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五代影视剧都以南唐为主角，太平年为什么以吴越为主角？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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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前提到五代十国，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多半是那位“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南唐后主李煜。

影视剧爱拍他，因为他惨，因为他美。亡国之君，词坛皇帝，小周后的凄美爱情，金陵城破时的仓皇辞庙，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就是一出天然的古希腊式悲剧。

观众坐在屏幕前，看着才子佳人落难，掬一把同情泪，感叹生不逢时。

但如果让你穿越回那个年代，你真的愿意做李煜治下的百姓吗？

现在的历史剧风向变了，新剧《太平年》把镜头从风花雪月的南唐移开，对准了隔壁那个一直被视为小透明、甚至被诟病“缺乏骨气”的吴越国。

为什么？因为观众成熟了。我们不再单纯迷恋毁灭的美感，开始读懂了生存的智慧。

当南唐还在搞浪漫主义政治的时候，吴越钱氏家族早就看透了乱世的底层逻辑。他们用一种极度隐忍、甚至在当时看来颇为屈辱的方式，在人命如草芥的五代十国，硬生生为东南百姓守出了七十二年的太平岁月。

史书翻过那一页你才会发现，相比于李煜的春花秋月，钱俶的纳土归宋，才是这个民族在至暗时刻迸发出的顶级智慧，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南唐和吴越的这段往事～

乱世里的两种活法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短短五十三年，中原换了五个朝代，六个姓氏的皇帝轮流坐庄。北方杀得血流漂杵，今天的皇帝明天就可能身首异处。

在南方，南唐和吴越是邻居，但拿的剧本完全不同～

南唐一直有一种大国包袱，虽然偏安江南，但南唐自认为是李唐皇室的正统延续（尽管史学界对此存疑），骨子里带着一股傲气。

李煜的父亲李璟，甚至李煜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维持着一种“我很强，别惹我”的虚假繁荣。

而吴越国，从第一代国君钱镠开始，就定下了一条在这个乱世里看起来最没出息，但实则最高明的国策。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里记载了钱镠临终前留给子孙的遗训：“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管中原现在的皇帝姓李、姓赵还是姓耶律，只要他强，我们就认他做大哥。不管中原换了多少次朝代，我们都要保持臣子的礼节，千万别为了所谓的面子，去跟北方的强权硬碰硬。

这在当时很多清流看来，简直是软骨头。别人都在称帝，都在争正统，你吴越国坐拥东南富庶之地，兵精粮足，怎么就甘心当孙子？

但钱氏家族心里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五代时期，战争的成本极高。一旦开战，就是屠城、掠夺、十室九空。吴越国地狭人稠，一旦卷入中原的争霸泥潭，几代人积累的财富瞬间就会化为乌有。

所以，当南唐还在为了帝王尊严跟后周、跟北宋反复拉扯，导致战火连绵的时候，吴越国在干什么？

他们在苟～

这个苟，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百姓的安宁，牺牲统治者的尊严。

史料记载，吴越国对中原王朝的进贡从不间断。不管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还是后周，谁坐了汴梁的龙椅，吴越的贡船就开向谁。甚至在北宋建立之初，钱俶为了表示诚意，进贡的财物数量之巨，让赵匡胤都感到惊讶。

这种策略换来的是什么？是时间，是空间。

当北方百姓在安史之乱后的余波中继续流离失所时，吴越国境内的百姓在种茶、织丝、烧瓷。杭州之所以能成为后来的人间天堂，地基全是在这几十年里打下的。

一边是滥发货币，一边是修筑海塘

评价一个政权好不好，别看皇帝写了什么词，要看老百姓兜里有没有钱，碗里有没有饭。

在经济治理上，南唐和吴越简直是反面教材和正面案例的典型对比。

南唐后期，因为连年征战加上皇室挥霍无度，财政陷入崩溃。为了搞钱，南唐搞出了一波骚操作，滥发铁钱。

熟悉经济史的朋友都知道，在金属货币时代，铁钱就是劣币。《宋史》记载，南唐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百姓拿着一堆铁钱买不到一斗米，商路断绝，民怨沸腾。

李煜在宫里吟风弄月的时候，金陵城外的百姓正为了生存苦苦挣扎。

反观吴越这边呢？

如果你去过杭州，一定听过钱王射潮的传说。抛开神话色彩，这背后是吴越国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修筑钱塘江海塘。

那个时候，钱塘江潮水凶猛，经常冲毁堤坝，咸水倒灌，导致大量良田变成盐碱地。

第一代吴越王钱镠没有把钱花在修豪华宫殿上，而是投入巨资，发动军民，甚至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竹笼石塘技术，硬是把凶悍的钱塘江潮水挡在了堤坝之外。

《吴越备史》里对此有详细记载。海塘修好后，咸水不再倒灌，原本的烂泥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吴越国又大力推广桑麻种植，鼓励海外贸易。

当时的吴越，商业繁荣到什么程度？日本、高丽的商船往来如织，东南一带“衣食富足，几无冻馁”。

钱氏家族甚至立下家规：“民为贵，社稷次之，免除苛税。”

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在那个军阀混战、为了筹措军费恨不得刮地三尺的年代，吴越国能做到保境安民，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苏轼后来在《表忠观碑》里深情地写道：“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

想一想这句话的分量，在五代十国那个修罗场，一个人能从出生到老死都没见过打仗，这是多么奢侈的幸福？这是统治者送给百姓最大的礼物。

一场最高级的博弈与成全

纳土归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权平稳过渡的时刻，也是钱氏家族政治智慧的巅峰。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随后，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南边的割据政权一个个被收拾，南唐也在公元975年被攻灭。

李煜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金陵城破，他肉袒出降，受尽屈辱，最后客死异乡，南唐百姓也在战火中遭受了巨大痛苦。

此时，摆在吴越王钱俶面前的，是一个死局。

整个南方只剩下吴越国了。打？肯定是打不过气势如虹的宋军。守？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候，赵匡胤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手腕，而钱俶也接住了这个高难度的球。

史书里记录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细节。

钱俶第一次去开封朝见赵匡胤时，内心是极度恐惧的。他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毕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他在开封待了两个月，毕恭毕敬。临走时，赵匡胤没有扣留他，反而给了他一个黄绸布包起来的包裹，让他半路上再看。

钱俶提心吊胆地上了船，走到半路，颤颤巍巍地打开包裹。那一瞬间，他冷汗直流，紧接着便是痛哭流涕。

包裹里装的，全是北宋朝廷大臣们要求扣留、杀掉钱俶的奏章。

赵匡胤把这些奏章全都打包给了钱俶，并留下话：“以此赐卿，可归示子孙，使知朝廷待卿之意。”

这一招攻心计，太狠，也太高。赵匡胤是在告诉钱俶：我想杀你，易如反掌，全天下都让我杀你，但我保了你，你自己看着办。

回到杭州后的钱俶，明白大势已去。但他更明白，如果负隅顽抗，杭州城就是下一个金陵，吴越百姓就是下一个南唐遗民。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俶做出了那个对得起苍生的决定。

他主动上奏，将吴越国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的土地、人口、赋税、军队，全部无偿献给北宋。

《宋史》记载：“愿以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纳于有司”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攻城略地，没有血流成河，没有巷战屠杀。杭州城完好无损地交接，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任何打断，集市照常开，生意照常做，只是城头的旗帜换了颜色。

因为钱俶的这一退，吴越之地的经济、文化、人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全。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切，北宋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就在东南，苏东坡能在那修苏堤，柳永能在那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全都要感谢当年钱俶的不杀之恩。

为什么我们今天更需要读懂吴越？

以前我们看历史，容易陷入一种成王败寇或者悲情英雄的误区。

我们觉得项羽乌江自刎是英雄，觉得李煜亡国哀歌是绝唱。但如果是站在文明延续和百姓福祉的角度来看，钱镠和钱俶这样的统治者，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南唐的李煜，用一个国家的灭亡，成就了自己在词坛的千古帝位。这是一种艺术上的胜利，却是政治上的完败，更是对苍生的辜负。

吴越的钱氏，背负了纳土降臣的名声，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儒家正统观念轻视，但他们却护住了江南的元气。

钱氏后人也因为祖先的积德，在宋朝乃至后世都人才辈出。大家熟知的钱学森、钱钟书、钱三强、钱伟长……这些近代中国的脊梁，全都是吴越钱氏的后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福报。

《太平年》之所以把主角换成吴越，其实是在传递一种更成熟的历史观：

真正的英雄，不一定非要站在尸山血海之上。在不可违逆的大势面前，懂得为了万千生灵而退让，懂得如何用智慧去化解兵戈，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慈悲。

老达子说

历史书页翻得太快，我们往往只记住了那些杀伐果断的征服者。但如果让你选，你是愿意在李煜的悲歌里流离失所，还是在钱俶的庇护下，安安稳稳地过完这一生？

我想，答案不言自明。

所谓的“太平年”，不是靠文人的笔墨写出来的，而是靠这种务实、隐忍、心怀悲悯的政治智慧，一步步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