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化市：岁月流转中的故乡记忆与城市变迁（十三）

翰章大街的城市记忆（二）

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敦化县邮电局。当时邮电局的楼房向路口西侧凸出，有些挡路，向北通行的马路在此处不得不转弯。八十年代末期，有一位和我一同出差来敦化的人说，以敦化人的做事风格，迟早会把邮电局搬走。果不其然，后来扩建道路时，邮电局向西挪动了位置，道路被裁弯取直，变成了一条宽阔平直的大道。

从这个路口再往北走，道路两侧都是平房住宅区。穿过住宅区，道路西面有一座大院，是敦化县第五中学。以前五中的校园不在马路边上，需顺着胡同往里走。日本侵占敦化期间，通往五中的胡同北侧曾有一处日军兵舍。小时候听邻居家的孩子说，文革武斗期间，有人在五中门口用拖拉机推土铲，挖出了很多日军埋藏的枪支弹药，不知是真是假。也正因如此，五中在我心中多了几分神秘感。

敦化五中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许多难忘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记得 1971 年我在敦化二小学读书时，学校组织我们来这里参加公审大会，大概是为了对我们进行普法教育。整个学校操场挤满了学生和群众，公审大会结束后，拉着犯人的车辆围着操场转了一圈示众，被判死刑的犯人则直接被拉往刑场。在当时，公审大会是一种普法教育方式，兼具教化群众、震慑潜在犯罪分子的作用。

十二岁那年，听闻五中操场晚上要放露天电影《沙家浜》，我便约了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看。操场上人山人海，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至今难忘。返程路上，我们仍意犹未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电影里的精彩情节。谁知回到家才发现，邻居家孩子的爷爷奶奶因我们回来太晚，正坐在我家院子门口等候；父亲见我回来晚了，也十分生气，打了我一顿。

1976 年 9 月 18 日，正在敦化一中上初一的我们，来到五中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大家站在操场上肃立默哀，收听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全场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之中。

再次来到五中，是 1979 年秋天。当时我在敦化实验中学上高中，延边州教育部门举办教学公开课，学校安排父亲讲一节语文课，上课地点就在五中。父亲是我们文科班的语文老师，我们全班同学排着队来到五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听课。会议室后排坐满了来自延边州各学校的听课老师和教育局领导，黑压压一片。那节课讲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作为语文科代表，带领全班同学背诵课文。父亲讲得生动精彩，同学们积极举手发言，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1980 年高考时，敦化五中是敦化县的第一考场，我和实验中学的同学们在这里参加了考试。考试前两天，学校组织我们去考场熟悉环境，为高考做准备。记得考场是五中西侧一排坐西朝东的平房，平房内有一条长走廊连接各间教室，考场内的座位都是单桌单椅，按号码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依次排列。

高考时间为7 月 7 日至 9 日，上午考试时间是 8:00-10:00，下午是 2:30-4:30。我被分在第一考场 2 试场。当时没有家长陪同赶考，大家都是自己去考场，学校老师在考场外为我们加油打气。进入考场后，气氛安静而紧张，所有人都埋头答题。记得考试第一天，有一位同学因晕场头晕，被老师扶了出去。每天上午考试结束后，我们都是各自回家吃饭。

高考不仅是对知识的检验，更是对毅力与心态的磨砺。许多人在这里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而我在五中考场怀揣梦想与期待参加高考的经历，也成为了人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五中斜对面是敦化县第七小学。七十年代，县城里的小学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运动会，举办地均在七小。各个学校的学生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在彩旗队和鼓乐队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经过操场北侧的主席台。队伍行进时，大家整齐地喊着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口号，接受检阅。之后，各学校按指定位置围坐在操场四周，记得二小学的位置总是被安排在主席台东侧。运动场上人声鼎沸，运动员们争先恐后、奋力拼搏，赛场下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

从七小门口往北走，有一个十字路口，路口往东通向火车站。顺着这条路往东走，马路北侧有一排坐北朝南的宽敞平房，对开式大门位于房屋中间，门上的不锈钢把手明亮整洁 —— 这里曾是敦化客运站。推门进去，里面是售票处和候车室，候车室里人声鼎沸，木质长条椅子上坐满了候车的乘客。临发车时，乘客到检票口检票，再前往后院乘坐长途客车。

母亲每次来敦化办事，都会住在江东老姨家。返回沙河沿时，在江东上车往往没有座位，又担心晕车，便经常从江东步行到汽车站坐车。我总会陪着母亲，沿着老江桥，经过林机厂门口、林机厂子弟小学，再顺着敦化一中东侧和北侧的路，穿过新开门西侧商店旁的小路，一路走到汽车站。

有好几次，我在候车室检票口依依不舍地看着母亲上车；后来，母亲买好车票后便让我先回家，我却总舍不得走，跑到马路对面七小后面的电线杆附近，目送母亲乘坐的客车从客运站驶出，向远方驶去，心中满是其他孩子难以体会的忧伤。而我去沙河沿看望母亲时，也总是在这里乘车。

客运站后面是敦化县烈士陵园。这个地方以前是日本侵略者于 1932 年 9 月 23 日在敦化设立的神社，里面供奉着日本天照大神。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红军挟战胜德国法西斯之余威，向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 月 19 日，苏军在牡丹江一带与日军激战之后，重创日本关东军，突破日军防线。

当天，从额穆、官地南下的苏军与从延吉西进的苏军在敦化汇合，并在日本神社前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携其参谋长樱井镣三等幕僚人员，向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第 25 集团军司令员契斯季亚科夫上将投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原本用来祈求神灵保佑日军作战胜利、为战死日军招魂的神社，最终成为了侵略者灭亡的见证地。

1946 年，原吉东警备二旅的将士们用节约的菜金，加上敦化县政府拨付的部分资金，在废弃的日本神社基础上，共同兴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

上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烈士陵园，瞻仰革命先烈。我们在纪念塔前敬献花圈、鞠躬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敬仰与怀念。那时，我们还会在祭扫时，一起寻找墓碑上烈士的姓名与职务。

1975 年，烈士陵园迁至北山北坡，革命烈士纪念碑被移至北山顶上，下方修建了一条石阶甬道。这里则改建为敦化木材公司，后来又成立了敦化县农机公司，门前摆放着插秧机、脱粒机等各类农用机械。再后来，原来烈士陵园的位置建起了龙兴广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

七小北侧路口的西北角，七十年代初期建起了一座新的客运站，大门朝向东南。走进大门，里面宽敞明亮，候车室天棚用木质格栅分隔出米黄色纤维板，纵横交错的图案整齐排列，显得庄重素雅。地面上摆放着木制长条椅子，供乘客临时休息，汽车站的售票口在进门东侧。

我每年去沙河沿，都会先到售票处买票。当时去沙河沿的票价是六角钱，以前因为年纪小，我买的都是半价票，只需三角钱。直到小学快毕业时，再去买票，售票员看了我一眼说：“去沙河沿，六角钱。” 我以为是车票涨价了，后来才知道，是我长高了，已经不符合半价票的标准。

从七小西北角的路口往北走，便是小石河。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不知流淌了多少岁月。七十年代时，河上有一座木头桥，桥下河床里满是光滑的鹅卵石，河水清澈见底。小时候，我和奶奶上北山采摘野菜回来，总会在小石河边找个地方坐下歇脚，顺便把采来的野菜洗干净。我还会挽起裤腿走进河里玩水，后来听奶奶说河里有蚂蟥，便再也不敢轻易下水了。

过了小石河就是北山。以前听老人讲，从前的北山上古木参天、虬枝盘曲，后来树木被砍伐一空，我小时候见到的北山，已是光秃秃的模样。在敦化二小学上二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上北山春游。我们排着队来到北山脚下，以班级为单位登山。当时上山的路都是羊肠小道，当我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时，恰巧遇到了小学启蒙老师谢英 —— 她也带着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北山春游。谢老师也看见了我，我们相视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后来在敦化一中读初中时，班主任姜立峰老师曾带着我们到北山主峰下方的半山腰参加植树劳动。

七十年代时，北山西侧主峰上，遗留着一座日军侵华时修建的灰色碉堡。碉堡已残破不全，断壁残垣的砖石上，刻满了日军侵华的罪恶痕迹，也见证了抗日救国军前仆后继、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历史。

日军占领敦化后，曾在北山顶修建了一座 “表忠塔”，碑名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南次郎题写，这座建筑是日军为纪念战死士兵而建。1945 年敦化光复后，“表忠塔” 被拆除。1975 年，烈士陵园从小石河南岸迁至北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也被移至北山顶上。

抗联名将周保中在纪念碑上的题词，概括了东北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历程：“抗日救国，功勋不朽。虽然洒去不少鲜血，抛却无数头颅，毕竟赢得河山还我，使倭寇屈膝低首，万年遗臭。诸先烈史无前例的英勇苦斗，象征着黑水白山正气千秋！”

1981 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我和几位高中同班男生相约爬北山。那时山脊上有一条山野小径，顺着小路前行，青翠的山峦映入眼帘，空气中弥漫着鲜花与碧草的芬芳，山路两侧的树木郁郁葱葱，安然静立。置身其中，顿觉心旷神怡。

昔日的北山，如今已成为北山公园，是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公园内山峦错落有致、峰回路转，颇具层次感。每天前来这里的人们络绎不绝，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欣赏迷人风景、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感受大自然的怀抱。

在北山上远眺敦化市区

岁月如梭，七十年代的民主街，如今已成为翰章大街北面的路段。曾经的老旧路面，化作了宽阔平坦的大道，静静地承载着川流不息的车流与行色匆匆的人群，见证着城市的喧嚣与时代的变迁。

在北山的东北方向，还有一座像馒头一样高高耸立的山峰。以前坐火车离开或返回敦化时，远远就能望见这座山峰，它已然成为敦化的标志性地标，在火车道边迎来送往，见证着敦化的历史变迁。可惜后来再乘车时，却再也见不到这座山峰了，或许是铁路改线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