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原电子工业部部长，以实干铸家国，以忠诚践初心，享年96岁

有这样一位老人，90多岁时，头部残留的弹片还会时常疼得直冒冷汗，肺部旧伤一犯就喘不上气，却每天雷打不动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写，一字一句地改。没人逼他，他本可以舒舒服服躺在病床上，靠着电子工业部长的荣誉安享晚年，可他偏不。

他叫张挺，一个从山西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一个15岁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奔赴战场的小兵，一个把新中国电子工业从废墟里“扶”起来的领路人。他这辈子，好像就认准了一件事——越是难走的路，越要“挺”着走；越是没人愿做的事，越要扛起来。

1922年9月11日，张挺出生在山西忻县东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张王廷。他的父亲张书田肄业于山西大学，后来投身教育，当了小学校长。这份良好的家庭教育，如春雨润物般，让张挺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性子。7岁启蒙，他在村里的小学刻苦攻读，不敢有丝毫懈怠，后来顺利考入父亲任职的曹村高小，也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改变他一生轨迹的老师——常笑仙。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阴霾席卷全国，东北三省惨遭沦陷，华北大地岌岌可危，山河飘摇，人心惶惶。常笑仙老师常常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述东北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的悲惨遭遇，讲述岳飞、文天祥等先贤的民族气节。年少的张挺听得热血沸腾，心中的家国情怀悄然萌芽——他彼时尚且懵懂，不明白为何山河会破碎，为何同胞会受难，但他心底却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再安于书斋课堂，必须挺身而出，为苦难的国家做些什么。

在常老师的启发与感召下，张挺和同学们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没有现成的传单，他们就握着毛笔，在一张张纸上郑重写下“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标语，每一笔都饱含少年的赤诚；没有畅通的宣传渠道，他们就趁着赶集、庙会的热闹，穿梭在忻县的城里城外，把标语贴在墙壁上、树干上，挨个儿向乡亲们宣讲抗日道理。那时的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身形尚未挺拔，却有着超越年龄的勇气与担当，这份纯粹而炽热的爱国之心，也为他后来的革命人生，悄悄埋下了伏笔。

“抗日救国会”

勤奋好学的张挺，从来都不只有满腔热血，更有实打实的实力。高小毕业后，他参加全县会考，一举斩获第一名的好成绩，名字赫然登上了当时的《山西日报》，轰动了整个忻县教育界。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天赋异禀的少年，会循着求学的道路一路前行，考上名牌大学，拥有一份光明顺遂的前程。可唯有张挺自己知道，他的心里，始终装着那片动荡不安的山河，装着那些流离失所的同胞。

1937年2月，张挺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忻县中学——这是当时忻县最好的中学，也是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求学之地，在这里，他本可以继续深耕学问，奔赴可期的未来。可仅仅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战火蔓延至忻县，学校被迫停课，昔日安静祥和的校园，变得满目疮痍，断壁残垣间，满是山河破碎的悲凉。看着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乡亲，看着步步紧逼、烧杀抢掠的日军，张挺做出了一个震惊旁人的决定：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用青春与热血守护家国。

那时的他，才不过15岁，身高甚至还没步枪高，家里人虽满心牵挂与担忧，却也深深理解他的赤子之心与坚定决心，终究没有阻拦。在太原，他结识了长者张维汉，这位精通马列主义、心怀家国大义的长者，耐心地给张挺讲解抗战形势，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送给他《苏俄十月革命》等书籍，让他对革命事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与感悟。最终，张维汉亲自将他送到了八路军兵站，从此，15岁的张王廷，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并改名为张挺，取“坚守初心，永不退缩”之意，这份期许，也成了他一生的坚守。

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后来身居电子工业部长之位的革命者，最初在部队里，只是一名普通的文书。他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686团三营十连，每天的工作看似琐碎，不过是记账、写信、给不识字的战士上文化课，可他却做得一丝不苟，从未有过半点敷衍。战士们大多出身农民，没读过书，目不识丁，张挺就耐下心来，一字一句地教他们认字、写字，手把手地教他们握笔，帮他们把对家人的思念，一笔一划地写在信纸上，寄往远方。久而久之，战士们都喜欢上了这个年轻、能干、有耐心的小文书，大家都亲切地唤他“小张同志”，这份情谊，纯粹而深厚。

平型关战役网图

1937年10月，平型关战役打响，115师主力奋勇杀敌，浴血奋战，重创日军精锐，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役结束后，气急败坏的日军疯狂反扑，一举攻占太原并向南逼近，部队奉命开赴吕梁山区阻击敌人，坚守阵地。在午城、井沟、白儿沟的一系列战斗中，张挺虽然没有直接奔赴前线，与敌人殊死搏斗，却在后方坚守岗位，将文书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事无巨细，为部队的后勤保障，默默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一次次战火的洗礼中，他褪去了少年的青涩与懵懂，逐渐成长为一名有担当、有勇气、有风骨的革命战士。

1938年冬天，在太行山常村，16岁的张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庄严宣誓，将忠诚与奉献刻进心底。这一年，他随115师奉命开辟山东抗日战场，翻介山、越同蒲、过太行，顶着刺骨的风雪严寒，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一路辗转，历经艰险，终于进入鲁南地区。在山东，他先后参加了抱犊崮、天宝山区和费县等多次战斗，亲眼目睹了战友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场景，也见证了日军的残暴无情、烧杀抢掠，心中的信念愈发坚定：一定要造出更多的武器，让前线的战士们少流血、多杀敌，早日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很少有人知晓，张挺的革命生涯中，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蔽战线经历，那段岁月，无声无息，却步步惊心。抗战时期，党中央为了开辟一条从延安经晋绥到晋冀鲁豫边区，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秘密交通线，专门组建了临时性的平介县——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县，涵盖了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四县的一部分，是秘密交通线的核心枢纽，堪称我党联系各个根据地的“生命线”，容不得半点闪失。

而张挺，曾以张德良为化名，担任平介五区区委书记，从1941年冬至1947年12月，一守就是六年。平介五区是秘密交通线的核心区域，地处日军的严密监控之下，境内据点林立、防线密布，工作环境极端危险，堪称“敌后之敌后”的隐蔽战场。那时的平介五区政府，看似是一个普通的区级机构，实则只有3名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必须是“文武双全的多面手”，既要精通群众工作，能与乡亲们打成一片，也要擅长应对敌人的搜捕与盘查，更要能统筹安排交通线的各项护送任务，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敌后战场网图

为了隐蔽身份，张挺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以雇工、教员等普通群众的身份，悄悄潜伏在乡亲们中间，不与外界发生横向联系，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一言一行都格外谨慎。他们一边默默解决乡亲们的实际困难——春荒时节，动员群众互助互济，捐粮捐种，帮助大家渡过难关；调解水利纠纷，化解邻里矛盾；组织群众纺织，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用真心实意换取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一边在交通沿线秘密建立“两面”村政权和住宿点，名义上服从日伪军的管辖，实际上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真正实现了“吃饭有人搞，走路有向导，住房有人找”，为过往的干部、伤员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

抗战期间，这条秘密交通线共安全护送了两千余名干部和群众，其中既有普通的革命干部，也有中央领导同志，还有伤残军人、老人和孕妇。张挺作为区委书记，虽然没有留下太多具体的个人事迹记载，但平介五区的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惊险的护送任务，都离不开他的统筹安排与身先士卒。在那样极端危险的环境下，他默默坚守了六年，从未出现过一次护送失误，用隐蔽无声的行动，守护着这条党的“生命线”，也用一生的忠诚，践行着自己当年对着党旗许下的誓言。

1942年，组织上交给张挺一项全新的任务——担任政治指导员，创办敌后兵工厂。那时的他，才不过20岁，年纪轻轻，连兵工厂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一无专业技术，二无专业人才，三无生产机器，四无原材料，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厂房都没有，可谓一穷二白，举步维艰。但张挺没有退缩，也没有抱怨，他深深知道，前线的战士们正握着简陋的武器，浴血杀敌，正迫切地等待着更多的武器弹药，他必须“挺”起来，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完成这份沉甸甸的使命。

为了创办兵工厂，张挺四处奔走，多方寻访，招聘了一些从城市回乡的技工，又特意请来了当地有经验的鞭炮师傅，虚心向他们请教火药配制的方法，一点一滴积累生产经验。没有生产机器，他们就靠着一双手，手工打磨；没有钢材，他们就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战场上遗留的炮弹壳、废铁，一点点熔化、锻造，变废为宝；没有厂房，他们就把隐蔽的山洞、废弃的民房当作车间，白天悄悄隐蔽起来，避开敌人的搜查，到了晚上，就点亮油灯，偷偷投入生产，争分夺秒，不敢停歇。

兵工厂网图

最危险的，莫过于火药试验环节。那时的生产技术极其不成熟，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一旦试验失败，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有可能粉身碎骨。但张挺没有畏惧，也没有退缩，他亲自上阵，和战士们、技工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反复试验，一次次调整火药配方，一次次改进制作工艺，哪怕失败多次，也从未放弃。有一次，试验意外发生，火药发生轻微爆炸，身边的战士们都受了轻伤，张挺的手臂也被严重灼伤，可他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忍着剧痛，又立刻投入到试验中，眼中满是坚定与执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与摸索，他们终于造出了手榴弹、地雷、枪榴弹。这些武器虽然不如日军的先进精良，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前线武器短缺的燃眉之急，一批批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到战士们手中，为山东地区的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简陋的敌后兵工厂，也受到了罗荣桓政委的表扬，而张挺，也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创业中，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军工生涯，更培养出了脚踏实地、求真务实、迎难而上的工作作风，这份作风，伴随了他的一生。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实行“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张挺奉命带领一支分队，越过胶济路，经龙口上船过海，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奔赴东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到达东北后，他被任命为辽东新开岭兵工总厂厂长兼政委，肩负起组建辽东兵工厂、为解放战争提供武器支援的重要使命，每一份责任，都重如千钧。

我军战士浴血奋战

1946年底，国民党大举进攻辽东，兵工总厂被迫紧急转移到长白山区。那时，敌人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固守地下堡垒，解放军攻坚受阻，伤亡惨重，战局一度陷入被动。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胡奇才亲自来到兵工厂，传达司令部的紧急命令：尽快研制新型爆破弹，攻克敌人的地下堡垒，扭转战局。张挺临危受命，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返回工厂，迅速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全身心投入到新型爆破弹的研制中，日夜兼程，不敢有片刻停歇。

长白山区的冬天，异常寒冷，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厂房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冻得手脚发麻、瑟瑟发抖，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争分夺秒地研制武器。张挺和大家同吃同住，日夜坚守在工厂，白天，他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图纸、调试设备，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晚上，他和工人一起加班加点生产，饿了就啃几口粗粮，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从未有过半点特殊。他亲自参与每一个环节的研制，反复修改设计方案，精益求精，只为早日造出新型爆破弹，减少战友们的伤亡。

1947年，新型爆破弹终于研制成功，并在“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功攻克了敌人坚固的地下堡垒，有效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表彰张挺的突出贡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他大功章和艰苦奋斗奖章各一枚。而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付出，是无数次的攻坚克难，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镌刻着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与热爱。

1948年，在一次新型武器试验中，意外突然发生——武器突然爆炸，张挺的头部和肺部被炸成重伤，头部还留有残留的弹片，虽然经过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终身残疾，被国家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那时的他，才不过26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却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哪怕后来常年被伤病困扰，痛苦不堪，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年的初心与誓言，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离不弃，奋勇前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山河重光，百废待兴。张挺领导的辽东兵工厂，从偏远的长白山区迁至吉林市，正式成为国家大型兵工厂——东北军工部第41厂（后改名为524厂），他担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同时当选为吉林市委委员，肩负起建设新中国军工产业的重要使命。此时的新中国，刚刚经历战火洗礼，百废待兴，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张挺带领工厂的干部职工，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与奋斗精神，组织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全厂上下齐心协力，加班加点生产武器装备，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用实干践行着家国担当。

从1945年奔赴东北，到1959年调离，张挺在东北工作战斗了整整十五年。这十五年，是他青春最炽热的十五年，也是他快速成长的十五年，他从一名兵工厂的指导员，一步步成长为大型兵工厂的厂长，亲眼见证了新中国军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起步与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业管理经验。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不搞形式主义，不夸大成绩，不隐瞒问题，注重调查研究，每次做决策之前，都会深入车间、深入一线，倾听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与建议，再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可行的方案，不搞“拍脑袋”决策。

在524厂工作期间，张挺留下了很多让人铭记于心的实干故事。那时，工厂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设备落后，技术人员短缺，很多工人都是刚从农村招来的，没有任何生产经验，对生产设备和工艺一无所知。张挺没有抱怨，也没有等待，而是亲自带头，手把手地教工人操作设备，耐心细致地讲解生产工艺，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他还建立了完善的技术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工人和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提高大家的专业水平与操作技能。在他的带领下，524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升，逐渐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兵工厂之一，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与表彰。

1960年，张挺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计划司副司长，同年11月，又调任第三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岗位在变，责任不变，他始终坚守初心，实干笃行。1963年，国务院决定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专门负责全国的电子工业发展，由王诤同志担任部长。当时担任三机部计划司副司长的张挺，因工作能力突出、作风扎实，被刘寅同志看中，调任四机部计划司司长，从此，他与共和国的电子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干，又是整整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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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知道，新中国的电子工业，起步于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举步维艰。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电子工业，不仅生产设备落后、技术力量薄弱，而且产业布局极不合理，大部分工厂都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利于长期发展，也难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张挺担任四机部计划司司长后，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电子工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关系到国家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关系到新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必须做好长远规划，合理布局，稳步推进。

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张挺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各个角落，深入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等地，实地考察调研，详细了解各地的工业基础、资源条件和人才状况，每到一处，都认真记录、深入思考。他不搞“拍脑袋”决策，不盲目跟风，每一个规划、每一个项目，都经过反复论证、反复调研，确保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符合电子工业的发展规律，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在他的统筹规划与全力推动下，近百个电子工厂在全国各地相继建成投产，电子工业的布局逐渐合理，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电子工业体系，为后来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革”期间，电子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反派”横行霸道，很多干部职工被批斗、被迫害，生产秩序一片混乱，电子工业的发展陷入停滞。张挺也受到了残酷的打击与迫害，身心遭受重创，但他的党性和历史责任感，始终没有动摇，他心中的信念，从未熄灭。他顶住巨大的压力，寻找一切机会，与老同志们秘密商讨电子工业的发展大计，坚守岗位，尽力维持生产秩序，坚持推进电子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因为他知道，电子工业的发展，不能停顿，一旦停顿，就会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就会影响国家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他不能让无数人的心血付诸东流。

1972年，周总理对电子工业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电子工业要“天下为公、两个积极性，统筹安排，军民兼顾”。这一指示，如春风化雨般，给电子工业战线的干部职工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也为电子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张挺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贯彻落实总理的指示精神，全力整顿生产秩序，平反冤假错案，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迎难而上，推动电子工业在曲折中艰难发展。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很多工厂逐渐恢复了生产，电子工业的科研工作也没有中断，为后来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保留了宝贵的人才和技术力量，守住了电子工业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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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机部工作期间，张挺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他牵头组织制定了配套定额管理办法，成功解决了电子工业整机和基础产品协调发展的难题，使基础产品配套供应等一系列管理工作，变得规范化、制度化，确保了年度生产计划的顺利执行，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这一办法，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还被后来的工业管理工作借鉴和沿用，成为我国工业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实践，彰显了他卓越的管理才能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1982年3月，59岁的张挺临危受命，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浩劫，电子工业面临着诸多困境：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人才短缺、产品结构单一，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而电子工业部，下属2500多个企事业单位，还有一大批科研院所，共有一百多万干部职工，人员繁杂，管理难度极大。

很多人都为张挺捏了一把汗，认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想要扭转局面，难如登天。但张挺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他凭借着十五年的工业管理经验，凭借着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凭借着心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迅速进入角色，开始着手整顿电子工业，破解发展困局。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身居高位的电子工业部部长，其实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他始终坚持终身学习，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自学完成了高中和高级职业学校的全部课程，后来又在吉林省委党校高干班学习深造，用知识弥补了学历的不足，也培养了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

张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他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马不停蹄，走遍了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主要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与干部职工、技术人员面对面座谈，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大家的困难和诉求，全面、细致地掌握了电子工业的实际情况。在调研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电子工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军民分离”“重军轻民”，很多先进的科研成果只能用于国防建设，不能转化为民用产品，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同时，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过度依赖进口，缺乏核心技术，这也成为制约电子工业发展的“瓶颈”，想要实现突破，必须破解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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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研结果，张挺果断提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推动电子工业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他主张，既要全力保障国防装备现代化的需要，大力发展军事电子装备，筑牢国家国防安全的屏障，也要积极推广电子技术应用，大力开发民用电子产品，让电子工业走进千家万户，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同时通过民用产品的发展，积累资金、培养人才，反哺军事电子工业的进步，实现军民融合、协同发展。

在军事电子领域，张挺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新一代军事电子装备和电子计算机作为发展重点，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大力培养科研人才，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组织科研攻关。他亲自牵头，组织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人员，联合攻关，迎难而上，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推动我国军事电子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他的推动下，我国自主研发的雷达、通信设备等军事电子装备，逐渐摆脱了对进口的依赖，开始走向自主化、国产化，为国家国防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民用电子领域，张挺大胆创新，勇于突破，积极鼓励企业开发民用电子产品，如电视机、收音机、计算器等，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那时，我国的民用电子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很多家庭都没有电视机、收音机，老百姓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十分迫切。张挺看到了民用电子市场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电子技术改善人民生活的可能性，他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大力支持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民用电子产品的质量和产量，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用上国产电子产品。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足以体现张挺的实干与担当。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电视机产业刚刚起步，技术落后，产量低下，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老百姓想要买一台电视机，十分困难。张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亲自带队，前往国外考察，认真学习先进的电视机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考察回来后，他积极推动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进行自主创新，攻克技术难关，努力打造国产电视机品牌。在他的推动下，我国的电视机产业迅速发展，产量和质量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家庭，用上了国产电视机，电子工业也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改变了我国电子工业落后的面貌。

江主席

很多人不知道，江主席在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时，担任部长职务的正是张挺。两人密切配合，携手并肩，同心同德，共同推动电子工业的发展，一起制定电子工业的发展规划，一起破解发展困局，一起攻克技术难题，为我国电子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挺为人谦和，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摆架子，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把干部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时刻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他经常深入车间、深入一线，与工人和技术人员谈心谈话，了解大家的困难和诉求，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用真心换真情，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爱戴和尊敬。

1983年6月，仅仅担任部长一年多的张挺，主动提出辞去部长职务，担任电子工业部顾问，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年轻干部，让他们挑起电子工业发展的重担。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正值盛年，正是大展拳脚、建功立业的时候，为什么要主动让贤。但张挺却笑着说：“我老了，精力不如年轻人了，电子工业的发展，需要年轻人来接力，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我能做的，就是为年轻人铺路搭桥，做好传帮带，为电子工业的发展，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份坦荡与无私，令人敬佩。

辞去部长职务后，张挺并没有闲着，也没有安享晚年，他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分管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建立健全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和国家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关心老干部的生活和健康，为老干部们排忧解难，让老干部们安享晚年。同时，他还担任中国电子商会会长、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等职务，继续关注电子工业的发展，为电子工业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88年3月起，张挺先后当选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在担任人大常委期间，他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深入各地视察、调研、检查工作，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提交了多项议案，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他积极参加法律、法规的审议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发挥人大立法、监督、指导作用，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他多次参加出访和接待国外来宾的活动，积极宣传我国的电子工业发展成就，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推动我国电子工业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电子工业走向世界。而作为全国人大山西代表团成员，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念念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多次回到山西，深入基层，考察农业、工业、惩治腐败等情况，把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向全国人大及有关部门报告，并督促问题的解决落实，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离休后的张挺，依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依然心系家国，情系电子工业。他深知，新中国的电子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历程，这段历史，凝聚着无数电子工业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值得被永远铭记，值得被代代传承。于是，他主动承担起编撰大型史书的艰巨任务，主编了《当代中国电子工业》《电子军工史》等几部大型史书，还参与编纂了《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军事工业·电子》等多部文献，并担任《电子工业五十年》一书的顾问，用笔墨记录历史，用文字传承精神。

编撰史书，是一项枯燥而繁琐的工作，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核实大量的史实，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容不得半点马虎。那时的张挺，已经年过八旬，身体也不太好，头部的弹片时常会引发剧烈疼痛，肺部的旧伤也经常复发，折磨着他的身体，但他依然坚持不懈，每天坚持工作几个小时，认真查阅每一份资料，仔细核实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错误，精益求精，力求把这段历史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他说：“这段历史，是无数电子工业工作者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必须认真对待，把它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让后人记住这段艰难的历程，传承这份实干的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晚年的张挺，虽然常年被伤病困扰，身体日渐衰弱，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他喜欢读书、看报，关注国家大事，关注电子工业的发展，每当看到我国电子工业取得新的成就——神舟飞船飞天、嫦娥探月、5G技术领先世界，他都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为电子工业的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守护家国、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就心满意足了。”

2018年11月15日17时35分，张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的离去，让我国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让电子工业战线失去了一位老前辈、老领导，让无数人深感悲痛与不舍。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无数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同事，无数受到他关怀和培养的干部职工，纷纷前来送别，缅怀他的一生，缅怀他为党和国家事业、为电子工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他的一生，挺然屹立，以实干铸家国，以忠诚践初心，这份精神，将永远被铭记，永远被传承。岁月无言，实干有声；初心如磐，方得始终。张挺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一直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在时代的浪潮中，勇敢前行，永不退缩，用实干成就梦想，用坚守诠释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