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参军被母亲误认为牺牲，时隔17年警卫登门：您儿子已是徐司令

战乱年代，谁都知道一旦参了军就是凶多吉少，可面对国仇家恨，母亲就算再不舍得，也还是挥挥手送孩子上了战场。

她怎么都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十几年杳无音讯。甚至她都一度以为孩子已经牺牲在沙场上了，就在这位母亲几近绝望的时候，忽然有个警卫员上了门，还说她的儿子已经成了司令员。

这听着真是带着些“传奇”意味了，不过，这还真不是什么电视剧里面的情节，而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1949年冬月，鄂东北的黄安还冷得邪门。徐家河村的冷雾里，突然传来军靴踩碎冰碴的脆响。穿棉大衣的警卫员攥着信封，在破旧的土坯房门前犹豫了好几次，才抬手敲了敲吱呀作响的木门。

“谁啊？”屋里传来苍老的声音，门吱扭开一条缝，露出张布满皱纹的脸。老人拄着枣木拐杖，头发全白了，像顶着一头霜雪，手里还捏着半块没纳完的鞋底。

“大娘，您是石顺香吧？”警卫员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是徐司令派来的，他让我接您去北京。”

石顺香的拐杖“当啷”砸在地上，连连摆手：“你们找错人了，俺儿深吉17年前就没了，古峰岭上的坟还是俺亲手堆的。”她说着就抹起眼泪，门框上还贴着褪色的“烈士之家”纸条，那是当年乡公所送来的。

一听这话，警卫员急得掏出贴身藏的信：“大娘您看，这是徐司令亲笔写的！他真的活着，现在是咱们的司令员了。”石顺香的目光落在信封上，那笔挺的字迹她太熟了，当年儿子在私塾练字，写的“人之初”就是这个模样。

她颤巍巍接过信，手指刚碰到纸页就抖得厉害，眼泪“啪嗒啪嗒”砸在“儿深吉敬上”那几个字上。

“活着……俺儿还活着……”老人突然蹲在门槛上号啕大哭，哭声穿过冷雾，惊飞了院角的麻雀。村长闻声赶来，看着信叹气道：“徐家婶子，当年那阵亡通知书还是俺念给你听的，没想到啊，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谁也没提，这17年石顺香是怎么过的。

自从1932年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她当场昏死过去，醒来后就把家里仅存的两床棉被卖了，凑钱给儿子立了衣冠冢。后来民团听说她儿子是红军，要抓她去问话，乡亲们轮流把她藏在柴房、山洞里，才算躲过一劫。

这些年，她每天天不亮就往古峰岭跑，坟头的草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

徐深吉出生在1910年，徐家种茶养蚕，日子还算殷实，爹徐必名识文断字，把儿子送进私塾读了好几年书。

可到了徐深吉9岁那年，兵荒马乱的世道毁了好日子，他只能辍学跟着爹下地，看着苛捐杂税把乡亲们逼得卖儿卖女，心里像堵了团火。

1926年，16岁的徐深吉在农民夜校听到“打倒军阀”4个字，当晚就拉着爹要参加义勇队。徐必名摸着儿子的头叹气：“要去就别回头，咱徐家不能当软骨头。”父子俩一起编进队伍，扛着大刀参加了黄麻起义。

1929年的一个寒夜，共产党员高建中到村里开秘密会议，不料被民团盯上了。徐必名急中生智，和儿子换上高建中的衣服，故意在村头晃悠，把敌人引到了稻田深处。

民团在泥地里摔得人仰马翻，父子俩却借着夜色躲进了芦苇荡。可谁也没想到，半年后徐必名在清乡行动中被敌人杀害，倒在了自家的田里。徐深吉抱着爹的遗体，咬得嘴唇出血也没哭。

1930年，红军路过黄安，他带着同村好几个后生报了名。临走前，石顺香把腌腊肉、干豆丝塞满他的挎包，追着队伍跑了半里地：“崽啊，活着回来！”徐深吉回头望了一眼，见娘的头发被风吹得乱飘，心里一酸，却还是转头大步流星地走了。

在部队里，徐深吉凭着识文断字和跑得快的本事，从传令兵一路升到班长、排长。

1932年苏家埠战役中，他带30多人摸黑包抄敌人，俘敌百余人，缴获了70多支步枪，立了头功，没多久就当上了73师218团副团长。

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向川北转移，队伍路过黄安时，给了徐深吉几个时辰的假。

他冲进家门，看着明显憔悴了许多的娘，眼睛一酸，眼泪比话先流了出来。他在爹的坟前磕了3个响头，把攒下的几块大洋塞给娘，刚想说些什么，集合号就响了。石顺香追到村口，只看到儿子越来越远的背影，冷雨打湿了她的发鬓。

这一别，差点就成了永别。

部队走到古峰岭时，遭遇了国民党军的伏击。218团作为主力顶在最前面，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尸横遍野。徐深吉带着战士们冲锋时，一颗子弹从胸口擦过，离心脏就差一点点，他当场昏死过去。

第1次打扫战场时，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把名字写进了阵亡名册。等第2波搜救队把他从死人堆里扒出来，人已经没了气息，可抬到后方医院时，他又猛地吸了口气，那枚弹片嵌在胸口，硬生生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徐深吉昏迷了一个多月，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娘写信。可当时交通全断了，部队又不停地转移，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托了一个又一个老乡，全都石沉大海。他不知道，家里的老母亲接到阵亡通知书后，一夜白头，在古峰岭上堆起了那座衣冠冢。

1933年，张国焘搞“肃反”，徐深吉因为打仗太勇猛，被安上“改组派”的罪名关进了木牢。眼看就要被枪毙。

幸运的是，徐向前听说了这事，拍着桌子跟人理论：“这样会打仗的硬骨头，杀了就是自断臂膀！”他冒着风险把徐深吉调到总指挥部当参谋，还交给个任务：画川北作战地图。

徐深吉哪懂绘图啊？他跑到县图书馆翻旧县志，骑着马跑遍十几个村子问老乡，晚上借着油灯把山脊、水道一笔笔画下来。

有次赶山路摔进泥坑，图纸全湿了，他就坐在火堆旁烘干，连夜重新画。一个月后，当他把整整齐齐的地图送到徐向前面前，徐帅拍着桌子叫好：“好得很！这图能救咱们不少兄弟的命！”

后来这张图成了行军的“指南针”，多少部队靠着它在山里没迷路。

1934年，徐深吉被派到红军大学当教官。他没上过军校，就凭着实战经验教：拿着树枝在地上画敌军阵型，让战士们蒙眼摸地形记路线，甚至带着学员去山坡上模拟伏击。

有个新兵总记不住战术，他就陪着练到半夜，说：“打仗不是蛮干，得把每一步想透，才能活着回家见爹娘。”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深吉成了129师771团团长，跟着陈赓打了不少硬仗。

1938年的黄崖底伏击战，他带着部队在山坳里藏了几天几夜，等日军进入包围圈，一顿手榴弹加机枪扫射，歼敌300多人，自己这边啥事没有。战友们都佩服：“徐团长这招太绝了！”

1942年冬，日军搞“铁壁合围”，徐深吉带着通信员突围时撞上了敌骑。警卫员为了掩护他牺牲了，他左肩中弹，弹片在肉里嵌了十年才取出来。

后来他被调到抗大六分校当校长，讲课的时候伤口一疼，就喝口烈酒接着讲，学员们都说：“徐校长的课，听着就热血沸腾。”

抗战胜利后，徐深吉当上了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副校长。他拖着病体整顿师资，短短几个月个月就弄出了教学大纲，还亲手建起了练兵场和靶场。

可胸口的弹片总“捣乱”，有时候讲着课就忍不住咳嗽起来，痰里带着血丝，他却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了。”

这些年，徐深吉从没放弃找娘。

1945年托老乡去黄安打听，没消息；1947年让通信兵送信，信被战火烧了；1948年他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住院时还拉着医生问：“我娘要是还在，能等到我回去不？”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徐深吉到北京汇报工作，住进招待所的第一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一闭上就满脑子想娘还在不在。

第2天一早，他就把警卫员叫过来，递过去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你去黄安徐家河村，务必找到我娘。要是……要是不在了，就帮我磕几个头。”

警卫员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踏着霜冻走了几十里路，才在乡亲们的指引下找到石顺香。当老人坐着军车赶到北京时，徐深吉早就等在门口，穿着军装，胸前挂着勋章，可看见娘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娘，儿来晚了！”

石顺香摸着儿子胸口的伤疤，那是古峰岭战役留下的印记，凹凸不平的触感让她眼泪直流：“俺知道你不容易，还在就好，还在就好。”

徐深吉把娘安排住进小院子院里，只要有空就陪着说话，娘说想喝家乡的清茶，他想办法去找；娘聊起村里的事，他就拿出小本子记下来。可新中国的空军后勤等着整顿，他刚陪娘吃了两顿热饭，就被派去南方考察油料储备。

1954年，徐深吉当上了空军副司令员，主管后勤。他带着人跑遍荒山野岭，考察航空煤油原料，趴在地上画油料供应流程图，制定了好几十条规章。

3年困难时期，他牵头研制出国产航空煤油，可自己却因为劳累，胸口的弹片又开始作乱，咳嗽几声就吐血。石顺香看着心疼，他却笑着说：“娘，国家需要俺，这点苦算啥。”

那些年，石顺香常拎着儿子爱喝的米酒去招待所等他，见他匆匆忙忙的，就塞一双虎头鞋垫进他口袋。有次徐深吉出差回来，鞋垫上还绣着“平安”二字，他摸了摸，眼眶就红了。

1959年，石顺香病重了，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喊着“深吉”。徐深吉接到电话，扔下手里的文件就往家赶，路上捂着胸口的旧伤，疼得直冒冷汗。

回到家，他给娘换上干净的被单，熬了红糖姜汤一勺一勺喂进去。石顺香睁开眼，看见儿子就在身边，笑了笑：“娘不碍事，你别耽误工作。”徐深吉握着娘的手，眼泪掉在她手背上：“娘，啥工作都没你重要。”

那段日子，徐深吉推掉了所有公务，守在娘床边。他给娘擦脸、喂饭，讲当年在部队的趣事，就像小时候娘给他讲故事一样。可石顺香的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差，最终还是走了。徐深吉在娘的灵前跪了3天，送走母亲后，他把那双鞋垫收进了贴身的衣袋。

后来的岁月里，徐深吉经历了文革的磨难，被赶到江西劳动，可他从没抱怨过。平反后，他牵头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花了十年时间，出了十册800多万字的书。有人问他图啥，他说：“得让后人知道，当年的兄弟是怎么拼过来的。”

2000年8月8日，91岁的徐深吉在北京逝世。他留下遗嘱：

“丧事从简，遗体供医学实习，骨灰就地掩埋。若有一滴热泪，请赠给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