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岁开始“卷”：韩国补习班文化引发争议和反思

如果一个社会，让四岁的孩子为“入学考试”焦虑，让八岁的孩子怀疑母亲是否“失败”，那它真正竞争的，还是分数吗？

在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夜晚十点的街道灯火通明。补习班大楼外，“明星讲师”的巨幅广告高悬，家长们坐在车里排成长队，等孩子下课。咖啡馆里，母亲们对着电脑加班，身旁的孩子一边写作业一边匆匆吃晚饭，然后奔向下一堂课。

这不是高三，这是小学，甚至幼儿园。

韩国教育的关键词，早已不是“努力”，而是“分级测试”。补习班为四五岁的孩子设置入学考试，小学三年级想进顶尖数学班，还要提前“补习补习班”。有人说，想进医学院，必须把高中数学学六遍。这种说法听起来夸张，却真实反映了社会焦虑的程度。

数据显示，韩国约80%的学龄儿童接受过私立课外辅导。2024年，课外辅导市场规模高达203亿美元。学龄人口在减少，补习经济却在扩张。

问题不只是钱，而是代价。

韩国大学入学率高达76%，在全球名列前茅。但真正的分水岭，从来不是“是否上大学”，而是“上哪一所大学”。在一个高度学历分层的社会里，大学、第一份工作，几乎决定了成年后的社会阶层。

宾州州立大学的学者指出，在韩国，“人生几乎没有第二次机会”。这种结构性焦虑，才是补习文化的根源。

于是，父母一边心疼，一边继续投入。

有人曾坚信：学业=机会，机会=幸福。直到有一天，孩子问：“妈妈，你以前是差生吗？”那一刻，所谓“为你好”的逻辑突然崩塌。原来在孩子眼中，母亲不快乐——因为她没有站在分数金字塔顶端。

这句话，比任何考试都刺痛。

近年来，韩国社会开始反思。国家人权委员会批评让学龄前儿童参与高压考试，可能侵犯儿童权利。心理健康数据也令人担忧：10岁以下儿童抑郁症状发生率持续上升。尽管精神病学专家强调，自杀成因复杂，但高压学习环境显然是重要变量。

在这种体系里，“数学不好”不只是成绩问题，而是人格标签。焦点永远落在短板，而非天赋。

更残酷的是——即使退出，也需要资本。

一些家庭选择“用离开解决问题”，把孩子送往海外私立学校。对于有经济能力的人，这是退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奢望。

于是，一个吊诡的现实出现了：最有能力批评这套系统的人，往往也是最有能力逃离它的人。

补习文化之所以顽固，不是因为父母残忍，而是因为结构严苛。养老金体系薄弱、优质蓝领岗位稀缺、社会流动渠道狭窄、收入差距拉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教育成了唯一看得见的“安全绳”。

当社会保障不足时，分数就变成了保险。

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孩子，从四岁开始为“避免失败”而活，他们还能为热爱而活吗？

当夜色降临，大峙洞的街头依旧灯火通明。车里的母亲望着补习班出口，心里或许会闪过一丝念头：如果不这样，会不会更糟？

也许，真正需要改变的，从来不是某一家补习班，而是那个把“单一路径”变成“唯一出路”的社会结构。

否则，孩子越努力，童年就越短；家长越焦虑，幸福就越远。

教育本该是打开世界，而不是提前淘汰。

当一个社会开始反思“四岁就要卷”的合理性时，也许它正在寻找的，不只是教育改革，而是另一种关于成功、关于尊严、关于幸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