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不能在“AI气候救赎论”中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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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被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列为“当今时代最大挑战之一”的气候变化问题，正在遭遇全球治理层面的强烈逆风。就在上月，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正式生效。美国同时还退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这一1992年达成的全球气候治理协定，是所有国际气候合作的基础框架或者说“根”，截至2025年11月共有198个缔约方。现在，美国成了该公约签署以来首个退出的国家。如果说退出《巴黎协定》是放弃了具体的气候行动承诺，那么退出UNFCCC则是要彻底离开全球气候合作的谈判桌，“脱责”意图更加明显。

本质上是“技术加速主义”

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甩包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背后，除了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和本国化石能源利益相关的盘算，还潜藏着一股极具美国特色的技术思潮——以硅谷为核心的美国科技界一些人越来越将人工智能（AI）视为破解人类气候困境的“终极答案”。在全球气候行动已然遭受一系列挫折和阻碍的当下，这种依托AI实现“气候救赎”的设想一出来，便成为美国摆脱气候治理责任新的借口之一。不过，相关论调也引发激烈争论和广泛批评：即便这种极度的“技术乐观主义”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急剧上升的今天，也可谓“远水难解近渴”，与当前全球气候行动方面的实际需求之间鸿沟巨大。

美国科技界一些人的“AI气候救赎论”，本质上是“技术加速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一种表现，背后是对技术进步与突破的极致想象，以及对“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绝对信仰。

当国际社会为减排、控温绞尽脑汁时，硅谷相关人士开始提出“依靠AI解决气候问题”的说法，强调AI的发展将带来“近乎无限的智能”和“充足的能源”，通过智能算法对全球气候系统的精准模拟、对能源利用的极致优化、对减排路径的科学规划等，可从根源上破解气候治理的技术难题。作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潜在方案，这种思潮的支持者还将AI与核聚变技术绑定，称AI可以通过海量数据运算以及复杂模型推演，突破核聚变商业化的技术瓶颈，为人类提供零碳和无限能源供给，进而彻底终结化石燃料时代，从根本上破解人类面临的气候困境。在掺入了有关气候议题国际博弈的复杂考量后，这种理念或观点更加直接明了：较之通过国际协定、政策约束等来应对气候问题，不如加快推动甚至“耐心等待”技术的进步和自我革新。

美国近年来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推出诸多举措，比如发布旨在“赢得全球AI竞争”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启动“创世纪计划”为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推动硅谷巨头与军工、能源等领域企业深度合作，大力布局AI基础设施、超算中心与数据中心等等。美国的政策逻辑和目标都很清晰，就是要抢占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制高点，获取“绝对优势”甚至技术垄断，进而掌握未来科技领域乃至更广泛层面的全球规则制定权。

一边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一边摆脱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推行化石燃料议程，两个原本并不直接相关领域的政策导向，在美国科技界一些人那里被相互关联并编织成一个闭环，为他们宣扬“AI气候救赎论”提供了空间，让有关未来的技术想象变成眼下气候脱责的借口。

现实层面面临多重拷问

但事实上，这场以AI为主要背景的“气候救赎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现实层面的多重拷问，其有关技术发展的终极乐观想象与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

比如，技术落地的时间差与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相悖。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诉求是“即时行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多次警告，如果不能在2030年前实现全球碳排放减半，控温1.5℃的目标将彻底落空，气候灾难的不可逆风险将急剧上升。而AI的发展，尤其是超级人工智能(ASI)、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实现，目前仍处于理论探索与技术积累阶段，即便硅谷的乐观派也无法给出明确的落地时间表。更遑论AI与核聚变技术的结合，核聚变商业化目前依然面临材料、控制、成本等多个方面的难题，即便获得AI加持，相关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何时到来也还难有定论。

用一场尚在预期和探索中的技术革命来躲避当下必须采取的减排行动，本质上是一种“拖延战术”，只会导致全球气候系统的进一步恶化。如此一来，即便有朝一日AI技术发展到足以能够“拯救”气候，可能也难有机会施展了。

再如，“技术万能论”无法解决气候治理的核心矛盾。全球气候问题的本质，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国际协作、制度设计以及利益平衡等其他诸多方面。美国退出气候公约，是不愿承担发达国家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不愿让本国的化石能源利益受损；世界各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分歧，本质上是发展权与减排责任的博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转让等方面的矛盾。而AI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判断与利益协调的能力——它可以优化减排技术、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但无法解决“谁来承担减排成本”“谁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如何约束大国的单边主义行为”等问题。

即便未来AI实现了突破性发展，但若没有全球统一的气候治理体系、没有各国的集体行动，技术成果也难以转化为协调一致的气候行动，反而可能成为少数国家垄断气候技术、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

进而言之，即便有关ASI或AGI等人工智能长远发展的愿景最终实现，其能否真正成为气候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也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正如一些对“超级人工智能能够解决人类气候危机”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分析所指出的：美国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承诺，超级智能将成为技术上的“灵丹妙药”，但这一承诺忽视了物理学的现实。一旦人类消耗完剩余的碳预算，世界就会越过那个关键而危险的“临界点”，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一列由热力学定律驱动的失控的火车——一个超级智能无论如何都无法应对的问题。

主动作为而非束手“等待”

综上所述，美国科技界一些人的“AI气候乐观主义”甚至“AI气候救赎论”，一开始可能源自对于技术进步的极致乐观期待，但在演变发展中逐渐与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思维混合掺杂在一起。它将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将国际社会的集体和综合行动替换为单一领域的技术竞赛，既忽视了气候危机的紧迫性与现实性，也回避了美国作为世界累积碳排放第一大国的历史责任。不可否认，AI在当下和未来的气候监测、减排优化、能源规划等领域，确实能够发挥重要的技术赋能作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和推动AI技术与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不过，这种融合的前提是将AI作为工具，使其服务于全球气候多边协作的整体目标，而非将其作为借口来逃避当下本应承担的行动责任。

正是在“AI气候救赎论”提供的视角中，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的“退群”“脱责”与在AI领域的“进军”“争夺”形成鲜明对比。但人类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任何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无法简单依靠某个单一国家或某一领域的技术突破，更不能在相关问题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此显而易见的当下，继续以“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为借口来掩耳盗铃、得过且过。至少就当前阶段而言，人工智能可以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但无法替代人类的集体选择；可以帮助优化减排的技术手段，但无法解决包括利益分配在内的诸多分歧。美国科技界一些人提出“AI气候救赎论”，随即被政策界或经济界一些人加以政治化利用，但这些终究都无法掩盖美国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责任缺失。

在“气候问题迫在眉睫”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的情况下，全球气候行动的希望绝不在于放弃主动作为的努力，束手“等待”一场时间进度尚难明确的技术突破，而是在于各国摒弃单边主义，回归多边共识，将包括AI在内的各类技术用于增进人类集体行动的合力。唯有如此，技术才能真正成为“救赎”和“拯救”的力量。（作者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