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德国政客那些话，我们就会明白，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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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北境翁。今天，我们聚焦德国外交高层对中美关系的立场表达。近年来，中欧之间的互动始终弥漫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张力与迟疑。

一面是德国企业加速布局中国市场，投资热度持续攀升，双边经贸纽带日益紧密；另一面则是欧洲政界人士频繁释放倾向性信号，高调呼应美方叙事，主动与中国保持政策距离。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于新加坡公开宣称“坚定依托美国战略轨道”，其前任贝尔伯克曾多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涉华表态，而现任总理默茨虽展现出一定务实倾向，却仍反复重申“制度性竞争”与“供应链多元化”等关键词。

更值得深思的是：欧洲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偏差与政策取向的游移，究竟要历经多久才能真正消解？全面转向建设性对华关系，又需要跨越哪些现实门槛？

欧洲政客的矛盾言行

若想透彻理解中欧关系中的这种微妙失衡，必须首先拆解欧洲政界人士的“言行二元结构”——口头强调价值观同盟、安全协同与战略警惕，实际行动却始终无法脱离中国市场的深度支撑。

这种表里差异，并非源于认知短视或判断失误，而是政治形象塑造与现实经济逻辑之间精密权衡的结果，体现的是高度成熟的治理理性。

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当属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据2月2日德国之声报道，他在出访新加坡期间明确释放外交导向信号，指出“即便面临多重挑战，德国仍将坚定不移地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

他还特别强调：“德国同美中两国的关系性质截然不同，华盛顿始终是欧洲及德国最核心的战略支点。”此外，他亦向各方发出警示，“不可因与美方存在局部分歧，便在整体战略框架内转向北京”。

这番言论表面立场鲜明，实则蕴含多重战略意图。选择在新加坡发声，既是对东盟国家释放善意，彰显德国对东南亚区域合作的重视，也意在强化自身在“印太”议题上的话语权重，间接配合美方地缘布局节奏。

同时，该表态亦面向欧洲内部、德国国内舆论场及华盛顿决策层三重受众，旨在巩固“跨大西洋忠诚者”的政治标签，回应保守派压力，规避被贴上“对华妥协”标签的风险。

此类精准定位传播对象的外交修辞，恰恰折射出欧洲政客娴熟的政治操作能力——每一句公开表述，皆经过系统评估与策略推演，服务于长期执政稳定与国际影响力延展。

瓦德富尔的做法并非孤例，而是当前欧洲主流政界人士的共性特征。贝尔伯克则以更具攻击性的语言风格介入对华叙事，频繁渲染所谓“系统性挑战”，借涉华议题制造舆论焦点，强化个人政治辨识度。

即便面对德国制造业巨头持续加码在华研发、生产与本地化运营的事实，她依然坚持原有立场不动摇，仿佛只要维持反华姿态，便可维系政治资本，全然忽视本国产业链对华依存度持续上升的客观趋势。

德国总理默茨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政策光谱，堪称欧洲政坛“现实主义与路径惯性交织”的缩影。就职初期，他深受跨大西洋阵营影响，对华政策基调偏硬，各项举措明显追随美方节奏，在技术管制、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隐性壁垒。

但现实很快为其敲响警钟：美方单边加征关税、能源价格操控、关键原材料出口限制等行为，正不断侵蚀德国工业竞争力，倒逼其重新审视对华合作的战略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默茨逐步调整姿态，主动推动中德政府间对话机制重启，牵头组织多轮企业对接活动。他深知，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是德国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协作方。

不过，即便转向务实路线，默茨仍未摆脱结构性依赖。他一方面促成德企赴华设立研发中心与智能制造基地，另一方面又在正式场合反复使用“结构性竞争”“韧性重构”等术语，甚至偶尔援引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发展的片面解读。

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组合，本质是在多重约束下寻求动态平衡：既要满足国内产业界对华合作诉求，又要回应美方安全关切；既要争取中国市场红利，又须维系跨大西洋联盟信任基础，凸显出欧洲领导人在战略自主道路上的现实困境与审慎试探。

除德方三位关键人物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表现同样耐人寻味。有人调侃他“不提中国便无话可说”，看似缺乏外交纵深，实则暗含生存智慧。

卡拉斯在欧盟复杂多变的外交议程中难以主导全局性议题，于是将“中国议题”打造为个人标志性标签，通过高频次、高强度聚焦涉华话题提升曝光率，稳固自身政治地位。

这种“聚焦一点、持续发力”的策略，虽略显单一，却精准契合其资源禀赋与角色定位，在有限条件下实现政治效能最大化，足见欧洲政界人士普遍具备高度自觉的利益计算意识。

欧洲政客的双重束缚

看到此处，不少读者或许心生疑问：欧洲政界精英普遍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丰富国际经验，不可能忽视中国发展的客观事实，也不可能低估对华合作带来的实质收益，为何仍固守亲美疏华的基本盘？

答案在于——他们不是看不见，而是不愿直面、不敢突破，深层动因植根于“历史记忆固化”与“权力结构锁定”的双重枷锁，使其深陷既有路径依赖，既缺乏变革勇气，也欠缺突破动力。

欧洲政客思维深处，牢牢锚定两大历史性认知范式。其一，是“美国即安全基石，中国属外部变量”的集体潜意识。这一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战后七十余年制度性建构的产物。

二战结束时，欧洲大陆满目疮痍，正是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助力西欧重建基础设施、恢复工业产能、稳定社会秩序。

也是在美国主导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得以成立，为欧洲构筑起覆盖全域的安全防护网，使其得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专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建设，享受前所未有的和平红利。

对于当今执掌权柄的欧洲领导人而言，他们不仅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直接获益者，属于跨大西洋体系最坚定的既得利益群体。

在他们的价值坐标中，欧洲的繁荣、自身的政治成就乃至国民的高品质生活，都与美国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份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情感联结与利益绑定，早已升华为一种近乎本能的政治信仰。

即便近年美方屡次推行损害欧洲利益的单边政策，他们仍倾向于将其归因为“战术偏差”，而非质疑联盟根基本身。毕竟，延续熟悉的合作模式，远比开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路径更为稳妥、成本更低。

其二，则是“拒绝承认相对衰落，抗拒接受格局重塑”的心理屏障。过去数百年间，欧洲长期占据全球治理体系中心位置，主导规则制定、掌控金融命脉、引领科技潮流，这种历史优越感已沉淀为深层文化基因。

而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跨越式发展，正在深刻改写全球经济地理版图，动摇欧洲传统影响力辐射范围，这种结构性位移带来强烈的心理落差。

他们开始正视中国的体量与潜力，却难以放下历史包袱，不愿坦承自身在数字经济、新能源装备、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兴领域已显滞后，更难接受“欧洲不再是世界唯一引擎”的全新现实。

这种根植于文化自信的隐性焦虑，催生出大量误读与曲解，进而演变为系统性话语压制——从夸大所谓“债务陷阱”，到虚构“数字威权主义”，再到渲染“规则替代论”，无不折射出认知失调下的防御性反应。

他们宁愿选择跟随美方发起联合施压，也不愿以平等身份展开深度对话，本质上是尚未完成从“规则制定者”到“规则共建者”的心态转换，担心在合作进程中丧失话语权主导权。

叠加意识形态维度的天然隔阂，他们进一步将中国视为制度异质体，刻意维持政策距离。这种观念层面的深层裂痕，其弥合难度远超经贸摩擦或技术博弈所能涵盖的范畴。

中欧关系未来走向

既然欧洲政界的犹豫与摇摆，根源在于历史认知惯性与权力结构锁定的双重制约，那么打破僵局、推动对华关系实质性升级的关键突破口何在？答案指向一个清晰方向：代际更迭。

我们在与多位国际关系研究者交流时发现，大家普遍形成一项重要共识：当前中欧关系的阶段性困局，本质上是一场“代际认知鸿沟”，唯有等待老一代政治力量逐步淡出舞台，新一代领导者全面接棒，才可能迎来根本性转机。

目前活跃于欧洲政坛的核心人物，年龄多集中于50至70岁区间，其成长轨迹与价值取向深受特定历史阶段塑造。

德国总理默茨现年70岁，外长瓦德富尔62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8岁，他们均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亲身经历战后重建黄金期，全程见证美国援助对欧洲复兴的关键作用，切身感受跨大西洋联盟带来的安全红利与发展机遇。

这种生命体验赋予他们对美特殊情感联结与制度路径依赖，要彻底扭转其世界观与外交哲学，几乎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但历史进程总有例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便构成鲜明对照。他出生于1977年，彼时欧洲已完成战后重建，法美关系正处于微妙调整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总统便毅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明确提出“欧洲人的欧洲”主张，强调战略自主权不可让渡。

马克龙成长于这一思想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未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也未形成对美方援助的深切感恩，因而其外交思维更具开放性与弹性。

他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强调：“欧洲必须成为独立一极，不能沦为任何大国的地缘棋子；应主动拓展对华合作空间，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治理、气候变化等领域构建新型伙伴关系。”

2023年，他亲自率领百人企业家代表团访华，推动签署涵盖航空、农业、低碳技术等领域的数十项合作协议，为中欧关系注入难得的确定性与温度。

马克龙的实践有力证明：成长背景的差异，会深刻影响政治人物的全球视野与政策偏好，新生代领导人的对华观，注定带有更强的务实底色与更少的历史包袱。

然而现实挑战在于，欧洲政治生态普遍存在“资历至上”现象，权力交接节奏缓慢，青年政治家晋升通道受限。加之选举周期长、政党轮替机制复杂等因素，老一代政治人物完全退出公共舞台，或将耗时十年以上。

结语

综合研判可知，要实现50—70岁群体全面退场、30—50岁新生代成为欧洲政坛主力，并完成对中国角色与世界格局的系统性再认知，至少还需跨越十年时间周期。

这十年，将是中欧关系深度博弈与渐进调适的战略窗口期。老一代政治人物仍将主导对华政策主轴，“若即若离”“欲迎还拒”将成为双边互动的常态特征。

但伴随中国综合国力持续跃升、中德产业链融合度不断加深、中欧绿色与数字合作项目加速落地，以及新生代政治力量在地方治理、青年外交、智库交流等层面持续渗透，欧洲对华认知将逐步发生结构性转变——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对接，从情绪化防范转向理性化共治，从单向度评判转向多维度互鉴。从来没有真正转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