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两大毫无底线、臭名昭著的事件

提起三国，世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金戈铁马的豪情，是运筹帷幄的谋略，是刘备的仁、曹操的雄、诸葛亮的智。

可乱世之下，英雄辈出的另一面，从来都藏着不择手段的权谋与背叛。

有两场事件，跳出了“兵者诡道”的底线，违背了古人最看重的信义，成为三国史上最不堪的污点。

它们的主人公，或许达成了短期目的，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骂千年。

这两场毫无底线、臭名昭著的事件，便是吕蒙白衣渡江与司马懿洛水之誓。

要读懂它们的无耻，先要读懂三国乱世的“潜规则”——即便群雄逐鹿，也讲究明人不做暗事，即便利益相悖，也重视一诺千金。

而吕蒙与司马懿，恰恰撕碎了这层遮羞布，用欺诈与背叛，换来了一时的“成功”。

一、吕蒙白衣渡江：盟友背后捅刀，用欺诈毁掉孙刘联盟

要谈白衣渡江，先得认识吕蒙，更得明白，荆州为何会成为孙刘反目的导火索，为何吕蒙会不惜背盟，也要夺取它。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三国时期东吴名将。他出身贫寒，年少时没读过多少书，早年依附姐夫邓当，跟着姐夫投奔孙策，做了一名普通士兵。

起初，吕蒙只是个勇猛好斗的武夫，孙策去世后，孙权继位，见他是块可塑之才，便劝他多读书。

吕蒙听从劝告，发奋苦读，几年后，学识大增，连鲁肃都惊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便是成语“刮目相看”的由来。

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武夫，成长为文武兼备的大将，吕蒙的逆袭，值得称道。但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却掩盖了所有功绩——白衣渡江，偷袭盟友。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绕不开荆州这块“兵家必争之地”。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横跨南北，东连东吴，西接巴蜀，北通中原，既是交通要道，也是战略屏障。

对东吴而言，荆州是江东的门户，卡在长江上游，相当于被人扼住了喉咙，东吴要想向西扩张，必须拿下荆州，才能确保江东安全。

对蜀汉而言，荆州是北伐中原的跳板，也是连接益州的纽带，没有荆州，蜀汉北伐便成了空谈，只能困守巴蜀一地。

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击败曹操，荆州被三家瓜分：曹操占据北部的南阳郡，孙权占据东部的江夏郡，刘备则占据南部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此时的刘备，地盘狭小，不足以安民，也不足以抗曹，便向孙权恳求，借出南郡（荆州的核心区域），当作抗曹的基地。

孙权起初不愿，毕竟南郡战略地位重要，但在鲁肃的劝说下，考虑到孙刘联盟的大局——只有联合刘备，才能抵御曹操的进攻，最终答应借南郡给刘备。

刘备承诺，等将来拿下西川（益州），便立刻归还南郡，归还荆州。

可人心隔肚皮，承诺在利益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公元214年，刘备率军攻入西川，击败刘璋，夺取了益州，终于有了自己稳固的根据地。

孙权得知后，立刻派诸葛瑾出使西川，索要南郡，兑现当初的承诺。

可刘备此时早已变卦，他好不容易拿下益州，不愿再归还南郡，便找借口推脱：“等我拿下凉州，再归还荆州。”

孙权大怒，认为刘备言而无信，当即派吕蒙率军夺取了长沙、桂阳两郡，双方剑拔弩张，孙刘联盟濒临破裂。

最终，在鲁肃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以湘水为界，重新划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归东吴，南郡、零陵、武陵归蜀汉。

这便是历史上的“湘水之盟”，看似化解了矛盾，实则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吕蒙一直主张“夺回荆州，巩固江东”，他认为，刘备“借而不还”，本身就是失信在先，孙刘联盟早已名存实亡。

在他看来，与其维持一个脆弱的联盟，不如直接夺取荆州，彻底消除江东的隐患，这也为后来的偷袭，埋下了心理伏笔。

而真正的契机，出现在公元219年，关羽北伐樊城。

当时，刘备刚刚夺取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士气大振。关羽为了响应刘备，率领蜀汉主力，攻打曹魏的樊城，留下少量兵力防守荆州。

关羽勇猛善战，北伐初期，势如破竹，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甚至吓得曹操一度想要迁都，躲避关羽的锋芒。

可关羽有个致命的缺点——骄傲自大，看不起东吴，尤其看不起吕蒙。

吕蒙看透了关羽的弱点，决定顺水推舟，用示弱的方式，麻痹关羽，让他放松对东吴的警惕。

他主动向孙权上书，谎称自己病重，需要返回建业（东吴都城）养病，推荐年轻的陆逊，代替自己镇守陆口（与荆州接壤的重镇）。

陆逊当时名气不大，年纪尚轻，关羽得知后，更加轻视东吴，认为陆逊不足为惧，便抽调了荆州的大部分守军，赶赴樊城前线，进一步削弱了荆州的防御。

这正是吕蒙想要的结果。

公元219年十月，吕蒙暗中返回前线，亲率精锐吴军，悄悄沿长江逆流而上。

为了不被荆州守军发现，吕蒙想出了一条毒计：让所有士兵脱下铠甲，穿上白衣，扮作商人，将兵器藏在商船之中，装作是往来贸易的商人。

当时，长江之上，商船往来频繁，荆州守军见是“商人”，又都是白衣打扮，没有丝毫防备，纷纷放行。

吴军一路畅通无阻，悄悄抵达荆州城下，趁着夜色，突然发起攻击。

荆州守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根本不是精锐吴军的对手，短短几天，荆州的核心城池江陵、公安，便被吕蒙一举攻破。

吕蒙拿下荆州后，并没有滥杀无辜，反而善待荆州百姓，安抚关羽的家眷，甚至下令，不准士兵骚扰百姓，抢夺财物。

他这么做，看似仁义，实则是为了收买人心，让荆州百姓彻底归顺东吴，断了关羽的后路——他知道，关羽得知荆州失守后，一定会回援，而人心所向，关羽必败。

前线的关羽，得知荆州失守的消息后，军心大乱，士兵们纷纷逃散，士气一落千丈。

曹操见状，立刻派徐晃率军，趁机夹击关羽，关羽腹背受敌，屡战屡败，被迫从樊城撤军，向南撤退，想要夺回荆州。

可此时的关羽，早已众叛亲离，手下的士兵所剩无几，粮草断绝，陷入了绝境。

他一路向南撤退，最终被困在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孤立无援，外无救兵，内无粮草。

关羽无奈，只能派人向附近的蜀军求援，可援军迟迟不到。

几天后，关羽见突围无望，便率领少量亲信，趁着夜色，突围出城，想要逃往西川。

可吕蒙早已料到关羽会突围，提前派潘璋、马忠，在关羽突围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

关羽一行人行至临沮（今湖北远安西北）时，遭到吴军伏击，关羽奋力抵抗，最终因寡不敌众，被马忠擒获。

孙权得知关羽被擒后，犹豫不决，想要留下关羽，为东吴所用，可吕蒙等人极力劝阻，认为关羽骄傲自大，不会真心归顺，留下必成后患。

最终，孙权下令，将关羽斩杀，一代名将，就此落幕。

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斩杀关羽，看似大获全胜，为东吴夺取了战略要地，巩固了江东的安全。

可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彻底撕毁了孙刘联盟，让东吴背上了“背盟弃义”“江东鼠辈”的骂名，也为后来的夷陵之战，埋下了伏笔。

更重要的是，他使用的伪装商人、示弱欺诈的手段，在崇尚“武德”和“明战”的三国时期，被视为武人之耻。

三国时期，即便两军对垒，也讲究光明正大，即便要出奇兵，也不会用欺骗盟友的方式，吕蒙的做法，彻底突破了当时的道德底线。

后世对吕蒙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

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赞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认为他为东吴立下了大功，是东吴的功臣。

但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却严厉批评吕蒙：“吕蒙之袭关羽，非徒利害之计，实乃丧心之术也”，认为他为了利益，不惜背信弃义，是丧尽天良。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直言：“吕蒙袭关羽，以克敌为功，而不知其所以败吴者，在此一举也”。

他认为，吕蒙虽然夺取了荆州，却让东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后来刘备举兵伐吴，东吴险些亡国，都是吕蒙背盟的恶果。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吕蒙在白衣渡江后，不久便一病不起，年仅四十二岁便病逝。

有人说，他是积劳成疾；也有人说，他是背负了太多的罪孽，遭到了天谴。无论真相如何，他的一生，终究因这场背盟之举，留下了千古骂名。

二、司马懿洛水之誓：以誓为欺，用鲜血铺就司马家篡魏之路

如果说吕蒙白衣渡江，是武将对盟友的背叛，破坏的是军事上的信义；那么司马懿洛水之誓，便是文臣对君主的背叛，破坏的是政治上的底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他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学识渊博，胸怀大志，年轻时便闻名乡里，被当时的名士杨俊称赞为“非常之器”。

司马懿早年，看透了东汉末年的乱世，不愿出仕为官，便以生病为由，隐居在家，闭门不出。

曹操听说他的才华后，多次派人征召他，司马懿都以病重推辞，甚至不惜装疯卖傻，躲避曹操的征召。

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担任丞相，权势滔天，再次征召司马懿，并放下狠话：“若复盘桓，便收之”，意思是，如果再推辞，就把他抓起来。

司马懿无奈，只能被迫出仕，担任丞相府的文学掾，从此，踏上了曹魏的政治舞台。

司马懿一生，辅佐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历经四朝，隐忍了几十年，最终，凭借着自己的谋略和隐忍，掌控了曹魏的大权。

他的隐忍，举世闻名，而他最具代表性的隐忍之举，便是装病避祸，等待时机，发动高平陵之变。

这一切的起因，要从魏明帝曹叡去世说起。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病重，临终前，将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和曹爽，命二人共同辅政，辅佐曹芳登基。

曹爽，字昭伯，是曹操的侄孙，曹魏宗室，出身尊贵，凭借着宗室的身份，深受曹叡的信任。

曹芳登基后，曹爽身为大将军，手握兵权，又有宗室身份，渐渐变得骄傲自大，野心膨胀，想要独揽大权，排挤司马懿。

他知道，司马懿才华出众，手握重兵，是自己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便想出了一条计策，削弱司马懿的权力。

曹爽以“尊奉先帝遗愿，辅佐少主”为由，上奏曹芳，将司马懿升为太傅。

太傅看似是个一品大官，地位尊贵，实则是个虚职，没有任何实权，相当于被架空，曹爽此举，实则是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

不仅如此，曹爽还任用自己的亲信，排挤朝中的老臣，掌控了朝中的军政大权，一时间，曹爽权倾朝野，独断专行，朝野上下，敢怒而不敢言。

司马懿深知，曹爽势力庞大，此时与他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自取灭亡。

于是，他再次选择了隐忍，表面上，他装作一副“老糊涂、病得快不行了”的样子，连走路都得有人搀扶，说话也颠三倒四，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

暗地里，他却在偷偷积蓄力量，联络朝中不满曹爽的老臣，培养自己的亲信，等待时机，反击曹爽。

曹爽听说司马懿病重，心中十分得意，但也有些怀疑，便派自己的亲信李胜，前往司马懿家中探望，试探司马懿的虚实。

李胜来到司马懿家中，看到司马懿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连衣服都穿不好，喝粥时，粥水顺着嘴角流下，洒了一身，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

李胜向司马懿说明自己将要前往荆州任职，司马懿故意装作耳聋，听错了，以为李胜要前往并州，还含糊不清地说：“并州靠近胡人，你要多加小心，好好防备。”

李胜反复解释，自己是前往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却始终听不明白，还不停地点头，嘴里念叨着：“好，好，你去吧，保重身体。”

李胜见此情景，彻底放下心来，认为司马懿确实已经老糊涂了，病得快不行了，再也构不成威胁。

他回到曹爽身边，将自己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曹爽，曹爽听后，大喜过望，彻底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司马懿见曹爽已经放松警惕，知道时机成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变，正在悄悄酝酿。

公元249年正月，曹爽陪着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叡。

曹爽此行，带走了自己的所有亲信，以及宫中的大部分侍卫，洛阳城里，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没有主心骨，防守空虚。

司马懿得知消息后，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一改往日病弱的模样，精神抖擞，召集自己的亲信，发动了政变。

他亲自率领士兵，控制了洛阳城的城门，关闭了所有城门，断了曹爽的退路，同时，派人接管了宫中的守卫，控制了皇宫。

随后，司马懿上奏曹芳，列举了曹爽的种种罪状，指责曹爽独断专行，结党营私，危害国家，请求曹芳下令，罢免曹爽的官职，将其治罪。

正在高平陵祭拜的曹爽，得知洛阳城发生政变，司马懿控制了洛阳城，顿时吓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手下的谋士桓范，连忙劝说他：“大将军，事到如今，唯有带着陛下，前往许昌，召集天下兵马，回师洛阳，讨伐司马懿，才能保住性命，夺回大权。”

桓范的计策，其实是当时唯一的生路——许昌是曹魏的旧都，有重兵驻守，而且曹爽手握大将军印，只要他振臂一呼，天下兵马，必定会响应他，讨伐司马懿。

可曹爽，却是个优柔寡断、贪生怕死之徒，他看着身边的家人，又想到自己的财产，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他心里清楚，自己虽然权倾朝野，但平日里结怨甚多，未必能召集到足够的兵马；而且，司马懿势力庞大，回师洛阳，未必能打赢司马懿。

司马懿看出了曹爽的优柔寡断，也怕曹爽真的采纳桓范的计策，前往许昌，召集兵马，那样一来，自己的政变，很可能会失败。

于是，司马懿决定，用“誓言”来欺骗曹爽，让他放下戒心，主动投降。

他派太尉蒋济等人，前往高平陵，面见曹爽，传达自己的意思：“只要你交出兵权，罢免官职，我保你全家平安，让你回府养老，保留你的爵位，绝不追究你的任何责任。”

为了让曹爽相信，司马懿还下了血本——指洛水为誓。

在古代，“指河为誓”是最郑重、最庄严的承诺，相当于对着天地神明、对着河神发誓，若是违背了誓言，就会遭天谴，断子绝孙，不得好死。

历史上，刘秀曾经指河为誓，原谅自己的仇人，并且说到做到，成为了千古佳话。

司马懿正是抓住了古人对誓言的敬畏之心，指着洛水，郑重发誓：“我司马懿，在此立誓，若曹爽交出兵权，我必保其全家性命，若违此誓，必遭天谴，不得好死。”

蒋济等人，也在一旁作证，劝说曹爽：“太傅一向言出必行，而且指洛水为誓，绝不会违背誓言，你就放心投降吧。”

曹爽本身就优柔寡断，又贪生怕死，听到司马懿的誓言，又有蒋济等人作证，渐渐放下了戒心。

他觉得，只要交出兵权，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保住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回府养老，安享晚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他不顾桓范等人的苦苦劝阻，毅然决定，投降司马懿，交出兵权。

桓范见曹爽不听劝告，彻底绝望，痛哭流涕地说：“曹子丹（曹爽的父亲）一世英雄，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我们这些人，迟早都会死在你的手里！”

曹爽没有理会桓范的劝告，带着魏帝曹芳，返回了洛阳，主动交出了大将军印，罢免了自己的官职，回到了家中，等待司马懿履行誓言。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天真和愚蠢，最终，让自己和全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司马懿一旦掌控了大权，便立刻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根本没有打算履行自己的誓言，所谓的洛水之誓，不过是他欺骗曹爽的手段而已。

曹爽回到家中后，司马懿立刻派人，包围了曹爽的府邸，派人监视曹爽的一举一动，不准任何人进出。

随后，司马懿罗织罪名，诬陷曹爽“谋反”，派人将曹爽及其党羽，全部抓了起来。

曹爽的党羽，包括谋士桓范、大司农何晏、吏部尚书丁谧等人，全都被司马懿逮捕入狱，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谋反”的罪名。

最终，司马懿以“谋反罪”为由，下令，将曹爽及其党羽，全部斩首示众，并且灭了他们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一时间，洛阳城血流成河，曹爽的家人、亲信，上至老人，下至孩童，无一幸免，共计数千人，惨遭杀害。

曾经权倾朝野的曹魏宗室，就这样，被司马懿一举铲除，荡然无存。

而曾经为司马懿作证、劝说曹爽投降的蒋济，得知司马懿违背誓言，大肆屠杀曹爽及其党羽后，羞愧不已，郁郁寡欢。

他觉得，自己被司马懿欺骗，成为了司马懿屠杀曹爽的帮凶，违背了自己的良知，最终，在羞愧和悔恨中，一病不起，不久便病逝了。

司马懿洛水之誓，看似是一场“和平解决”权力争端的手段，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一场血淋淋的屠杀。

他用最庄严的誓言，欺骗了曹爽，用最残忍的手段，铲除了自己的对手，为司马家篡夺曹魏政权，铺平了道路。

更严重的是，他的行为，不仅欺骗了曹爽，更是对古代“誓言”的亵渎，对天地神明的不敬，摧毁了人们对权力的信任，也摧毁了当时的社会道德。

在司马懿之前，政治斗争虽然残酷，但也讲究信义，讲究一诺千金，即便要铲除对手，也会光明正大，不会用欺骗誓言的方式。

可司马懿之后，政治斗争彻底沦为了“弱肉强食”的游戏，毫无道德信用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背叛誓言，可以滥杀无辜。

自晋以后，守信之风被严重削弱，社会整体性的道德开始大滑坡，弑君篡位、背信弃义，渐渐成为了家常便饭，这一切，都与司马懿违背洛水之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后世对司马懿的评价，更是一片骂声，几乎没有正面评价。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批评司马懿：“司马懿，奸臣之尤也，欺人孤儿寡母，以篡其国，其罪罄竹难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直言：“司马懿之篡魏，始于洛水之誓，其欺也，甚矣！”

他认为，司马懿的欺骗，不仅毁了曹爽一家，更毁了整个社会的信义，开启了后世奸臣篡权的先河。

即便司马家后来建立了西晋，统一了天下，也无法洗刷司马懿的罪孽，司马家也因此，彻底背上了“没信义、没道德”“奸臣篡权”的骂名，遭人唾骂千年。

三、结语：背信弃义终留骂名，信义才是立身之本

吕蒙白衣渡江，司马懿洛水之誓，这两场事件，发生在三国时期的不同阶段，主人公的身份不同，目的不同，手段不同。

可它们的本质，却是一模一样的——为了短期的利益，突破了信义的底线，用欺骗和背叛，换取了一时的“成功”。

吕蒙用白衣渡江，为东吴夺取了荆州，巩固了江东的安全，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

司马懿用洛水之誓，铲除了曹爽，掌控了曹魏的大权，为司马家篡魏，铺平了道路。

从短期来看，他们都是“成功者”，都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利益。

可从长期来看，他们都是“失败者”，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失去了信义，失去了良知，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唾骂千年。

东吴虽然夺取了荆州，却彻底失去了蜀汉这个盟友，后来刘备举兵伐吴，东吴险些亡国，即便最终击败了刘备，也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曹魏抗衡，最终，成为了三国中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

司马家虽然建立了西晋，统一了天下，却因为司马懿的背信弃义，失去了天下百姓的信任，西晋王朝，仅仅存在了五十一年，便走向了灭亡。

而且，西晋灭亡后，中国陷入了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一切，都与司马家的篡权，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国时期，英雄辈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忠肝义胆，义薄云天；赵云勇猛善战，忠心耿耿。

这些人，之所以能被后世传颂千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们坚守信义，坚守底线，不忘初心。

而吕蒙和司马懿，之所以被后世唾骂千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背叛和欺骗，更重要的是，他们摧毁了古人最看重的信义，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底线。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信义，是立身之本，是立国之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无论面对何种利益诱惑，坚守信义，坚守底线，才能走得更远。

那些为了短期利益，不惜背信弃义、欺骗他人的人，即便能获得一时的成功，最终，也一定会被历史抛弃，被世人唾骂，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无翻身之日。

吕蒙和司马懿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唯有坚守信义，方能行稳致远；唯有不忘初心，方能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