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夜饭是深植记忆的乡愁

孙华

孙华/讲述　荆门晚报记者　张亚男/整理

我生在北方农村，从小跟奶奶和叔叔生活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子里。九岁那年，我在村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从此离开了那里。

记忆是从煤油灯下开始的。叔叔是民办教师，一到过年，邻居们都找他写春联。红纸是赶集扯的，赶集回来总不忘给我带几个散爆竹。晚上灯芯调亮了，叔叔凑着光写春联，墨汁冻得稠，他哈着气写。

我在堂屋外放爆竹，身边围着一群孩子。放完了爆竹，我到灶膛边烤红薯，怀里揣着《西游记》旧连环画，页角都卷了。那是我们传着看的小人书，排队等，轮到你，熬夜也得看完。

除夕守岁，奶奶把压岁钱塞进我棉袄兜里，是两张崭新的一角钱纸币，还带着油墨味儿。她交代我们要揣好了，第二天一早拜年磕头用。我和堂弟熬不住，脑袋一点一点往下栽，鞭炮声炸响时才惊醒。套上奶奶在灶火上烤热乎的棉袄，叔叔已把一挂鞭挑在竹竿上，火信子呲呲响，我们捂着耳朵往屋里躲，噼里啪啦的光照亮院子里的雪。

大年初一天不亮，我就跟着大人满村拜年。磕一个头换一把花生或几块果子，兜里塞得鼓囊囊。

那年过年还吃了顿大米饭。当时父亲从部队托人捎回几斤大米，奶奶蒸了一小锅，满屋的香。堂弟扒着灶台踮脚看，我分到小半碗，舍不得嚼，含嘴里慢慢融化。

开春父亲来接我们，走时叔叔扶着奶奶站在村口送别。到武汉第一顿，看到桌上的“干饭”(河南把大米饭叫干饭)，我都不敢相信。往后几天是幸福的，我常常端着碗傻笑。吃到第五天，晚上胃里开始不适。从小习惯了北方饮食的我，想吃馍，想喝面条汤。父亲把干饭熬成稀饭，稀饭里掺进面条，一根根捞着吃。

足足三个月，武汉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一直不敢开口说话，怕一张嘴，那口河南腔让人笑话。后来渐渐能吃两顿白米饭了，也能听懂武汉话了。

父亲转业留在武汉工作生活，过年桌上渐渐有了武昌鱼、粉蒸肉、炸藕夹。叔叔寄来手写的春联，我贴在门框上，横批是“人勤春早”。楼下小孩放爆竹，我望着窗外恍惚，这个年没有爆竹放了，没有铁环滚了，没有连环画等着传了，也不怀念吃一碗大米饭了。

除夕夜不用守岁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装着农村那些事儿，还有奶奶慈祥的笑容，好像很遥远，又像就在身边，翻个身，枕巾上一片湿。

多年后我明白，那个在灶边等白米饭吃的男娃，和那个一吃白米饭就反胃的男娃，是同一个人。只是故乡从一声鞭炮里，慢慢缩成一碗掺了面条的稀粥。后来连粥也不掺了，我吃得下武汉所有的大米饭。

只是再没有哪一碗，香过九岁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