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轮回

哪怕我的政府垮台，法国面临的问题依然会存在。2025年，在新一轮投票前，贝鲁在国会演讲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议会理解并支持政府。但法国的反对党议员显然并不买账，让贝鲁为推动预算法案主动发起的豪赌，最终以194票支持、364票反对惨败收场。贝鲁随后依照宪法规定，向马克龙提交辞呈。接受贝鲁的辞呈后，马克龙任命内政部长勒克尔尼接替贝鲁，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理。这是自马克龙第二次上台以来所任命的第五位总理，也是自2024年以来的第四次总理更迭。如此频繁的政府换届，看起来像极了当年被戴高乐将军严厉批评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乱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面临重建政府的重大任务。由于第三共和国在二战中的糟糕表现，法国民众普遍反对重建第三共和国，但对于未来应建设怎样的国家，却没有达成共识。当时最具声望的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将军主张建立一个超越党派的总统制共和国，以最大程度发挥政府的治理能力。然而，戴高乐在议会中没有根基，而议会各党派显然不愿见到他大权独揽，便以“议会更能体现民意”为由，坚持法国应采用议会制。加之法国刚刚经历了维希政权的法西斯统治，民众对强化政府权力存有本能的抵触，议会派最终占据了上风。

1946年10月，法国公民投票通过了主张两院制和议会制的新宪法草案，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就此成立。早在第四共和国成立之前，戴高乐将军就曾预言，这一制度必然导致政治动荡，使政府在应对内政外交事务时缺乏应有的强硬与决断。事态发展果然如他所料，在议会政治模式下，各党派在议会中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无论政府做出何种选择，都会遭到反对派攻击并因此垮台。

为避免议会攻击，第四共和国政府往往选择尽量回避问题。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这类需要长期见效的事务被搁置，即便是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亟需处理的事项，政府也常采取鸵鸟政策。然而，问题并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反而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发酵，引发更强烈的社会不满。最终，政府仍会因处置不力而被攻击、垮台。就这样，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平均每半年一届的速度频繁更换政府，以至于政府还没来得及摸清国家状况，就已到了下台之时。

更为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还面临严重危机：国内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被二战摧毁；国外旧殖民体系濒临瓦解，欧洲沦为美苏冷战的前沿阵地。在这一关键时刻，法国政府的不作为使其迅速丧失大国地位，沦为美国的二流伙伴。民众对第四共和国的无能极为失望，开始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戴高乐重返政坛，着手按照自己的构想改造法国政府。戴高乐一向主张强权政治，又汲取了第四共和国失败的教训，在设计第五共和国制度时采取了多项措施来维持政府稳定。为防止议会掣肘，新宪法不仅规定总统可将重要法案直接提交全民公决，还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利。如此一来，尽管政府仍需面对议会党派纷争，但有了实权总统的支持，底气比以往充足许多，终于可以正常施政。即便“多做多错”，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平均任期也达到2.5年，远不像第四共和国时期那样频繁更替。

在强有力的政府支撑下，法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1959年至1974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7%，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在殖民地问题上，戴高乐政府顺应民族独立潮流，以同意殖民地独立为条件，尽可能维持法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在外交上，戴高乐坚持独立自主路线，退出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与社会主义国家缓和关系，并在反共反苏的关键议题上适当配合美国，以换取美国对法国脱离其控制体系的默许。

考虑到法国国力远不及美苏，戴高乐为在两大阵营间保持话语权，积极团结其他欧洲国家，推动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此，他甚至放下法德世仇，于1963年与联邦德国签署《爱丽舍条约》，奠定西欧法德轴心的基石。凭借一系列高明的战略操作，法国在美苏的夹击下成功重建了大国地位。

然而，随着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法国的平衡术失去了一个关键筹码。另一方面，美国失去最大对手后，对趋向一体化的欧洲充满戒心，唯恐其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而欧洲并未选择韬光养晦，反而积极推出欧元，意图抗衡美元霸权，这自然引起美国强烈不满。

为打击欧洲，美国绕开联合国决议，强行推动北约介入科索沃战争。欧洲原以为美国意在反共及压缩俄罗斯势力范围，还积极配合，殊不知自己才是美国此战的主要针对对象。战争爆发后，欧洲地缘安全形势急转直下，资本大量外流，欧元汇率迅速下跌。刚面世便遭遇剧烈波动，欧元的信誉严重受挫，挑战美元的可能性几乎归零。

更讽刺的是，欧洲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却未能实现将俄罗斯逐出南欧的政治目标。导致这一政治失败的原因颇为耐人寻味：战争接近尾声时，俄罗斯抢在北约之前占领普里什蒂纳国际机场，迫使北约接受俄军在科索沃的存在。俄方仅出动约200人，便突破波黑边境的美军防线，先于北约抵达机场，并在守卫战中顶住数倍于己的英军，最终迫使北约让步。这明显不符合常规军事逻辑，更像是美英在暗中配合。

结果，欧洲在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却承受了欧元贬值与经济受损的苦果，还面临因战争引发的难民潮。更糟的是，美国并未收手，此后多次借机削弱欧洲：美国军工集团急于获利，便在中东制造冲突，将难民潮引向欧洲；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将风险转嫁他国，导致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美国因中美竞争意识到去工业化的弊端，推动产业回流时，又率先吸走欧洲的工业产能。

在美国的持续冲击下，欧洲经济自2008年起基本停滞，若考虑通胀因素，实际已陷入衰退。作为欧陆核心国家，法国亦难幸免。面对美国的种种动作，法国政府虽在口头上表示不满，却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经济衰退引发政治生态的两极分化：传统中间派因应对危机乏力而失民心；生活水平下降促使民众求变，极左翼和极右翼声音日益高涨。

2022年法国大选后，总统所在的中间派首次失去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仅获577席中的245席，政府再度受到议会反对派掣肘。马克龙希望摆脱困境，重获类似绝对多数时期的施政顺畅，于是在2024年极右翼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胜后，动用总统权力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马克龙原以为，欧洲对极右翼的警惕会使部分极右翼选民转投中间派，助其重获绝对多数。然而，第一轮选举结果给了他沉重一击：极右翼得票率达33%，远高于极左翼的28.5%和中间派的22%。为阻止极右翼掌权，马克龙不得不与极左翼联合，约定在部分选区中排名靠后的候选人主动退选，确保极右翼无法上台。

依靠这种策略，法国总算遏制了极右翼的势头。第二轮选举后，极右翼仅获143个议席，低于左翼联盟的182席和中间派联盟的163席。但这样一来，总统所在的中间派连相对多数也未能保住，政府施政更加艰难。而此时，法国财政问题已十分严峻，容不得半点拖延，政府必须立即推进开源节流。

这种涉及利益的议题必然招致多方不满，无论政府如何决策，都会遭到左右翼的联合抨击。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法国接连更换两任总理。算上2024年1月因养老金改革辞职的博尔内，以及2024年7月为议会选举结果引咎下台的阿塔尔，法国在短短两年内已迎来第五位总理。这种政府更迭速度，与第四共和国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戴高乐极力避免的政治动荡危机，不幸在第五共和国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