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周总理指示摄影师突出主动访问

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城阴沉而安静。中南海里，周恩来总理的病房门缓缓合上，一个时代的身影定格在病床上。而在另一间屋子里，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摄影师，双手有些发抖地装上胶卷，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把这一刻原原本本留下来。

一、新中国被围堵的那些年

时间往前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许多人以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各国总会慢慢走向合作，可现实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美国政府不仅拒绝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依托自身实力，拉拢西方盟友，对新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与封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战火逼近鸭绿江边。面对这一局势，中国被迫做出艰难决策，出兵朝鲜，实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从1950年打到1953年的战争，使中美两国直接在战场上对峙，双边关系跌至冰点，更谈不上什么接触。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继续推行对华封锁政策，在经济、外交上施压，不少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都要考虑美国的态度。新中国刚刚起步，百废待兴，在这种国际环境中迈步向前，压力可想而知。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格局又起波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推行霸权主义，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原本存在的同盟基础被逐步削弱。对中国来说，原本可以部分依靠的“同盟伙伴”变得难以信赖，外部压力不减反增。

中美之间的台海问题也始终悬而未决。美国部署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军事存在给局势蒙上一层阴影。那时的中国，一方面要应对来自东边的美国军力，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同北方大国关系恶化后的安全压力，局面非常复杂。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升级，中国被迫发动对印自卫反击战。很多人只看到印度方面的挑衅，却忽视了背后外部力量的推手。苏联在武器装备上给印度提供了很大援助，据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当时苏军现役战机也提供给了印度。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同样不遗余力，援助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级别，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从抗美援朝，到中苏关系恶化，再到中印边境局势紧张，新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长期处于被围堵、被误解、被警惕的状态。不得不说，这一阶段的对外环境，对中国来说异常严峻。

二、从斯诺到“乒乓外交”

即便如此，中国对外界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外部环境千头万绪，方向却始终围绕一点：在国家安全能得到基本保证的前提下，寻求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局势稳定的外交空间。

1970年，一个细节值得留意。这一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了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来天安门观礼。斯诺是第一个深入采访红军的西方记者，早在1930年代就来到延安。他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是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窗口。跟这样一位老朋友谈话，毛泽东的话就显得颇有意味。

据当时在场者回忆，在同斯诺交谈时，毛泽东含蓄提到，如果美国有愿意来中国看一看的人，中国是欢迎的。这句话没有通过正式公报发布，却通过斯诺的传播，被美国政界敏锐地捕捉到。不能说这是某种“邀请”，但至少释放出一个信号：新中国并没有关上大门不再理会外部世界。

有意思的是，中美关系真正出现突破，却不是从外交部的照会开始，而是从一名运动员“坐错车”引出的故事。

1971年4月，日本名古屋举办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间，一位美国男队选手格伦·科恩因为乘车时搞错了车辆，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别人一看是美国选手，上车后气氛难免有些尴尬。就在这时，中国队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与科恩攀谈，后来还把一块印着黄山图案的丝绸赠给了他。

比赛结束时，美国乒乓球队提议访问中国。这个请求传到北京，毛泽东审慎考虑后予以同意。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北京，受到中方热情接待。媒体很快把这次互访称为“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之后，双方加快了接触的步伐。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抵达北京，与中方进行多轮会谈。在这些会谈中，中方坚持原则立场，美国方面也表露出调整亚洲政策、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意图。

经过磋商，双方达成一项重要安排：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初访华。这一决定，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对美国来说，是冷战格局中一次重要战略调整；对中国来说，则是在长期封锁状态下，主动打开一个新的外交突破口。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自身立场。恰恰相反，正因为底线清晰，接触才更有分寸。为此，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提出了“不亢不卑”的接待原则：既不逢迎，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要在原则之内展现大国风度。

三、“红墙摄影师”的使命

就在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时，一项看似“细节”的安排被提上日程：谁来负责这次访问的摄影记录。中央的选择落在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上——杜修贤。

杜修贤出生于1925年，1940年只有十五岁的他，冒着战火只身奔赴延安。那个年月，很多年轻人带着朴素信念走向陕北，他是其中之一。到延安后，他接触到摄影，慢慢发现自己在镜头语言上极有天赋。三年后，他进入八路军电影团，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开始记录前线与根据地的真实画面。

新中国成立后，凭借扎实技术和可靠政治表现，杜修贤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他跑工地、进厂房、上田间，拍下了大批关于恢复生产和建设的影像，见证着一个贫弱国家一点点站起来的过程。

1960年，对他个人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贴身摄影师，从此有机会近距离记录重要的外交活动与国内重大场合。跟随周总理十多年里，他走访了几十个国家，镜头里留下周恩来与各国领导人会面的瞬间，也记录下无数普通场景，构成一个完整的时代切面。

然而命运并不总是顺畅。随着国内政治环境在1960年代后期发生剧烈变化，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遭遇冲击。1968年，杜修贤被下放到新疆劳动，这对一个长期拿相机的人而言，是一次跌入谷底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他很难再接触到自己熟悉的工作。

1970年，情况出现转折。在周恩来的关心与安排下，杜修贤被调回北京，重新回到摄影岗位，继续为周总理工作。不久之后，中央又决定让他兼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能够同时担任两位国家领导人的摄影记录工作，足以看出中央对他的高度信任。

也正因为这份信任，当中美关系迎来历史性转折、尼克松即将访华时，中央自然把这项关键的影像记录任务交给了他。

四、那一次握手之前的叮嘱

1972年2月，首都机场为迎接尼克松访华做好各项准备。对外界来说，更多是关注会谈内容、联合公报、战略布局；对周恩来来说，还多了一层考虑：如何让世界通过看得到的画面，理解这次访问的真实性质。

访华前不久的一个清晨，周总理特意把杜修贤叫到身边。屋内不大，气氛却格外认真。周恩来看着他，语气平和，却带着分量：“修贤同志，这次接待有一个原则，不卑不亢。你拍照的时候，能不能让人一看就明白，是他们主动来中国的？”

杜修贤略一沉吟，回答得很干脆：“总理，我一定尽力想办法。”

这段短短的对话，透露出几个关键信息。一是中国对这次访问态度十分明确：欢迎，但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会晤。二是中央非常清楚舆论和形象的力量，要通过摄影这种直观方式，让世界公众直观感受到“主动来访”的意味。三是对摄影师的要求不再仅仅是“记录现场”，而是在遵守真实的前提下，通过构图和瞬间选择，准确传达外交意图。

杜修贤接到任务后，并没有把这句话当作随口一说。他开始仔细推演机场接机现场的可能画面：尼克松从舷梯走下，周恩来在哪里站位，双方什么时刻伸手，旁边还有哪些陪同人员，不同角度的镜头，会给观者留下怎样的第一印象。

对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影记者来说，技术并非最大难题，真正难的是在瞬间找到最能表达内涵的那一刹那。更何况，这样的场合只有一次机会，错过就无法重来。不得不说，这对任何一位摄影师都是考验。

五、首都机场的那一瞬

1972年2月21日，时间走到关键一天。这天上午11时左右，美国“空军一号”专机缓缓滑行到北京机场停机坪。冬末的北京仍带着寒意，跑道两侧安保有条不紊，镜头背后，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

周恩来总理在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陪同下，提前到达机场等候。站位已经经过仔细安排，既符合礼宾规范，又体现出中国作为东道主的沉稳气度。尼克松夫妇从舷梯缓缓走下，步伐略显拘谨，又带着对未知的好奇。

当尼克松抬头看到周恩来时，表情明显带着激动。他曾在1950年代担任副总统时访问过台湾，长期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代表“强硬派”，如今亲自踏上北京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转换。在距离周恩来还有两三米时，他已经先一步伸出右手。

这一刻，场上所有摄影记者都知道是历史镜头即将到来的瞬间。很多人选择在双手握到一起时按下快门，记录这个象征性的动作。杜修贤的选择略微不同，他在尼克松向前迈出、右手已经伸出，而周恩来身体微微后仰、尚未握手的那一瞬间，抓住了画面。

画面中，尼克松明显往中国总理方向靠近，表情真切；周恩来略带微笑，稳健而沉着，身体姿态并没有迎上去，而是保持适度距离。这种极细微的肢体语言，通过镜头定格，向世人传递出一种清楚的印象：这是一位身为美国总统的人，主动来到中国，主动走向中国总理，并主动伸出握手的手。

这些影像资料，今天已被广泛引用到书籍、纪录片甚至教材中，成为研究那次历史性会晤不可或缺的图像依据。可以说，在那场改变冷战格局的外交行动中，杜修贤的镜头承担了记录者、见证者、也是传递者的角色。

六、镜头里周总理的最后岁月

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不久，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出现严重问题。1972年下半年起，他多次因病就医。1974年5月确诊膀胱癌后，手术、治疗、复查几乎没有间断。关于他的病情，外界知道的不多，而杜修贤则在极近距离见证了这段艰难岁月。

随着病情发展，从1975年起，周总理多次接受手术，身体日益虚弱，工作却尽可能不耽误。对摄影师来说，这个阶段的拍摄变得格外艰难。一方面，要尽量不影响医疗；另一方面，又承担着记录历史的责任。杜修贤在很多时候，只能在短短几秒之内按下一两张，更多时候选择默默退出病房。

到了1976年1月8日清晨，周恩来在与癌症抗争三年多后，永远离开了人们。按照中央指示，杜修贤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中，完成了总理逝世时的拍摄工作。客观记录与个人情感在这一刻交织，但相机里的画面仍保持了应有的克制和真实。

2014年6月，杜修贤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他一生并不多言，公开露面也不算频繁，但留下的作品却早已进入教科书、博物馆和纪录片，成为几代人了解新中国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窗口。

从新中国被封锁、被围堵，到在复杂国际局势中寻找空间，从一位老记者斯诺的来访，到“乒乓外交”的轻盈开局，再到美国总统踏上北京土地、主动伸出手，中间经历了多少曲折变化，已经难以用几句概括。而在这一长串历史坐标中，一个摄影师在不同年代悄然按下快门，把这些节点连成清晰的图像线索，让后来者能够看到当年的面貌与细节，这一点，本身就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