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兵征招女兵一般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小，接受能力强

从1965年开始，通信兵征招女兵一般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小，接受能力强

我常常翻出那本泛黄的老相册，最上面那张，是1965年的冬天，我穿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扎着两个麻花辫，站在部队大门口的样子。照片里的我，眉眼青涩，嘴角却扬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那年，我刚满十五岁。

如今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是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可只要闭上眼睛，耳边就会响起当年机房里“滴滴答答”的电键声，想起那群和我一样，十五六岁就穿上军装，走进通信兵队伍的小姑娘。我们踩着板凳够操作台，记密语记到半夜，哭着想家却又咬着牙不肯掉队。直到现在我才懂，1965年开始，通信兵征招女兵偏爱十五六岁的孩子，哪里是因为“好管教”，最核心的，就是那句被班长挂在嘴边的话：“年纪小，心无杂念，接受能力强，能把根扎在机房里。”

我出生在江苏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65年秋天，部队到我们县城招通信兵女兵。消息传出来，整个县城的姑娘都炸了锅，可当听说“要十五六岁的，还要过文化课和政审”，不少人都打了退堂鼓。我那时候正在读初二，成绩在班里拔尖，尤其是语文和算术，更爱摆弄家里那台老式收音机，总喜欢跟着电波里的声音瞎琢磨。

我爸是老党员，早年当过民兵，一听是通信兵，当场就拍了板：“通信兵是部队的‘千里眼、顺风耳’，能去，是咱家的荣耀！”我妈却偷偷抹眼泪，拉着我的手舍不得：“你才十五，还是个孩子，连衣服都不会缝，去了部队可怎么活？”

我那时候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既紧张又向往。我踮着脚量身高，刚好够到征兵要求的最低线；政审因为家里根正苗红，一路绿灯；文化课考试，我更是凭着平时的积累，稳稳过关。

接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天，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在院子里跑了三圈。临走前一晚，妈连夜给我缝了个布包，里面装着针线盒、两双新袜子，还有一小袋炒花生。她一边缝一边哭：“到了部队，别逞强，吃不饱就说，想家了就写信。”我抱着妈，嘴上说“不怕”，眼泪却早就打湿了她的衣襟。

1965年12月，我和全县另外七个姑娘，坐着绿皮火车，一路向西，来到了西北的通信兵某部。刚到营地，我们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只有一排排土坯房，机房就在营地最里面，门口挂着“严守机密，万无一失”的八个大字，透着一股庄严。

接我们的是班长王桂英，她二十出头，也是十五岁入伍的老兵，短发利落地贴在耳边，眼神锐利，说话却带着东北人的热乎气。她看着我们八个姑娘，挨个点完名，说了第一句话：“从今天起，你们不是家里的娇姑娘，是通信兵！通信兵的战场，在机房里；武器，是电键和密语；敌人，是粗心和懈怠。你们年纪小，这是优势，接受能力强，就能快点扛起责任！”

那时候我们才知道，从1965年开始，部队调整了通信兵女兵的征招标准，重点招收十五六岁的初中毕业生。班长说，通信兵不比其他兵种，要记密语、背电码、练发报，还要懂简单的电路维修，内容又多又杂，还得记死记牢，不能有半点差错。年纪大的姑娘，大多成家或者有了牵挂，心容易散，而我们十五六岁的孩子，像一张白纸，能沉下心来学，记东西快，更能适应机房里枯燥的生活。

刚开始的三个月，是我们这辈子最难忘的“魔鬼训练期”。

首先是练发报。机房里的电键操作台，是按成年兵的身高做的，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个子矮，坐着够不着，站着又不稳。班长想了个办法，给我们每个人找了个木板凳，踩着板凳练。

发报讲究“稳、准、快”，手腕要有力，节奏要均匀。一开始，我们的手指按在电键上，没几分钟就酸得抬不起来，练到后来，手指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茧，最后指尖全是厚厚的老茧，摸上去硬邦邦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班里的小琳，比我还小半岁，刚练了两天就哭了。她坐在板凳上，看着自己磨破的手指，边哭边说：“班长，我想家，我想妈，我不想练了。”班长没有骂她，而是把自己的手伸出来，那双手，指尖的老茧比我们的还厚，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

“我十五岁来的时候，比你还爱哭。”班长的声音很温柔，“你看这双手，当年磨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可现在，能一分钟发120组电码。年纪小，就是本钱，接受能力强，今天练不会，明天练，明天练不会，后天练，总有熟练的那天。通信兵的电键，连着前线的战士，你发的每一个信号，都可能关乎战友的性命，能不拼命吗？”

那天之后，小琳再也没哭过。我们八个姑娘，像是被点燃了斗志，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晚上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密语、记电码。

密语更是难记。几百组密语，每组都对应着不同的指令、地点、部队番号，不能记错一个字，不能搞混一个数字。班长给我们定了规矩，每天必须背会20组，晚上抽查，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

我那时候脑子灵，记东西快，成了班里的“排头兵”，可即便这样，也遭了不少罪。有一次，我因为着急，把“请求支援”的密语记混了，班长当着全班的面，让我站在机房门口背了三遍。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哭了，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害怕——我怕自己的失误，真的会误了大事。

从那以后，我更用心了。我把密语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床头、贴在脸盆架上，甚至吃饭的时候，都在嘴里默念。十五六岁的年纪，记忆力真的好得惊人，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把所有密语背得滚瓜烂熟，抽查的时候，无论班长怎么问，都能脱口而出。

除了练发报、背密语，我们还要学电路维修。对于十五六岁的姑娘来说，那些密密麻麻的电路图，比天书还难。班长就拿着简单的电路板，手把手教我们，从认识电阻、电容开始，一点点讲电路的走向。

我们年纪小，好奇心重，接受能力也真的强。班长讲一遍，我们就能记住大概，练几遍，就能自己动手排查简单的故障。有一次，机房的一台发报机出了问题，信号断断续续，老兵们查了半天都没找到原因。我凭着平时学的知识，大胆地说：“班长，会不会是电容接触不良？”

班长半信半疑，让我试试。我踩着板凳，小心翼翼地拆开机器，果然，有一个电容松了。我用螺丝刀拧紧，发报机立刻恢复了正常。那一刻，班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年纪小，接受能力强，就是好！”

三个月的训练结束后，我们八个姑娘，全部通过了考核，正式成为一名通信兵，分到了不同的机房值守。

机房里的日子，枯燥却神圣。我们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不能有半点疏忽。那时候的机房，没有空调，夏天闷热得像蒸笼，我们穿着军装，汗流浃背，却不敢擦汗，生怕影响发报；冬天寒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手脚冻得发麻，却依旧死死盯着电键，听着电波里的声音。

十五六岁的我们，正是爱美的年纪，却从来不敢打扮。军装是我们唯一的衣服，麻花辫剪短成了齐耳短发，脸上从来不用化妆品。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有一次，部队进行实兵演习，我们机房承担着核心通信任务。演习持续了三天三夜，我和另外两个战友，守在机房里，没合过一眼。发报机的电键声，成了我们唯一的节奏，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凉水。

演习到最后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机房的线路出了故障，和前线的联系中断了。营长急得团团转，大喊：“必须在十分钟内恢复通信！”

我看着外面的大雨，主动请缨：“营长，我去排查线路！”班长一把拉住我：“雨太大，你年纪小，危险！”“我熟线路，我去最快！”我说完，拿起工具，就冲进了雨里。

线路架在电线杆上，我踩着梯子往上爬，雨水打在脸上，睁不开眼睛，脚下的梯子也滑溜溜的。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尽快恢复通信！

爬到电线杆顶端，我终于发现，是一根电线被风吹断了。我咬着牙，用冻得发麻的手，把电线接好。当机房里传来“通信恢复”的喊声时，我松了一口气，从梯子上下来，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却笑得比谁都开心。

演习结束后，我立了三等功。拿着军功章的那天，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妈，我长大了，我能扛事了，我是一名合格的通信兵了！”

在部队的那些年，我身边的女兵，大多都是十五六岁入伍的。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值守，一起想家，一起成长。我们看着彼此从青涩的小姑娘，变成干练的通信兵；看着彼此的指尖长出老茧，看着彼此的眼神变得坚定。

1970年，我因为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班长，也开始带那些十五六岁的新兵。看着她们踩着板凳练发报，看着她们躲在被窝里背密语，看着她们哭着想家，我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也会把自己的手伸出来，告诉她们：“年纪小，是优势，接受能力强，只要肯努力，就没有做不好的事。”

后来，我转业回到地方，进入邮电系统工作。几十年里，我干过接线员，做过技术员，带过徒弟，无论走到哪里，部队里学到的东西，都刻在我的骨子里。

我带的徒弟，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我总能明显地感觉到，年轻的孩子，接受新事物快，敢想敢做，就像当年的我们。而我也总会跟他们说起1965年，说起那群十五六岁的通信兵女兵，说起我们踩着板凳练发报的日子。

如今，通信技术早已今非昔比，再也不用靠着电键发报，再也不用死记硬背密语，机房也变成了现代化的通信指挥中心。当年的那群小姑娘，大多已经满头白发，有的在老家安享晚年，有的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几年，我们举办了一次战友聚会，来了二十多个当年的通信兵女兵。我们大多年过七旬，见面时，却像当年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一样，拉着手，喊着彼此的外号，说着当年的趣事。

有人说：“那时候踩着板凳练发报，总觉得日子难熬，现在想想，那才是最珍贵的时光。”有人说：“要是当年不是十五六岁入伍，恐怕我也吃不了那份苦，成不了一名通信兵。”

我看着这群老姐妹，心里满是感慨。1965年开始，通信兵征招十五六岁的女兵，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规定，却藏着一代人的青春与担当。

十五六岁的年纪，没有世俗的牵绊，没有复杂的心思，像一块璞玉，能被打磨成最好的样子。我们用最美好的青春，守护着部队的“千里眼、顺风耳”；用十五六岁的肩膀，扛起了属于通信兵的责任。

那些日子里，我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变成了生命里最坚硬的铠甲；那些一起摸爬滚打的时光，一起坚守的日夜，都变成了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

人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在最好的年纪，做了最有意义的事。

我们十五六岁穿上军装，把根扎在机房里，把心交给了部队。这份经历，这份情怀，跨越岁月，从未褪色。

这，就是我们这代通信兵女兵，最无悔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