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败类”马俊仁，强迫队员集体切阑尾，亲自为女队员打禁药

有人说，升旗时的欢呼能盖住哀嚎，马俊仁正是那种在掌声里“失聪”的人。

1993年，德国斯图加特夜色很凉。女子3000米终点线前，王军霞率先冲过，抬头看大屏——世界纪录又被刷掉了。观众席里有人惊叹“不可思议”，转播员用几乎破音的汉语喊出“马家军”。只有教练席最安静，马俊仁捏着秒表，嘴角往上翘，却没忘记悄悄把记录写到小本子。那本子后来被队员偷看，扉页写着八个字：让打破啥记录，就打破啥记录。

三年时间，马家军拿下21项世界纪录，女子中长跑排名表几乎被他们改写。 在中国“金牌情结”最炽热的九十年代，这群姑娘成为全国偶像，邮票、年画、纪录片轮番上阵，马俊仁则被冠以“天才教头”。少有人知道，他真正学过的是兽医，把脉的是牛马的肚子。

队伍训练点选在青海多巴高原。海拔3200米，空氧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每个人每天跑三十公里以上，氧饱和度常年不足。科学上，高原训练能刺激红细胞生成，提高有氧耐力，但一旦过量，心脏负荷巨大。马俊仁却声称：“不跑死就跑活，跑不出来不配吃饭。”

高强度尚可解释，真正的隐患藏在针头里。起初他拿出一小瓶淡黄色液体，告诉队员是“虫草口服液”，口感微苦，打完针跑步像踩着风。医学实验室后来鉴定，主要成分是甲基睾酮、群勃龙等合成代谢类固醇。激素能促进蛋白合成，抑制疲劳，但副作用同样清晰：肝毒性、月经紊乱、声带增厚。

1991年到1993年，药量从两人共用一支增加到一人一支，随后口服、注射并行。 针剂吸收更快，可被血液检测发现；口服代谢慢，存在肝损伤。为了逃避突击药检，马俊仁想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集体割阑尾。阑尾切除后，血象指标容易波动，医学组在解释异常数值时往往归因于“术后炎症”。

那天清晨，队员们被叫到会议室。马俊仁淡淡一句：“别问原因，排队进手术室。”半小时一人，自费六百元。伤口未愈就绑着纱布下跑道，用碘酒抹出血口，痛到咬牙也不许停。

疼痛并没有换来安全。1994年釜山亚洲赛随机抽检，化验员差点锁定王军霞。幸好她临时退出1500米，官方没再深究。回国后，马俊仁更加谨慎：火车卧铺上打针，门口安排学妹放哨，看到乘务员就咳嗽两声示警。

暴力补位了恐惧。马俊仁身高不高，扇耳光却狠。挨打最频繁的是张林丽，她说耳膜到现在听力只有正常人一半。因为偷吃泡面，刘丽被板凳砸到眉骨，缝了七针。队里流传一句黑色幽默：“脱髋力不够，就挨椅子补课。”

外界只看到奖牌的光。1992年巴塞罗那，王军霞第一次跑进29分31秒，赢得银牌。中国田协给马俊仁端上鲜花，他在领奖台下举起双手：“感谢祖国，感谢独家秘方。”没人追问秘方是什么，大家只期待下一场更快。

1994年底，十名主力联名上书，总共3800字，列出32条指控：兴奋剂、殴打、骚扰、克扣工资。 这封信被递到总局后，却在某层办公室沉睡。理由很简单：亚特兰大奥运周期还差两年，不能出乱子。

直到2000年，国家兴奋剂中心对七名已退役的马家军队员做数据回溯，六人阳性。国际田联震动，但最终处罚其实很轻。原因一是样本已过司法追诉期；二是检测方法旧，法律效力不足。对公众来说，轰隆一声，神话裂开了。

马俊仁的下一站是保健品市场。他把一种蛋白粉掺入少量肌醇、牛磺酸，改名“生命核能”，售价远超同类十倍。一年进账四千万。广告台词是“来自冠军的能量密码”，代言人正是曾被他逼割阑尾的姑娘。有人问她为何站台，她说：“解约要赔三百万。”

然后是藏獒生意。一只獒被他炒到4000万。价格崩盘后，他背上巨额债务，却迅速注销公司，换号消失。东北街头偶遇他的人说，“老马穿着羽绒服，笑得像当年颁奖典礼”。

2023年，他八十岁。酒店宴会厅里挂满横幅“老马千秋功过自有公论”。王军霞依旧去了，她说想给过去一个句号。网上骂声一片，有人打出大字：“顶楼寿宴，地下一层是被割去的青春。”

医学报告显示，部分前队员现在肝功能长期异常，孕激素紊乱导致难孕，关节退行性病变普遍提早十年。 这些损伤几乎无法逆转。她们争取到的补偿只有一次性商业保险和一纸“谅解备忘录”。上面没有马俊仁的签字。

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像一场集体迷狂。金牌被视作国力象征，尊严、规则和健康列在后排，观众的掌声给了权力者越线的空间。有学者统计，1990到1999年，中国田径兴奋剂违规案例占世界总数的12。5%，远高于项目份额。

反兴奋剂的技术也在进步。2004年雅典开始使用同位素比质谱法，可识别外源性睾酮；2008年北京引入生物护照，通过血液学变化锁定嫌疑。倘若马家军晚出现几年，任何“虫草口服液”都逃不过设备的冷光。

但是技术解决不了人心。规则仍需被尊重，奖牌需要被审视。更重要的，是让运动员知道：输掉比赛不可怕，输掉健康才无法重来。

结尾并不圆满。马俊仁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法律裁判书。故事留给后人的是警示：当掌声淹没哀嚎时，先闭上一秒钟，听听跑道背后的呼吸是否还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