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G2”格局已成，大湾区是“胜负手”（下）｜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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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2.2026

第06录

总第97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中美“G2”格局已成，大湾区是“胜负手”（下）》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中美竞争关键。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06录 编者按

春节期间，独思录专栏推出“郑永年APEC大讲堂”特辑，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探讨了“世界正在变成什么样、我们与美国在竞争什么”两个重要问题（详见），下篇则直抵更现实的命题：在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之时，中国为何仍要坚持开放、推进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在中美竞争中处于何种战略位置；深圳又能做些什么？这三问聚焦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的发展，将宏大叙事落到可操作的政策与城市能力建设上。

本文强调，开放不是姿态而是发展逻辑——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持续动能与大国责任的重要来源。以“包容性多边主义—制度型开放—自主单边开放”为三层框架，作者阐释了为何越在外部收缩时越要以更高水平开放稳住全球化进程的底层逻辑。

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语境下，中美竞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核心区域群之间的较量，作者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已成中美未来竞争的关键“胜负手”，大湾区若能以“基础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服务”的“新三驾马车”深度融合，并借APEC把规则对接、企业出海与要素流通做成体系，未来的深圳将潜力无限。

*本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深圳召开的首期APEC大讲堂暨第一期推动APEC成果转化专题培训班（2026年2月5日）上的发言。

03中国为何要坚持开放并

推进全球化与制度型区域一体化？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为何需要持续推进开放政策。今年APEC的主题正是“开放、创新、合作”，足见开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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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开放？

首先，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根据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十五五”规划部署，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围绕这一目标，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普遍认为，未来我国每年需保持至少5%的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基数已相当庞大，实现5%的增长难度不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靠可持续发展路径。

其次，开放是发展的前提，能为中国经济注入持续动能。中国经济是在全球化与外向型发展进程中逐步壮大的，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发展仍需依托全球化进程——没有人认为中国能在封闭环境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这也是中央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

第三，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依然突出。尽管传统“三驾马车”（投资、贸易、消费）拉动经济的模式需调整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作用减弱，国际贸易尤其如此。去年中国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引发全球广泛讨论，我们也需理性审视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在我看来，这一现象带来的忧虑多于成就。巨额顺差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速加快，尤其是“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产品出口表现亮眼；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进口增长相对乏力的问题。出口多、进口少导致顺差扩大，这种局面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毕竟中央政府多年来始终不追求单纯的贸易盈余，更强调贸易均衡发展。1万亿美元的顺差是一个警示信号，说明尽管国家层面坚持开放政策，但在具体落实中，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进口增长不足的问题客观存在，这反映出微观层面可能出现了开放力度减弱的倾向，需要我们警惕并加以纠正。

第四，开放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必然选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就是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当前全球各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仍是发展问题，而开放促进发展、封闭导致落后，这一规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

最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通过斗争赢得的，而非凭空而来。当美国等部分国家推行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我们更需以实际行动持续推动全球化进程——这是中国迈向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

1月16日，“广东年味 世界共享”——请到广东过大年新春活动在汕头镇邦美食街启幕，30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外籍达人齐聚（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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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怎样的开放？

因此，新时代国家层面的高水平开放政策已形成高度体系化、系统化的布局。我将其总结为三个层面的高水平开放。

第一是包容性多边主义。多年来，我国始终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即真正的多边主义。这种多边主义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聚焦所有成员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这与美国搞的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做法有着本质区别。例如，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包容性多边主义的生动实践——尽管美国、日本曾表示反对，但我们始终保持开放姿态，欢迎其加入，绝不针对第三方。

第二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这与APEC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离不开各国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规则标准。在此方面，我们一方面持续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标准，另一方面已从过去单纯的“接轨”转向主动参与规则制定、为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智慧。此次APEC会议在深圳举办，无疑为我们深化制度型开放提供了重大机遇。

第三，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自主的单边开放。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挑战，部分国家重拾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而我国已具备实施单边开放的条件——事实上，真正的强国往往推行单边开放政策。当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本质上是对等开放，是发达国家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工具。历史上，英国曾率先推行单边开放政策。美国在汉密尔顿时期的重商主义阶段后，也于二战后转向单边开放，构建起三大开放体系：开放的教育人才体系、开放的资本金融体系与开放的企业体系。如今，我国已发展到有能力推行单边开放的新阶段。

04粤港澳大湾区

在中美竞争中扮演的角色

当前提及中美竞争，若聚焦于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一核心维度，本质上是中美两国若干重点区域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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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的重点区域布局

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储备与产能布局来看，美国的优势区域主要集中在两大板块：其一为西部的加利福尼亚硅谷至得克萨斯的狭长地带，这里被美国人称作“新浮士德文明”的发源地（近代传统浮士德文明起源于欧洲），他们认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火种正孕育于此；其二是东北部从波士顿延伸至纽约的区域，作为传统工业基地，该地区在生物医药领域发展极为成熟。而支撑美国拥有最完整供应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正是西部与东北部这两大板块。

我们国家的主要经济和创新区域实际上可以分为三块，或者说核心是两块。第一块规模最大的是粤港澳大湾区，这里有香港、深圳、广州三大中心城市。第二块是长三角地区，覆盖从苏州、上海到杭州的区域。第三块则是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有一个显著特点：集中了全国数量最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论文产出丰富，基础研究实力尤为雄厚，但应用技术转化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北京不少应用技术转化项目流向了珠三角，也有些流向长三角。

深圳湾体育中心以及周边建筑（图源： 新华社）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所谓的竞争，本质上是美国西部、东北部地区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之间的竞争。

中美竞争的最终落脚点，从来不是谁比谁更封闭，而是谁比谁更开放。正如我刚才所言（详见），特朗普时期的封闭政策只是暂时的，美国不会长期将自己封闭起来。纵观历史，唐宋两朝因高度开放而走向强盛，明清两代因闭关锁国而逐渐落后；苏联也曾因与西方脱钩陷入发展困境，最终走向衰落；如今的俄罗斯若不坚持开放，同样会面临落后的风险。而美国发展进程中最关键的经验之一，便是长期坚持单边开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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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为何重要？

那么，大湾区为何重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逻辑，或是西方语境下“科学发现”的生成机制，我们的研究团队基于过去250多年的工业化经验总结，提出了“新三驾马车”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若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具备三个关键条件：其一，拥有一大批能够开展基础科研的大学与机构；其二，拥有一大批能够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与机构；其三，必须具备充分的金融服务支撑。

从“三驾马车”的视角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若能实现融合发展，便已完全具备相应条件。首先，就基础科研领域而言，内地的广州、深圳两地高校正稳步发展，同时更不能忽视香港拥有的七八所大学，其中五所位列世界排名前一百，有三所位列前五十。香港的基础研究实力颇为雄厚，尤其是在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先进水平，这一点并不逊色于新加坡。香港的高校不仅获得了充足的政府资源支持，其基础科研能力更是十分突出。倘若能将两地的基础科研力量加以融合，整体实力甚至可与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相媲美。

其次，在应用技术转化领域，珠三角从深圳、东莞到广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应用技术转化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早期虽以“山寨模式”起步，但如今已构建起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不仅能够生产各类产品，更能实现规模与品质的双重领先。这一优势是香港目前难以具备的。香港在回归前后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与美国类似，将大部分制造业转移至内地。当前，香港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此前，香港曾尝试发展制造业并建设科创园区，但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甚至连打印图纸的大型设备都需从深圳调配。因此，我始终认为，香港无需再着力发展制造业，只需将基础科研成果输送至珠三角地区进行转化即可。当然，这需要各方具备长远的格局意识，并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广东佛山市美的库卡智能制造科技园拍摄的工业机器人产线车间（图源： 新华社）

第三块是金融服务。内地在这方面的发展仍有不足，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风险投资体系尤为关键。我们目前的“产投”“创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风投，缺乏承担风险的魄力。国家倡导“耐心资本”，但我们尚未建立起支撑耐心的制度环境。比如国资委主任的任职周期通常为3至5年，而风投项目的回报周期至少需要8到15年。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好香港的金融服务优势。

所以，如果我们大湾区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与金融服务能够实现深度融合，无疑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竞争力的发展引擎。尤其是在人才方面，香港长期以来都是享誉世界的人才高地。因此，大湾区完全可以成为中美竞争中至关重要的战略抓手。

在区域协调层面，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践成效显著。三省一市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理事会，还搭建了多元化的协调机构与企业家联盟等合作平台。相比之下，我们大湾区内部，甚至连广东省内的9个城市之间，都缺乏高效的协调机制。旧金山湾区的经验值得借鉴，那里遍布着各类民间协调组织，这提醒我们需要反思：区域协调不应仅依赖政府推动，更要着力构建常态化、多元化的民间协调机制。

05深圳能做什么？

简单地说，关键在于把握APEC带来的机遇，既要借此赋能自身，也要为APEC各经济体的发展注入动力。

从昔日小渔村蝶变为今日世界大都市，深圳的成长轨迹正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生动缩影。当前，深圳既面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也需应对自身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为切实履行国家赋予的“三区”（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命，深圳必须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那么，深圳如何借助APEC赋能自身？不妨从以下三个维度的开放着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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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多边主义

这不仅是外交政策，更是一种商业精神。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会，这些商会拥有庞大的海外网络。例如浙江商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均设有分支。我们可以将这些民间力量组织起来，作为重要抓手。当前企业正面临“出海潮”，许多企业的出海方向涉及APEC国家。我们需要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制定系统的政策。我们能否将深圳、广州与香港联动起来，打造中国企业出海的第一站？

当前中美竞争难以避免，企业直接出海容易被归入美国阵营，就像武汉某企业团队迁至新加坡后，仍面临被美国公司收购的风险。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与新加坡差别不大，如果我们能将企业主体与香港的政策相结合，把数据等核心要素布局在前海合作区，这完全是可以尝试的方向。

爱普生深圳工业机器人工厂的生产线（图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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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型开放

这对深圳而言需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对WTO兴趣不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会终止。我国已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深圳完全可以先行先试。越南、马来西亚等国都能执行CPTPP规则，以深圳当前的经济水平，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比如河套地区的数据尚未开放。我们能否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先推动数据流通？如果连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数据都无法顺畅流通，未来又该如何加入DEPA？

还有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我国已与东盟签署3.0版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仍有提升空间。我们提议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东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自然延伸。若能形成共同市场，将有助于缓解地缘政治压力。我们不排挤美国，只要美国不在西太平洋搞围堵，我们对此持欢迎态度。深圳作为开放型城市，需要对接高水平规则，提升产品质量与品牌影响力。当前，不少企业出海时将“内卷”模式带到国外，抢占当地地摊生意，这容易引发反感。我们需要借鉴日韩的经验，既推动出海发展，又维护自身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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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开放

深圳需从“物的国际化”向“人的国际化”“制度的国际化”“治理的国际化”进阶。深圳在货物贸易领域早已实现“买全球、卖全球”，堪称国内最具国际化特征的城市之一。然而在“人的国际化”方面，外国专业人士占比远不及香港和新加坡，更不用说是纽约或硅谷——硅谷60%的人口为移民。深圳真正的外籍教授与专业人士数量仍相对较少。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独思录》

第06录（总录第97录）

深圳如何借助APEC赋能自身？不妨从以下三个维度的开放着手探索：一是包容性多边主义，二是制度型开放，三是单边开放。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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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王希圣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王炳云

审核｜冯箫凝‍‍‍

中美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G2。

开放为先，创新相随，合作方能实现。

新世界已经来临，但新秩序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