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困穷途》第三章（2）：奔波的“大雁爸爸”和“孤独死”高危群体

《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是韩国作家金敬哲创作、艾同立翻译，2025年10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全书通过“补习街少年”“N抛世代”“大雁爸爸”“空巢老人”四个世代的全景记录，展现韩国社会的升学竞争、就业压力与老龄化困境。书中以伪造户口升学、鹭梁津备考抑郁青年、70岁出租车司机等案例，揭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分数至上”“薪资成功论”引发的集体焦虑，并批判韩国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汤匙阶级论”“无限竞争”等社会分化现象。案例涵盖小学生超前学习高中课程、中年人因解雇潮被迫创业、老年人贫困率等现实困境，呈现教育焦虑与就业危机交织的社会图景。

第二节

奔波的“大雁爸爸”

“大雁爸爸”“老鹰爸爸”和“企鹅爸爸”

徐正泰（50岁），在政府直属的技术研究所担任组长，也是一名“大雁爸爸”。4年前，他将正读初二的儿子送去美国留学。两年前，他的妻子为了照顾儿子也去了美国：

妻子因为担心儿子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所以也跟着去了。虽然一开始我很反对，但儿子说在那边生活得很辛苦，我也就心软了。不是有句老话叫“父母拗不过孩子”吗，于是我卖掉了房子，用这笔钱让妻子去了美国。

“大雁爸爸”是指孩子在国外读书，妻子陪读，而自己留在韩国国内挣钱，定期给孩子妻子寄学费和生活费的丈夫。一个人留在韩国工作，有时为了跟家人见面而飞往海外城市的丈夫被比作大雁。

“大雁爸爸”是早期“留学热”下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以江南地区富裕阶层为代表掀起了“英语热”。他们把年幼的孩子送到美国留学，学习英语。目的是让孩子提前掌握日后能够接受美国大学课程的英语能力。但是不放心让年幼的孩子一个人去留学，所以只能由母亲陪读，父亲留在韩国挣钱。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早期“留学热”开始扩散到中产阶层。“大雁爸爸”一词甚至还被《国语辞典》收录，成为流行用语。

目前，越来越多的家庭因无法承担韩国昂贵的教育支出，把孩子送到教育支出相对较低的中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留学，连普通的上班族也加入了“大雁爸爸”行列。另外，还出现了“本土大雁爸爸”一词，它指的是把妻子和孩子送到首尔，自己留在当地挣钱或者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名牌学校聚集的江南地区，自己在江北地区生活：

我在公务部门上班，工资也不高，扣除各种税后每月到手的钱只有500万韩元左右，全部都汇到了美国。我把首尔的房子卖掉之后，在美国买了一间小房子，这样就不用交房租了，生活开支也会少一点。听周围的“大雁爸爸”说，要想在美国留学，一般1个月需要1000万以上韩元。虽然不用交房租，但是学费和生活费的支出仅依靠这500万韩元的话，对妻子来说肯定很辛苦，我总是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孩子。

在首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徐先生是拥有多项技术专利的一流工程师，目前他也靠打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一般会受邀给大学或者企业上课。另外，也会参与一些审查学生论文和帮助关系不错的教授做项目，以此来赚钱谋生。一个月能赚100万韩元左右，虽然不够用，但生活上肯定没有问题。

徐先生在公司附近租房子住。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间，月租金大概是50万韩元。吃饭也都是在便利店买饭团或者方便面。徐先生想着自己尽可能地节省一点，把剩余的钱寄到美国。

“最高兴的是拿到奖金的时候，去年年末我靠个人专利获得了丰厚的奖金。当拿到数千万韩元的奖金时，我不禁笑了出来。”随着“大雁爸爸”一词的流行，“大雁爸爸”中也出现了差距。有些父亲资金雄厚，可以随时出国，因此被称为“老鹰爸爸”。相反，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到美国，拿不出机票钱没办法出国的父亲被称为“企鹅爸爸”，代表像企鹅一样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孩子，以及像企鹅一样不会飞的现状。

“大雁爸爸”的焦虑

“大雁爸爸”是韩国社会过度“教育热”下的特有产物。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有分析称，韩国约有1万多名“大雁爸爸”，这些与家人分离、独自生活的“大雁爸爸”同样需要被社会关注。对“大雁爸爸”来说，承担在海外的妻儿生活费、教育费的压力非常大。有些“大雁爸爸”由于每月数百万韩元到数千万韩元的支出，家庭也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有些“大雁爸爸”会冒着风险借高利贷。

另外，除了经济上的负担，让“大雁爸爸”感到痛苦的还有独自生活的孤单。

2015年10月6日，《朝鲜日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一名8年来不间断地给妻女生活费的“大雁爸爸”离婚案胜诉了！》的报道。报道大致内容如下：

2006年9月，住在釜山的一名50多岁男子A某为了孩子的教育，将13岁的女儿以及妻子送去美国。A某开了一家跆拳道馆，虽然一直给远在美国的妻女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但经济上的负担让A某再也无力承担。2009年12月，A某给妻子发短信诉苦说：“找朋友借钱也很难，感觉既郁闷又孤单。”2010年3月，A某对妻子说希望她能回到韩国，到了第二年1月份，A某又通过短信要求与妻子离婚，并催促妻子尽快回国。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给妻子和女儿发信息称，“自己健康状况不佳”以及“经济很困难”等，要求她们快点回韩国。

以2012年韩元平均汇率（100韩元约合人民币0.45元）换算，约合人民币36万元。—编者注

2012年3月，妻子给A某发了信息：“只要给我8000万韩元 ，我就同意离婚。”随后A某又给妻子汇了5000万韩元。妻子虽然有回国的想法，但在这之后又提出了各种苛刻的条件。截至去年6月份，8年来一次也没有回韩国。最后，A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判决称，“由于长期分居，夫妻间缺乏沟通导致情感纽带已经消失。事实上婚姻关系已经破裂，无法再延续”，同意了A某的离婚诉讼请求。

在孤独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有些“大雁爸爸”甚至会选择自杀。

2013年4月，牙科医生B某（50岁）在大邱市内某公寓内被发现烧炭自杀。B某在2003年将妻子和女儿送到美国，10年来一直是一名“大雁爸爸”。根据B某留下的遗书内容，警方认为B某自杀是因为苦恼女儿的留学问题。

孤单寂寞的“大雁爸爸”也会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有时候也会在网络上结交一些援助交际的未成年人。有新闻称，以“大雁爸爸”为服务对象的“雁吧”等约会酒吧在江南地区陆续流行起来。据《星期日新闻》报道，“雁吧”是专门服务“大雁爸爸”的，是可以与自己指定的、喜欢的女生一对一地喝酒聊天的娱乐场所。每小时的费用为10万韩元左右。

另外，“大雁爸爸”恶劣的健康状况也值得关注。2012年水原大学看护学科车银正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大雁爸爸”的健康和生活状况预测模型》，论文针对151名35—59岁的“大雁爸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77.8%的“大雁爸爸”有营养不良的问题，有29.8%的调查对象回答“经常感到孤单”：

圣诞节和春节最孤单，虽然很想给在美国的家人打电话，但是因为有时差，联系也不太方便。很想去看她们，但一想到机票那么贵还是觉得算了吧。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有时就会突然莫名流泪。（徐千泰）

为了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大雁爸爸”的付出和忍耐令人感到同情。

中产阶级的贫困陷阱—“教育”

前文提及的金贤哲有两个儿子，他把孩子们都送到了一家私立小学。

金贤哲夫妇每月工资收入大约为1000万韩元。其中，子女教育费和养育费占收入的6%以上：

私立小学每月的学费大概是50万韩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活动费、课后补习费、伙食费、校车费以及校服费等，这些加起来每月大概需要100万至150万韩元。并且，如果不让他们上英语辅导班和音乐辅导班的话，就很难跟上学校的课。光教育支出每人每月就要200万韩元。再加上下午来家里照看孩子的保姆每月需要开支70万韩元，还要算上给孩子购买衣服、做饭以及给零花钱等，总的加起来每月大概需要600万韩元。

金贤哲夫妇已经结婚13年了，但至今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几乎已经放弃了买房的想法，现在的目标是让孩子们顺利读完私立小学。我也不确定以后公司会怎么样，感觉花那么多钱让孩子上私立小学压力很大，但妻子坚决反对孩子转学到公立学校。我们夫妻俩的想法是，虽然经济上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孩子们，但在教育上绝对不能落后。

李善淑（50岁）是一名写作老师，但到了晚上就会在弘益大学前的小酒馆里打工，因此工作时间从上午11点一直持续到深夜2点，但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250万韩元左右。即便加上在中小企业担任科长的丈夫的工资，家庭开支也总是捉襟见肘：归其原因还是教育负担太重了。2017年大儿子考上了大学，每个月都要花大约200万韩元准备考试。今年二女儿也要参加高考了。虽然做兼职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困难，别说存钱了，困难时还要向银行贷款。

大女儿在读大学、小女儿在读高三的李女士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就占据了收入的一半以上。之前从银行借的钱还没还清，现在为了能让女儿去国外研修，又要向别人借钱：

大女儿跟我说寒假想去新西兰研修，因为找工作的话必须要有海外研修经历才行。但以家里的经济状况来说，500万韩元的海外研修费用确实非常困难，但如果是“为了就业”的话，那也只能咬牙想办法了。与收入相比，因过多的教育支出而背负债务的家庭被称为“教育贫困（education+poor）家庭”。2012年现代经济研究院公布的《韩国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分析》报告显示，“教育贫困家庭”是指“即便家庭已经负债累累，但还要支出超过平均水平的教育费，使整个家庭陷入更加贫困的状态”。据报告分析，2011年韩国教育贫困家庭总数为82.4万户，家庭成员总数为305万人。在教育支出中，教育贫困家庭占比13.0%。

实际上，10个家庭中至少有1个是“教育贫困家庭”。由于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那么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部分的支出，从而过着窘迫的生活。教育支出比平均水平多50%以上，衣食住行的支出却比平均水平少3.4%，保健医疗、交通通信、娱乐等支出比平均水平少7%。但是，无论多么精打细算，每月的支出仍比收入多68.5万韩元，因而不得不借钱。报告还指出，这些教育贫困家庭主要集中在40多岁大学毕业的中年群体。

如果不能积累财富，那么至少要通过教育奠定成功的基础，这是绝大多数韩国父母的心愿。有报告称，父母怀揣着“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竞争压力巨大的社会中拼杀出来”的愿望，将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到子女教育上，甚至有的不惜负债累累、流落街头。

“双重照顾”的符咒

尊崇“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韩国社会，赡养年迈的老人是中年人的另一个重担：

我们兄弟3个人每人拿出60万韩元寄给父母作生活费，另外还特别建立了用作医疗费用的账户，兄弟三人每月向账户里储存10万韩元。我结婚比较晚，孩子们都还在上小学和初中，以后还需要支出教育费用。

说实话，父母的赡养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现在最害怕的是，若父母真得了大病，手术费和护理费该怎么办。（黄成敏）

父母虽然都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还算可以，虽然住在农村，但父亲以前当过老师，所以经济上还算过得去。目前还不需要向家里寄赡养费，但因为我是长子，总有一天要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郑在熙）父亲去世了，母亲在疗养院。哥哥是长子，理所应当要照顾母亲，但是嫂子却非常反对，所以医院的费用全都是哥哥自己付的。听说医院的费用和看护费用加起来1个月要150万韩元左右。同样作为子女，我也不忍心看着哥哥承担这一切，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想照顾母亲，但是现在为了孩子们的教育费用经常工作到半夜，要想在家里看护母亲确实有些为难，但一想到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疗养院，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李善淑）

因为就业难和晚婚晚育等原因，子女们的自立成长速度也越来越慢，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赡养父母的时间也随之变长。2018年，未来资产退休研究所针对50—60岁的户主家庭中同时照顾子女和父母的“双重照顾”现象展开调查。

研究所问卷调查了2001名户主，结果显示，有52.3%的人每月会定期给成年子女生活费，或者会给予子女结婚资金。定期给父母寄生活费或者护理费的家庭也达到了62.4%。有34.5%的家庭处于“双重照顾”状态，这些家庭一方面要照顾长大成人但仍旧无法在经济上独立的孩子，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年迈的、丧失经济能力的父母。也就是说，在中年家庭中，每3个家庭就有1个背负着“双重照顾”的重担：

因为在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赡养上支出太多，好不容易发的工资却又像沙子一样很快被海浪冲走。最羡慕那些不用照顾老人的朋友，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最后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财产。我的父母一边经营着一家糕饼店，一边供我和哥哥们上大学。所以，他们没能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攒下钱。虽然我觉得以后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很难。（黄成敏）

然而，韩国人对是否赡养父母的认识也在迅速发生变化。据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8年韩国的社会动态》中，回答赡养父母是家庭义务的人占26.7%，与10年前（2008年）数据（40.7%）相比，下降了14个百分点。另外，认为应该由父母自己安排晚年的人由11.9%增长至19.4%，增加了7.5个百分点。而回答“政府和社会应该与家人共同承担责任”的最多，比10年前高出4.7个百分点，达到了48.3%：不是有观点认为我们这一代是赡养父母的最后一代吗？在我的下属中，有很多人在40岁以前都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但是30岁以下的人却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想依靠孩子们，只是希望自己尽量多工作，尽可能地长寿一些。（郑在熙）

历时9年才能买到房

对韩国人来说，“买房”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大多数人都是人到中年以后才拥有自己的房子，因此买房也有“中年浪漫”的说法。但是，在居民人口占韩国总人口五分之一的首尔市，由于地价暴涨，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非常艰难。据KB国民银行房地产网站Lii VON（https://onland.kbstar.com）称，2019年5月，首尔市的住宅平均价格为6.37亿韩元，公寓的平均价格是8.1亿韩元。

在韩国，如果想买房，只能向银行申请住宅担保贷款。但尽管如此，贷款只能申请到购房款的30%至40%（这是首尔市的规定，全国平均贷款额是总价的60%），因此，如果没有筹集到足够的首付款，就永远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假如想在首尔想购买一套8亿韩元的公寓，最多能从银行贷款3.2亿韩元，但如果没有4.8亿韩元首付款的话，那么一辈子都无法在首尔买一套普通公寓。

1974年出生的朴成俊（音译，前文已提及）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自嘲是“被诅咒的一代”：

1999年，我大学毕业，正是韩国经济最恶劣的时期。比我稍早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泡沫经济时期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而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刚好赶上亚洲金融危机，找工作就像在夜空中摘星星一样艰难。现在的情况也一样。1968年出生的部长已经有两套公寓了，而我到现在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虽然前辈们都说“只要踏踏实实存钱就能买房子”，但现在无论多么节俭都不可能攒够买房子的钱了。为什么房价涨得这么快呢？要想在首尔买一套公寓，至少需要3亿至4亿韩元，但是家里的存款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所以现在也没什么钱了。目前居住的房子的2亿韩元订金就是我全部的财产了。

工薪阶层要想在首尔安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根据首尔市公布的《2017年居住状况调查》统计，首尔市民的购房金额是年收入的8.8倍。也就是说，工薪阶层要想在首尔拥有自己的房子，平均需要9年的时间。按地区来看，房价最高的、有“江南圈”之称的江南区和瑞草区购房金额分别是年收入的18.3倍和20.8倍。也就是说，光靠收入、不吃不喝的情况下，要想买一套房需要18—21年。而且，即使想尽办法能够从银行贷款买房，那也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来偿还贷款：

我在上小学之前都住在江南区，当时的江南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个高楼林立的城市，而是有着大片农田的乡村。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江南的地价会涨这么多，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卖掉了江南的一套房子，搬到了位于江北的一所公寓里。如果一直住在江南的话，恐怕房价都能买一套公寓了吧。江南的一套公寓据说价值20亿韩元？如果我和哥哥一人一半的话也能有10亿韩元。仔细想想，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呢。（朴成俊）

在首尔拥有属于自己房子的人占比只有42.1%，从整个韩国来说占比为56.8%，比日本（62.1%）要低一些。从年龄层来看，50多岁拥有房子的人占比50.6%，40多岁的占比34.7%，30多岁的占比15.3%，20多岁的占比7.5%。

因此，到了中年也很难买到首尔的一套房，这种现实状况让很多年轻人都很沮丧。

一想到就算到了中年也很难买得起首尔的房子，年轻人就慢慢产生了放弃的念头。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每10名未婚男女中就有4人认为“虽然很想拥有自己的家，但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一生都没办法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有的人却拥有多处房产。他们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然后购买公寓用于投资。以投资为目的购买公寓的人，如果有人报价低于购买价格，肯定不会出售。也就是说，公寓价格的高低是由富人阶层决定的。据说，在富人聚集的江南地区，拥有数十套公寓的人不在少数。因此，韩国人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差距”就是住房。

公寓和江南地区

以江南区和瑞草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公寓，平均每3.3平方米的价格就超过了1亿韩元，是首尔市房价最高的地区。

以打造平民政府为执政理念的文在寅政府认为，江南是投机势力的大本营。执政后，文在寅政府相继出台了针对江南富人阶层在房地产方面的多项限制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很好地限制江南地区的房价。这是因为，公寓的拥有者采取不出售、等待价格上涨的策略。因此，江南地区的住宅交易量急剧减少，但房价反而暴涨。而且，上涨的趋势也影响到江南以外的地区。

讽刺的是，文在寅政府的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在江南地区拥有高级公寓，由于限制房地产政策的失败，有不少高层官员也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驻中国大使张夏成是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智囊，被称为“收入主导型经济增长政策”之父。他在担任青瓦台政策室长时曾因一句“以我住在江南区的经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所有国民没有必要都住在江南地区”而引发巨大争议。文在寅政府执政期间，其位于江南的、130多平方米的公寓的价格，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上涨了4.8亿韩元，引起国民群情激愤。

另外，在负责住宅的国土交通部的7名官员中，有4人在江南有公寓，还有2人有好几套公寓。

文在寅政府为了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出台了包括严厉惩罚持有多套住宅者等一系列限制政策，但是却将拥有3套江南住宅的官员推荐为国土交通部长官候选人。此前，青瓦台前发言人因为从银行贷款16亿韩元并在确定再开发的龙山区购买了一栋价值25亿韩元的大楼而下台。他在银行的贷款金额超过了文在寅政府规定的40%的比例，因此有人怀疑该官员在贷款过程中存在非法行为。综上可以了解到，即使在文在寅政府执政期间，房地产依然是最佳的投资项目。

“孤独死”高危群体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总人口的结婚登记数为25.76万对，平均每1000人中有5对新婚夫妇，自1980年的10.6对以后，该数字每年都在下滑。另一方面，平均每1000人中离婚数为2.1对，位列世界第一位。结婚率的下滑和离婚率的上升，使得中老年人群的“独居家庭”不断增加，特别是独居的中年男性，比老年人“孤独死”的概率还要高。

首尔市福祉财团对2013年首尔市发生的、因“孤独”而死亡的2343件案件（其中确认“孤独死”的案件162件，疑似“孤独死”的案件2181件）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孤独死”的年龄段中，50多岁的群体最多，占比22.4%（524件），比60多岁（368件）、70多岁（385件）群体还要多。也就是说，每5名“孤独死”的人中就有1名以上是50多岁的中年人。从性别来看，男性占多数，占确认案件的84.6%。

相比于老年人，中年人“孤独死”的概率更高，其问题在于韩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在退休年龄较低、福利制度尚未完善的韩国，独自生活的中年男性一旦提前退休，就会成为“孤独死”的高危群体。特别是“家长情结”（认为男性应该养家糊口的观念）较强的韩国男性，因退休而失去经济能力的同时，也会丧失自己的价值，甚至被社会孤立。

也称兼任讲师，指学校除专任教师外聘用的兼课老师。—编者注

非常勤讲师 李方勋（化名，47岁）居住在总高3层的公寓楼的半地下室中，连阳光都照射不到的房间里总是散发着霉味。3年前因为经济困难与妻子离婚后，他先后住过单间和写字楼。目前李方勋不仅在两所大学授课，而且还在补习班教论述课，每月收入有300万韩元左右。但是，李方勋每个月还要固定给前妻寄一笔孩子的抚养费，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更大的风险是，随着2019年《讲师法》开始实施，像李方勋这样的非常勤讲师很可能被大学辞退。

《讲师法》的主要内容是，大学要给予非常勤讲师稳定的报酬，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虽然该法律的目的是想尽力提高非常勤讲师的待遇，但由于大学承担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该法律正式实施之前，很多大学解雇了一些非常勤讲师。

一想到未来，就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有时候会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到了极限，精力也明显下降，经常会感到疲惫。与人交际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甚至现在连见到孩子都觉得厌烦，有时候真想就这样放弃所有，让自己彻底放松一下。

据某心理诊所的郭瑞贤博士诊断，李方勋的症状属于“情感障碍症”。

这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其症状是抑郁情绪至少持续2年，食欲明显减少或增加，有无力感以及自尊心下降等：

中年男性经常在外出差，为了升职加薪而苟且活着，一旦离婚或者退休，被家人和社会孤立之后，情绪会比女性更加不稳定。很多中年女性在丈夫不在的时候会主动寻找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积极参加宗教活动等，并且有孩子陪伴、经常与朋友保持联系，因此即使离婚也不会失去自我。但是，中年男性和女性不同，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能聊得来的朋友很少，离婚后一旦家人离开，有些人会感到孤独。另外，女性如果觉察自己有异样，就会立刻去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咨询，但是男性受自尊心的影响，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愿意去咨询机构。像情感障碍症这样的轻度抑郁症如果任由其持续下去的话，病情会持续加重，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迷失在酒精中，严重的话甚至表现出暴力倾向。这种心理疾病如果向内部发展，就会导致自杀；如果向外部发展，就会发生像随机杀人一样的暴力危险举动。（郭瑞贤博士）

在“内卷”的韩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中年男性存在偏见。因经济长期低迷而面临就业困难的年轻人批判中年男性是独享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的一代；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受到歧视的女性将中年男性视为压迫自己的既得权势者；很多妻子还把互相陪伴了数十年的退休的丈夫当作累赘。在丈夫退休的同时，提出“黄昏离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但是，面对从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结束、进入低速发展时代，又秉持竞争主义至上的韩国社会时，中年男性并不是一些女性所认为的既得利益者。中年男性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一人分饰3个角色，足以见得其责任重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因此，韩国的中年男性可能是所有年龄段中背负压力最大、生活最艰难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