。”

追溯更远，1914年2月，江西新建县一个穷苦农家添下男丁，乳名“狗娃子”。1929年秋收，红军到村里打土豪，15岁的狗娃子扛锄投身暴动，被登记人随口改成“秋里”——意为秋来有收成。

长征途中，他在凉山截击战连续两弹贯臂，碎骨外翻仍死守阵地。无麻药无消毒，192个昼夜后才被迫截肢，这只空袖成为后来“独臂将军”的标识。

1938年，冀中平原苇荡连天。贺炳炎、余秋里同为“一把手”，一东一西收编地方武装，很快聚起五千人马。贺龙半开玩笑：“谁说少胳膊就不好使？他们俩动一动手腕，鬼子就头疼。”

1949年新中国诞生，国家百废待兴，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不及美国一个中型油田。西方记者讥讽：中国要自给石油，得靠奇迹。毛泽东忧心：“没有油，飞机成摆设，拖拉机成废铁。”

1958年前后，“川中大捷”的新闻让社会一度振奋。余秋里夜坐简陋车厢，翻阅井队日报，却发现产量波动剧烈、裂缝油特征明显。他立刻喊停盲目扩张，把重心转向松辽、华北。

1959年北大荒大雪封路，他带着勘测大队乘雪橇看地层岩心。工人问他怕不怕冷，他笑道：“手都冻没了，胳膊还能再少一截？”就是在这样的苦条件下，一个覆盖上万平方公里的大庆油田终于坐实。

国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资金、钢材紧得要命。余秋里拍板，抽调全国五十四家厂矿支援，部里凭一纸命令把库存管线、机泵全部北运。有人私下嘀咕这么干会否太冒险，他一句“只许进，不许退”堵回去。

到1963年，大庆产油年均三百多万吨，国内原油对外依存度降至个位数。美国《石油周刊》罕见评论：“中国在缺乏设备与资本的条件下完成战略突围，这是技术与组织意志的双重胜利。”

辉煌背后，周总理的支持从未间断。大庆会战最艰难的1960年初春，工人缺粮，黑龙江气温零下三十度。周总理批示军委后勤：“迅速向大庆调运三万名退伍军人和相应口粮，不得延误。”

1964年年底，毛主席决定让余秋里进国家计委。当时有不同声音，说他是猛将非儒将。毛主席一句话拍板：“计划工作也要打硬仗，让他带股拼劲进去。”因势利导，计委气象随之一新。

时间回到1976年1月10日，人民大会堂里挽帜低垂。余秋里步履蹒跚，眼睛通红。灵柩前，他抬起独臂行军礼，泪水顺着脸颊落在地毯。多年生死关头不掉泪的硬骨头，此刻再也绷不住。

周恩来和余秋里，一位是运筹帷幄的舵手，一位是敢打敢拼的“独臂先锋”；一刚一柔，却在石油会战、经济规划等关键领域形成默契配合。两人相知二十载，成就了共和国一段难得的同舟故事。

飞机呼啸过云层，燃油味混进回忆的缝隙。余秋里明白，自己与总理的最后一次通话，定格在1959年的那封电报。往后还有工作、有荣誉，但再无人能在夜深人静时拍着他的肩膀说一句：“秋里，放心去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