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谷爱凌说几句话

谷爱凌夺冠，评论区仍然有诸多批评的声音，有些人质疑她的“纯粹性”，仿佛必须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人才当得起荣耀；有些人则质疑她生在美国却不知“感恩”，反而投身大洋彼岸。很多意见相左、阵营对立的群体，在批评谷爱凌这件事上仿佛找到了共同点。

我斗胆，为谷爱凌说几句话。

先声明，我并不是谷爱凌的粉丝，觉得她挺美挺飒文武双全，但对她从事的运动项目并不热衷，对她这个人也并无特别的偏爱。

作为路人，我觉得谷爱凌遭遇的批评有些无厘头。质疑她的国籍，并无任何证据，既然她符合奥委会的参赛资格，就不适合做阴谋论的猜忌。我反对给体育竞技和运动员的选择套上意识形态色彩，让运动纯粹一点。还有人认为，谷爱凌出生于美国，“美国培养了她”，她转投中国队便是忘恩负义、精致利己，我觉得有失偏颇。

“美国培养了她”，这种思维方式已经陷入窠臼。谷爱凌出生在美国，她的母亲是工作者和纳税人，支付她教育和训练费用的是她的母亲。因此培养她的是母亲，而非美国。出生地并不天然对民众拥有恩义，国家却因为纳税应该感谢公民的贡献，并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在这个逻辑上，谷爱凌童年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是其母亲纳税后应得的。美国并没有用纳税人的钱，而给谷爱凌特别照顾，所以称不上“培养了她”。

这里是以美国为例，我真正想破除的是“某国培养了你”的思维方式，并再次强调，出生地并不天然对民众拥有恩义，无论市场体系还是举国体制。前者是基于市场的自由选择，后者是体制基于自身的需求而开展选拔，在两种情况下，运动员之于国家都是贡献者，他们不亏欠什么，也无需试图进行道德苛责。运动员选择归化还是出海，都是人家的个人选择，都应该尊重且不背负任何道德枷锁。

国籍选择，我认为无非有两个因素：情感和机会。情感因素，包括对某种文化、体制的感情，只要不是拥抱纳粹那种公认的邪恶主体，个体的选择就无可厚非；机会则包括家庭、工作机缘等等，这类决策更是个人化，有人愿意通过嫁娶进入某个国家，有人认为去别的国家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物质利益，这些影响因素都无关乎道德。我之所以如此总结，无非还是为了破除一种关于国家恩义的理念，我们爱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并非出于背负恩义，而出于独立思考后的选择与热爱。尊重人的合法权利，少用道德绑架，是我始终要修习的功课。当然，我们也有质疑程序的权利，那就勇敢地质疑程序设置者，而非那个做选择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