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结果公布，66岁尹锡悦坐穿牢底，李在明：他不应该得到赦免

2026年2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宣判槌落下时，66岁的尹锡悦已经没有退路。

一年多以前，他还以总统身份宣布紧急戒严；一年多以后，他以“内乱头目”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法院没有选择死刑，却也没有给他明确的出口。

更致命的是，另一道门正在被关上，李在明早已放话：他不应该得到赦免。

一纸判决，前总统走到尽头

2026年2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宣判并没有持续太久，却足以改写韩国政治史的一页。

法官宣读判决时，66岁的尹锡悦坐在被告席上，身份早已从“国家元首”变成“内乱头目罪被告”。

当“无期徒刑”四个字被确认，他的人生轨迹，也被彻底锁定。

这是一次等待已久的宣判。

距离2024年12月3日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

那一夜，韩国政坛骤然失序；而这一日，司法系统给出了最终判断，那不是一次政治失误，而是一场触碰宪政底线的犯罪行为。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宣布戒严，而在于戒严的真实目的。

当军警被派往国会、试图阻断立法机关运作，当情报系统被要求准备逮捕多名政治人物时，所谓“维护国家秩序”的说法，已经无法自圆其说。

对尹锡悦而言，这是一道极其沉重的裁决。

他并非普通政治人物，而是以检察官身份起家，靠“反腐”“肃清旧势力”进入青瓦台的人。

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内乱罪”在韩国法律体系中的分量，那是只为最极端情形预留的罪名。

法院最终没有判处死刑，而是选择无期徒刑。

理由很清晰：年龄偏高、无犯罪前科、未发生大规模实弹暴力。但即便如此，这仍是一条几乎没有回头路的判决。

在韩国司法实践中，无期徒刑，意味着政治生命、公共形象与历史评价的全面终结。

无期而非死刑：司法留下的缝隙

在尹锡悦案的一审判决中，最引人关注的，并不只是“有罪”，而是量刑的选择。

在内乱头目罪这一法定刑框架下，法院只有三种选项：死刑、无期徒刑或无期监禁。

最终，法官选择了无期徒刑，而非最高刑。

这一选择，并非妥协，而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判断。

法院在量刑说明中给出的理由相当清晰。

首先，尹锡悦虽为内乱头目，但其行为并未演变为大规模流血冲突。

军警在行动中基本未携带实弹，也未出现直接对民众实施致命暴力的情况。

其次，相关计划并非极端周密，多数行动在执行层面受阻，未能完全落地。

这些因素，并不足以为其“开脱”，却足以让法院在死刑与无期之间，选择后者。

更现实的背景是，韩国事实上已经进入“废死状态”。

自1997年后，死刑虽仍存在于法律条文中，但长期未被执行，司法实践中也极少再判处死刑。

在这种背景下，判处死刑反而可能引发新的法律争议，甚至被视为情绪化裁决。

无期徒刑，成为兼具严厉与稳定性的选项。

但这并不意味着尹锡悦获得了真正的“生路”。

在韩国司法体系中，无期徒刑虽理论上存在减刑可能，却高度依赖后续政治与法律环境。

是否改判、是否假释、是否特赦，从来不是自动发生的过程。

换句话说，法律给出了最严厉的定性，却没有替政治做出最后决定。

这种做法，在韩国并非没有先例。

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都曾在被重判后，因政治考量获得赦免或减刑。

正因如此，许多人在判决公布的一刻，立刻将目光投向同一个问题，尹锡悦，是否也会走上同样的路径。

李在明的态度：这一次，不再翻篇

如果说法院的无期判决为案件划下了法律底线，那么真正封死“翻篇”可能性的，是李在明及其执政阵营的态度。

在尹锡悦案宣判之前，李在明其实早已给出明确立场。

2025年5月，尚未执政的他就公开表示：如果尹锡悦被判处终身监禁，那么他不应该得到赦免。

这句话，并非情绪宣泄，而是一次有明确制度指向的政治宣言。

李在明给出的理由同样直接，过去几任因重大罪行入狱的前总统，最终几乎都获得了特赦。

这种结局，反而向后来者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即便触碰宪政底线，只要熬过时间，仍有“政治回旋”的空间。

正是在这种预期之下，权力的边界被一次次试探。

从这个角度看，尹锡悦并非孤立个案，而是长期制度惯性下的产物。

也正因如此，李在明并不满足于“判了就算”。

在其执政阵营内部，已经出现推动修改《赦免法》的明确动向，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将内乱罪、外患罪、军事叛乱等危及宪政秩序的重罪，排除在总统特赦权之外。

这一步，直指韩国政治长期存在的一条“潜规则”。

在过去，特赦常常被包装为“国家团结”的象征，用来缓和社会撕裂、重启政治进程。

但问题在于，这种团结往往以牺牲制度严肃性为代价。

每一次赦免，都会在事实上削弱法律对最高权力的威慑。

李在明显然不愿再重复这一循环。

从政治现实看，他也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一方面，尹锡悦案的事实争议已经被司法定性，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不再集中于“是否有罪”，而是“是否应当严惩”。

另一方面，执政阵营并不需要通过赦免来换取短期稳定，反而更需要通过立规矩来巩固合法性。

这使得“不给赦免”，从道德立场，转化为制度选择。

对尹锡悦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法律上仍存在减刑或特赦的理论空间，政治上也正在迅速收紧。

过去那条由时间、道歉与权力更替共同铺就的退路，正在被一段段拆除。

而对韩国政治而言，这同样是一道分水岭，是继续沿用“总统犯罪最终被原谅”的老路，还是第一次让权力真正为越界付出长期代价。

答案需要时间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