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解放内蒙的最大敌人，不是军队，却是梅毒？

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地区面对的麻烦远不止军事上的残余势力，性病问题闹得特别凶，尤其是梅毒，成了拖累当地发展的头号祸害。清朝时候推行的那些政策，本来是为了稳住蒙古部落，结果间接把梅毒推向了高峰。

清廷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搞盟旗制度，把蒙古各部切分成一个个旗，旗界固定得死死的，牧民游牧时碰上界碑就得掉头，跨旗放牧严禁，这等于把游牧民族绑在了小块地上，资源分配乱套，部落联系越来越少。

清廷还大力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建得遍地都是，成年男子中不少人当了喇嘛，免税免役，喇嘛比例高得离谱。喇嘛们常在寺庙和牧区来回走动，寺里卫生条件差，跟牧区妇女接触机会多，内地来的官员商人长期驻扎草原，也跟当地妇女有往来，这些都让梅毒传得飞快。

喇嘛染病后带回蒙古包，家里人交叉感染，商队过旗界时携带病菌，集市上交换货物时不知不觉扩散。十八世纪起，梅毒在草原上就开始蔓延，清末到二十世纪初，情况越来越糟，牧民处理伤口时压根不知道病根在哪。

清朝的这些举措，本意是分化蒙古力量，避免部落联合闹事，盟旗制度把地理空间切碎，宗教上又用喇嘛教淡化祖先崇拜，蒙古人渐渐不认成吉思汗后裔，转而当各活佛王公的供养人。

喇嘛教本来有它的智慧，但清廷拿它当工具，官僚化后就变了味，成了弱化民族的手段。喇嘛数量多，活动范围广，寺庙节日聚众，结束后分享食物，病菌在人群里悄无声息传开。

清末官员巡视时忽略卫生，二十世纪初疫情加重，河流边洗衣物时水源污染，商队在界碑前停步交换货物，病菌手传手。藏传佛教深入蒙古生活后，喇嘛参与治理，部落会议上发言，影响决策。牧民生病不找医生，先求喇嘛，喇嘛用草药调剂，涂抹皮肤，患者忍着接受，但病没根治。

1931年，有学者去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考察，骑马穿牧区，走访帐篷，记录卫生状况，报告显示某些盟感染广泛，人口锐减。伊克昭盟清初蒙古人多，到1949年剩得少；锡林郭勒盟清末人多，1936年剩少。

妇女不孕高，就算生孩子，多活不下来，草原上好些地方没小孩影，人口年龄结构乱。1930年代，日本人在当地算过，继续这样，蒙古民族几十年内就自然消失。牧区很少听到婴儿声，听到的是患者痛苦叫。医疗落后，患者听天由命，家族感染一代代传，先天梅毒让新生儿畸形或早死。清廷政策遗留问题在1912年王朝倒台后暴露，调查资料后来用在卫生工作上。

1949年后，医疗队进内蒙普查治疗，从城市出发，带药品箱，乘车到边镇，换马穿草原。1950年起筛查，到1956年盖多个县。牧民排队查，医生查看皮肤，发现感染给免费药，症状缓后回营地。

医疗队分小组，骑马访偏远帐篷，敲门问症状。妇女抱孩子来，医生查婴儿。治疗后患者能劳作，回营地放牧。疫情控制中，医生发宣传单，讲预防。牧民聚听，点头懂。

1964年疫情基本消，医疗队巡查，沿河前行，查水源。患者少，诊所空。1977年，先天梅毒在内蒙绝迹。医生关站，回城。调查资料帮定位高发区，医疗队优先去。清朝制度1912年终结，但影响需卫生工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