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再敲警钟！中国史上最大的误判之一，就是总低估日本

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邹！

最近有个消息，可能很多人没太在意，但越想越让人后背发凉。2月18日，高市早苗在日本成功连任首相。这个结果，与其说是意料之中，不如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因为它再次提醒我们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这个民族，似乎总在同一个邻居身上，犯着一种习惯性的错误——轻视。这种轻视，曾在历史上让我们付出过血的代价。而今天，熟悉的配方，似乎又回来了。

历史的惯性，致命的盲区

我们对日本这个邻居的轻视，仿佛一种遗传的错觉，刻在骨子里。

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整个清廷上下，从王公大臣到贩夫走卒，都觉得日本不过是个初学乍练的“蕞尔小邦”。李鸿章那句“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的判断，几乎代表了当时所有人的心声。

结果呢？一声炮响，黄海之上，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一签，台湾、澎湖拱手让人，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真金白银地流向了日本，直接浇灌了日本近代工业的根基，催生了一批至今仍在影响世界的财阀巨头。

一次教训不够，历史又给了我们第二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坐拥数十万大军的张学良，脑海里的第一反应还是：“日本人不敢把事闹大”。他以为这不过是对方的局部挑衅，只要我们忍让，事情就能过去。

他的误判，换来的是整个东北三省在短短数月内沦陷，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多年后，张学良自己也痛心疾首地反思：“是我们没认清日本的真面目。”

再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卢沟桥的枪声响起，蒋介石最初的应对，依然是寄望于国际联盟的外交调停，幻想这只是一场可以被控制的“局部冲突”。

然而，日本用全面侵华的铁蹄，踏碎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华北到华南，从上海到南京，八年抗战，三千五百万军民的伤亡，成了我们民族记忆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这三次血淋淋的教训，都指向了同一个思维陷阱：我们总习惯用自己“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去揣测对方的行为逻辑。

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民族的行事逻辑里，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赌性。内部矛盾越尖锐，对外冒险的冲动就越强烈。从甲午赌国运，到偷袭珍珠港，每一次都是在绝境中押上一切的豪赌。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搏命”文化，恰恰是我们最容易忽视和误判的地方。

温水里的鹰，藏锋的刀

如果今天，你还抱着“日本失去了三十年”的印象，认为它已经衰落，那恐怕又要掉进新的认知陷阱。

这三十年，日本确实告别了GDP高速增长的喧嚣，但它转身完成了一次更可怕的进化，从一个制造大国，悄悄变成了掌握无数核心技术的“上游帝国”。

你可能不知道，你手机里那颗决定成像质量的摄像头传感器，十有八九来自索尼。你更可能不知道，在芯片制造领域，如果没有日本信越化学、东京应化等公司提供的光刻胶等关键材料，全球的芯片工厂都得停摆。

全球七成以上的精密机床，一半以上的半导体材料，以及大量无法被替代的特种钢材，都牢牢攥在日本企业手里。这意味着，我们引以为傲的新能源汽车、大飞机、高端装备，其产业链的顶端，依然悬着一把“日本刀”。一旦断供，后果不堪设想。

这还不是全部。日本已经连续三十多年，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外净资产国。它在全球的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早就超过了本土的GDP增长。这等于在日本本土之外，还有一个更庞大、更赚钱的“海外日本”。这才是它能够支撑国内高福利、高研发和高军费的底气所在。

再看军事。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论舰艇总吨位，早已超过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皇家海军。它的F-35战斗机群，规模在亚洲首屈一指。甚至在2025年，它还要正式组建“宇宙作战群”，把野心伸向了太空。

比这些硬件更让人不安的，是日本社会风向的剧变。民调显示，在日本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里，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高得惊人。这批在经济停滞期长大的“平成废宅”，对父辈的侵略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却对重塑“国家荣耀”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

这种狂热的社会氛围，像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影子。

最危险的棋局，最清醒的底牌

高市早苗不断抛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战略布局。

它把中国的核心利益，强行捆绑成了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的战略家们很清楚，它的海上生命线，从中东到本土，必须经过台湾海峡附近。一旦台海有变，第一岛链就会被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日本本土将彻底失去战略缓冲。所以，炒作台海议题，既可以对内凝聚民心，把民众的焦虑转向外部；又可以对外向美国表忠心，换取更多军事松绑。

你看，高市当局频繁拉着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搞联合军演，想方设法把台湾拉进各种小圈子，甚至暗示可能派自卫队“驰援”。这些动作，就是在我们的红线边缘反复横跳，一步步试探我们的底线，拉高我们解决问题的成本。

当然，美日同盟这艘船也并非坚不可摧。

特朗普最近就毫不客气地给日本开出了价码：要么交5500亿美元的“保护费”，要么就等着被加征25%的关税。这种赤裸裸的交易，把同盟关系背后利益交换的本质，暴露无遗。

而我们自己，工具箱里也从不缺反制牌。

从旅游、航班的熔断，到稀土等关键资源的管制，再到追索流失文物、甚至撤回象征友谊的大熊猫。每一张牌打出去，都能精准地打在日本经济和社会的痛点上。

王毅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更是掷地有声。他直指日本现任首相的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并正告对方：“如果日本再赌一次国运，只会输掉未来，输得更惨”。

这已经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清晰的战略摊牌。

笔者以为

高市早苗的连任，不是一场戏的结束，而是拉开了一幕更危险大戏的序幕。她只是一个症状，背后是整个日本社会在经济停滞和国际变局下的集体右转。

当年的日本青年给刺杀首相的凶手寄去血书，今天的日本青年把选票投给最激进的政客。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押着相似的韵脚。

我们必须彻底丢掉“小国论”的傲慢和“经济衰退论”的偏见，重新审视这个邻居。看清它的技术实力，看清它的海外经济版图，更要看清它社会内部那股正在涌动的危险暗流。

历史早已用无数事实告诫我们：对于日本，任何一次掉以轻心，最终都可能要用我们最珍视的东西去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