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营同知衙门设立始末（扬州江都大桥镇）

三江口，在扬子江，扬中太平江以及淮河入江的小夹江的汇合之处。在这江与河的交界点上，实在是一个天然的江防要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明嘉靖年间，沿江倭寇为患，就曾在三江口，驻兵把守，故又称“三江营”。清初，清廷设扬州营，防守城池汛地，设瓜洲营，防守沿江，各有所司，三江营当为江防要塞之一。但在顺治十五年（1658）的瓜洲之战中瓜洲被破防遭撤除后，故以营务归属狼山镇辖，并以京口为重镇。江都所属地方，只没墩堡58座，木楼二座，与江南以墩堡错置，互成犄角，绸缪无遗策，三江营只留墩堡一，木楼一。

直至李煦与曹寅奉旨轮流任两淮巡盐御史期间，经李煦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开始，经历九年时间先后三次具奏康熙皇帝，最终再由抚、督、军、政等官员共同具题，才得以同意将江宁府江防同知移驻三江营，重新设立衙门驻兵，真是大费周章。

在清代，盐政上关国计，下济民生，实在是一关键要职。尤其是积年以来，委曲情弊，故查察盐政，纠举不发，责任重大。李煦上任伊始，便实地察访了嘶马、大桥、三江营、张纲与八港等处缉查私盐情况，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便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上奏康熙帝。他在《请饬地方官合力查拿私盐折》中奏道：

“窃臣煦蒙万岁殊恩，叠现淮鹺，敢不尽心供职。臣到任以后，查有河南，山东，淮北等处流棍，在扬州兴贩私盐，数百成群。于三江营、西马镇、戴桥镇、章王港、八港口、南新洲等处，出没不常。目前固为盐法大害，将来实属地方隐忧。臣一面移咨督、抚饬地方官查拿，臣一面设法侦缉，力为搜捕。而扬州境内盐枭已去八九，但地方辽阔，唯恐滨海沿江之区不无潜藏。臣煦于二月初旬乘公事稍暇，便轻骑巡察三江营等处。

据居民秉称：因查缉甚严，大半走回原籍，亦有遁入风阳之天长，江宁之句容、六合者……但三江营等处，久为藏奸之数，日下虽去，仍恐复来。且臣衙门差役无多，鞭长不及，其缉私之事，非臣一人所能周循。无如有司营弁，不知上紧缉私，伏乞万岁特敕督抚，严行所属合力查拿，无分彼此，则盐法既可保全，而地方亦得宁戢……”硃批：“这是你的职分中正事，即当明本具题。”

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初七，李煦又上奏《驻江宁江防同知衙门应请移驻三江营镇防折》曰：

“……查扬州府江都县境内，有三江营地方，于各处煎盐之场甚近，凡侉棍运出私盐，必会集于三江营。而此地到扬子江边，止一里有余。侉棍即从此下江，运往各路，是淮盐界内，三江营最关紧要。再三江营对岸，乃镇江府丹徒县所管之徐山老虎洞也。侉棍由三江营下江行三十里即达老虎洞。彼处又是浙盐地界，亦因侉棍从三江营过去，每为浙盐之害。则以浙盐而论，三江营又属要地，且此处逼近海口，防范尤不可不严……奴才查江防同知有巡江责任，但驻江宁城内离此甚远。伏思省城大小文武官员甚多，不必再驻江防同知。若移衙门于三江营，镇防弹压，侉棍断断不能往来，地方、盐法两有裨益。倘蒙俞允，准江防同知移驻三江营，奴才即会同督臣、抚臣具题。伏乞批示遵行。”硃批：“着速具题。督臣好名，而且不清，未必肯会上此本。”

李煦即于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廿七日上奏《会同督抚具题请将江宁江防同知移往三江营折》：“窃扬州府江都县内有三江营地方，为贩盐侉棍经由要地。此处需员弹压。奴才请将江宁府城内之江防同知移衙门于三江营驻剳，坐镇防杜，具折请旨，奉衔批“着速具题”，钦此钦遵。奴才会同署两江总督臣吴存礼，镇海将军臣何天培，江苏抚臣吴存礼，江南提督臣杜呈泗，会疏具题外，谨具折奏覆，伏乞圣鉴。”硃批：“知道了。”

在江宁江防同知移衙门于三江营驻剳后，李煦又复奏请增加派驻汎兵。康熙五十七年（1718）闰八月二十二日李煦奏《江防同知已移驻三江营并由京口将军增派汎兵折》：“窃扬州府江都县境内三江营地方，为贩私侉棍聚集之所，奴才会同督臣，抚臣等题请将江宁府江防同知衙门移驻三江营，以资弹压。奉旨依议。而同知许钰，已将衙门移驻，召募巡役，分头防缉。但私贩之来，成群结伙，心得汎兵为之声援。查三江营虽有京口水师营分防汎兵十数名，而为数无多，不能防御。奴才咨京口将军增派兵丁，今将军臣何天培拨千总一名，带兵丁一百五十名，前赴三江营协防，以听同知调遣……谨具折奏闻，伏乞圣鉴。”

李煦的这一请求增兵的奏折，在《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有所反映：“康熙五十七年”条中有记录：“十月甲子，兵部覆议，两淮巡盐御史李煦疏言：扬州府属三江营地方，恶棍贩卖私盐者甚多，虽有分防汎兵，为数极少，不敷巡防之用。应于京口将军标下，派兵一百五十各，千总一员赴三江营地方驻防，听江宁府江防同知钤束，应如所请。从之。”（朱毓麒据方晓伟《李煦·三江营·靖家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