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怂主帅：敌军冲锋时，他竟击鼓高喊“先逃有赏”！

文｜鹿

“邲之战”或者“两棠之役”的战争。它发生在公元前597年，中原的腹地，今天的河南荥阳一带。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打架斗殴，而是决定了此后近百年中原格局的霸权争夺战，是南方巨鳄楚国与北方老牌强国晋国的一次正面、彻底的对撞。

而最终的结果，出乎当时很多人的意料，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走向。

一切还得从晋楚两家的“世仇”说起。

自从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打败楚成王，遏制了楚国北上的势头后，晋国就坐稳了中原霸主的交椅。但楚国从来就没服过气。南方的广袤土地被他们不断消化，国力一直在增长，就像一头被暂时击退却更加饥饿的猛虎，始终盯着中原这块肥肉。

晋国呢，霸主的位子坐久了，内部的事儿就多了起来。各大家族——赵氏、先氏、郤氏、栾氏、荀氏（智氏）等等，势力盘根错节，国君的权力反而被稀释。打仗不再仅仅是“为国君而战”，往往掺杂了各家争夺权力、积累威望的私心。

这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决策很难统一，军队很难拧成一股绳。

夹在两个巨人之间的，是郑国。它地处中原核心，四通八达，谁控制了郑国，谁就拿到了通往中原诸侯国客厅的钥匙。所以郑国成了最惨的那个，几十年里反复挨揍。楚国来了，它投降；晋国大军一到，它又倒戈。

郑国的外交策略堪称现实主义的典范：

“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

说白了，就是谁拳头硬、谁兵临城下，我就跟谁混。

到了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庄王熊侣，这位传说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雄主，再次亲率大军把郑国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一次，他下了狠心，围了整整三个月，直到郑国崩溃投降。

郑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表示自己像牲畜一样顺从）出城投降，话说得极为卑微可怜。楚庄王身边的将领都说，别废话，灭了它。但楚庄王显示出他政治家的远见，他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一个国君能在危难时如此屈尊，说明他得民心，这样的国家灭掉可惜，不如让他臣服。于是楚军后退三十里，接受了郑国的投降，并派了人质。

楚庄王的目的初步达到：拔掉了晋国在中原最重要的钉子户。

消息传到晋国，那边炸开了锅。霸主的面子还要不要？中原的小弟们可都看着呢！

于是，中军元帅荀林父被任命为总指挥，率领三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来救郑国——尽管此时郑国已经投降了。

走到黄河边，荀林父听说郑楚已经议和，心里就打了退堂鼓。他觉得，救郑的目的已经达不到了，现在去打楚国，没有正当理由，而且是劳师袭远，胜负难料，不如等楚军撤了，我们再敲打郑国，这样更划算。

他这个想法，从军事成本角度看，其实挺理智。

但军队里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中军副帅先縠（彘子）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先縠是个典型的强硬派，他认为晋国的霸权就是靠拳头打出来的，现在看到敌人就退缩，简直是奇耻大辱。

“由我失霸，不如死！”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竟然带着自己的部队就渡过黄河，造成了既成事实。这一下，荀林父被架在火上了。作为主帅，部下擅自行动，他如果不管，权威扫地；如果全军跟上，又违背了自己的判断。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司马韩厥说话了。

韩厥的话很实际：先縠要是陷进去了，您这主帅罪过最大。现在部队已经分裂，不如全军跟上，打输了，罪责大家分摊，总比您一个人扛着强。

这话彻底把荀林父推向了决策的深渊——他选择了一条最糟糕的路：在极度不情愿和内部意见分裂的情况下，率领全军渡过了黄河。

晋军的悲剧，从这一刻就已经写下了注脚。

再看楚军这边。楚庄王本来已经打算见好就收，饮马黄河，炫耀一下武功就回家了。听说晋军主力真过来了，他第一反应也是不想硬碰硬。令尹孙叔敖，那位著名的贤相，也主张撤军，说连年打仗，将士疲惫，没必要死磕。

但一个叫伍参（后来大名鼎鼎的伍子胥的曾祖父）的宠臣坚决主战。他看出了晋军的致命弱点：

“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

这话简直是把晋军的缺点说的明明白白的：主帅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威信不足；副帅先縠刚愎自用，不听指挥；三个军的统帅各有打算，上面没有绝对的权威，下面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打败！

最后他还激了楚庄王一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您一国之君，逃避晋国这帮臣子，国家脸面往哪搁？楚庄王被说动了，下令停止撤退，转向北上，在管地扎营，与晋军对峙。楚国的决策过程虽然也有争论，但最终是国王乾纲独断，意志统一。

两军在邲地（敖山和鄗山之间）摆开了阵势。仗还没打，双方的心理战和内部博弈就先上演了。郑国为了自己的生存，玩起了危险的“离岸平衡手”，派皇戌到晋军中说：我们投降楚国是迫不得已，心还在晋国这边。楚军连胜骄傲，疲惫不堪，防守松懈，你们快打，我们郑军做内应！

这话极大地刺激了晋军内部的主战派。先縠、赵括、赵同等人摩拳擦掌，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但下军副帅栾书（栾武子）非常清醒。

他反驳说：楚国自从灭庸国以来，国君每天都告诫百姓生计不易、警惕灾难，军队每天都强调胜利不能长久保持，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而且楚军制度严明，戒备森严，郑国这是拿我们当枪使，我们赢了他们就来投靠，我们输了他们就彻底倒向楚国。

栾书的分析冷静而透彻，点明了郑国的骑墙本质和楚军的真实状态。可惜，他的声音被主战的喧嚣淹没了。主帅荀林父依旧摇摆，无法统一意见。

接着，楚庄王派使者来示弱求和，荀林父巴不得，立刻就答应了。这本来可能是个避免战争的台阶。但晋军内部那两个“怨夫”——魏锜和赵旃跳了出来。

魏锜想当公族大夫没当成，赵旃想当卿也没捞着，两人都憋着一肚子火，就想让晋军吃败仗好看。他们先请求去挑战，被拒绝；又请求去议和，被批准。

可他们去了楚营，根本就不是真心议和，而是各种挑衅。他们的行动，给了楚军最后的、也是最直接的动手借口。

与此同时，楚军则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他们先派了少量战车进行武装侦察，许伯、乐伯、摄叔三人表演了一场精彩的“致师”（单骑挑战），展示了高超的车战技巧和从容的气度，既侦察了敌情，又炫耀了武力，还试探了晋军的反应。他们发现，晋军只有上军在士会的指挥下有所戒备（设了七处伏兵），中军和下军则毫无准备。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魏锜、赵旃的挑衅行为，加上楚军侦察兵看到晋军派车来接应这两人时扬起的尘土，让楚军误判为晋军大举进攻。令尹孙叔敖当机立断，说出了那句名言：“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宁可我们先动手逼敌人，不能让敌人先动手逼我们！）

他引经据典，强调“先人有夺人之心”，要先发制人，打掉敌人的士气。楚庄王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全军突击。

接下来的一幕，就成了晋军耻辱的经典画面。楚军战车轰鸣，步兵狂奔，如潮水般压向晋军阵地。而晋军主帅荀林父在干什么？

史书记载：

“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

中军元帅荀林父惊慌失措，竟然在军中击鼓大喊：“先渡过黄河撤退的有赏！”这道命令直接摧毁了晋军的战斗意志。中军和下军瞬间崩溃，士兵们丢盔弃甲，疯狂涌向黄河岸边抢船逃命。

船少人多，先上船的人用刀砍断后来者扒在船帮上的手指，“舟中之指可掬也”——船里被砍断的手指多到可以捧起来。这是何等的混乱与悲惨！只有上军将士兵会，因为早有防备，得以成建制地、有条不紊地撤退，未遭损失。

在溃败中，也有闪光点。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知罃（后来的智武子）被楚军俘虏。荀首立刻率领自己的部属家兵返身杀回，想要抢回儿子。

在反击中，他沉着指挥，箭无虚发，射杀了楚军大将连尹襄老，俘虏了楚庄王的弟弟公子谷臣，不仅局部打击了楚军，也为他后来换回儿子埋下了伏笔。但这丝毫不能改变晋军惨败的全局。

战后，楚军进驻衡雍，祭祀河神，告慰祖先，凯旋而归。而晋军的残兵败将，在连夜渡河的喧嚣声中，带着无尽的耻辱回到了国内。

荀林父主动请死，晋景公在士贞子的劝谏下，考虑到正是用人之际，杀他会让楚国更得意，于是赦免了他，让他官复原职。

而那个挑起事端、刚愎自用的先縠，则在几年后因牵连其他事件而被杀，家族也被诛灭，应了战前知庄子（荀首）说他“虽免而归，必有大咎”的预言。

故事讲完了，我们来深度掰扯一下，晋国为什么输得这么惨？楚国为什么赢得这么漂亮？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与军事的脱节，以及国家机器的内部损耗。

晋国此时已不是晋文公时代那个君明臣贤、上下同欲的国家了。卿大夫家族势力膨胀，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先縠的冒进，是为了争夺个人功勋，维护所谓的“武士尊严”，甚至带有对主帅荀林父的不服。

赵括、赵同等人的附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魏锜、赵旃更是为私怨而损公。整个晋军高层，是一盘散沙，一个多方角力的擂台，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指挥部。

反观楚国，楚庄王经过平定若敖氏叛乱，牢牢掌握了权力，令尹孙叔敖是他的得力助手，伍参虽然身份不高，但意见能被采纳。楚国的决策核心是统一且高效的。

楚庄王能从善如流，从想退兵到决意一战，转变果断。孙叔敖能从“弗欲战”到坚决执行“先发制人”的战术，转换流畅。这种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直接保证了军事指挥的权威和效率。

其次，统帅的能力和性格决定了军队的上限和下限。荀林父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合格的战时统帅。他性格优柔寡断，缺乏魄力。

在渡河问题上，他无法制止先縠；在战和决策上，他左右摇摆；在郑国游说时，他不能统一众将思想；甚至在楚军求和时，他也只是被动答应，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巩固自己的部署或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最致命的是，在敌军发起总攻的千钧一发之际，他作为最高指挥官，不是想办法组织抵抗、稳住阵脚，而是下达了鼓励逃跑的命令。这直接导致了全军崩盘。

相比之下，楚庄王和孙叔敖的组合堪称黄金搭档。楚庄王有雄心、有纳谏之量、有决断之魄。孙叔敖有谋略、懂军事、执行力强。从“南辕反旆”到“改乘辕而北之”，从派小股部队试探到果断全军压上，他们的每一步都逻辑清晰，目的明确，配合默契。

第三，情报与战术的运用天差地别。楚军对晋军内部情况的掌握令人惊叹。伍参的分析、楚军使者的观察、小规模“致师”的试探，都让楚军清晰地摸清了晋军“将帅不和、号令不一”的底牌。

因此，他们敢于在总体兵力可能并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传统认为楚军兵力稍多，但并非压倒性），发起决定性进攻。他们的战术也很明确：利用晋军的混乱和松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攻，直击要害，打垮其中军指挥系统。

而晋军呢？对楚军的判断完全失误。主战派以为楚军“骄、老、不设备”，是待宰的羔羊；主和派只想避战，也没做认真的敌情分析。他们对郑国的两面三刀缺乏警惕，对自己内部的破坏分子（魏锜、赵旃）也缺乏防范。

整个晋军就像一个耳不聪、目不明、还患有严重“肠梗阻”的巨人。

第四，军队的战备与纪律。士会的上军之所以不败，就是因为做了战备，预设了伏兵。这说明晋国军队的底子和素质并不差。但中军和下军呢？“师无成命，多备何为？”

在先縠这样的人影响下，整个部队弥漫着一种盲目乐观又纪律松弛的气息。而楚军，正如栾书所分析的，从国君到士兵，时刻保持着“戒惧之不可以怠”的状态，制度严密（如“二广”轮流值班的警戒制度），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两军的精神面貌和战备水平，在接敌的那一刻高下立判。

邲之战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对于楚国，这是一场雪耻之战、正名之战。它彻底洗刷了城濮之战的耻辱，楚庄王由此真正跻身“春秋五霸”的行列，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雄心得以实现。

战后，楚国又迫使宋国投降，鲁国等中原诸侯纷纷依附，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对于晋国，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霸主光环暂时暗淡。

但正如史家所言，此战并未伤及晋国根本国力，它深厚的底蕴和辽阔的疆域仍在。这次的失败，反而像一盆冷水，让晋国开始反思（虽然内部斗争依旧），并在之后通过灭狄、内部整合，逐渐恢复元气，为后来的鄢陵之战复仇埋下了伏笔。晋楚争霸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很久。

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小国家，如郑、宋等，邲之战再次证明了“夹缝求生”的残酷逻辑。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国的角力结果，所谓的“外交”，不过是基于实力的投机。

最后，我想谈谈这场战争中的一些细节带给我的感触。

一是楚庄王战后拒绝修建“京观”（用敌人尸骨堆成的高冢）炫耀武功。

他说：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他认为武功的真谛是制止暴力、消弭战争、保住江山、安定民心、团结众人、丰富财物。

自己一条都没做到，没资格炫耀。这种对“武”字的理解（“止戈为武”），展现了他在胜利时的清醒与克制，一种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二是荀首为救儿子返身奋战。

在那样的大溃败中，这一点父爱的星光和职业军人的顽强，让人动容。战争是宏大的、残酷的，但其中也闪烁着具体的人性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