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05年，柳宗元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这一年他参与了"永贞革新"，跟着王叔文那帮人想搞点改革。
结果改革没成，自己倒是栽了跟头。
九月份先被贬到邵州当刺史，还没等屁股坐热，十一月又被撵到永州当司马。
这一去就是十年，整整十年待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说起柳宗元这个人，出身其实挺不错的。
官宦世家出来的，年轻时候也风光过，在文学、思想这些领域都有点名堂。
但就因为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后半辈子就这么毁了。
史书上对他的记载，那叫一个复杂。
有说他是罪臣的，有说他是逐臣的，还有说他虽然政治上不行但文章写得好的。
《旧唐书》里写柳宗元，总共就不到六百个字。
这点篇幅能说清楚啥?无非就是把他贬谪的经历捋一遍。
永贞元年到元和十年，十年时间待在永州，史书上说他"不釐实务"。
啥意思?就是不好好干活呗，整天不知道在搞啥。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终于有机会回长安了。
本来以为能翻身，结果武元衡这帮人看他不顺眼，又把他打发到柳州当刺史去了。
你说这叫啥事儿?史书上写得挺客气，"官虽进而地益远"。
表面上看是升官了，实际上离权力中心更远了，跑到岭南那种蛮荒之地去了。
《旧唐书》的史臣评价更狠，直接给他定性:"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
"翻译过来就是:你自己不守规矩，跟小人混在一起，活该落得这个下场，把自己的前程都毁了。
这评价一出来，柳宗元"逐臣"的形象就算是定下来了。
后世读史书的人一看，哦，原来这人是个失势的倒霉蛋，还是个反面教材。
到了北宋庆历年间，欧阳修主持修《新唐书》。
这回对柳宗元的记载可就不一样了，篇幅一下子扩到四千多字。
欧阳修这人修史有个特点，喜欢讲道理，讲道德。
他不光记事，还要评判你这个人品行怎么样。
《新唐书》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直接把柳宗元在永州时期写的四篇文章塞进传记里。
《与萧翰林俛书》《寄许京兆孟容书》《贞符并序》《惩咎赋》，这几篇文章本来是柳宗元的私人书信和作品，结果被欧阳修拿来当史料用了。
但欧阳修也不是照搬，他对这些文章做了手脚。
该删的删，该改的改，把柳宗元那些抱怨朝廷、批判现实的话都给删掉了。
留下来的都是些什么呢?都是柳宗元自我反省、检讨过失的内容。
这么一搞，读者看到的就是一个犯了错、在反思的柳宗元。
更绝的是，欧阳修还把这些文章的时间顺序给调换了。
本来元和四年写的文章，他给挪到前面去了。
这样一来，就给人一种感觉:柳宗元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错了，从政治诉求慢慢转向了个人修养。
这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唐宋之间，儒学复兴，大家都在讨论心性、道德这些东西。
史学也跟着变了，不再只是记事，还要讲义理。
欧阳修修史，就是这个路子。
他不太关心你干了啥事，政绩怎么样，他关心的是你这个人品行如何，有没有守住节操。
所以《新唐书》的总评就很能说明问题:"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不傅匪人。
"意思就是:王叔文是个小人，窃取了权力;柳宗元这帮人没守住节操，跟着他混，想捞点好处;结果跟错了人。
这评价一出，柳宗元"罪臣"的帽子就算是彻底扣上了。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对柳宗元的处理又不一样了。
这部书是编年体通史，按时间顺序记事。
相比《新唐书》，司马光写柳宗元写得很简单，没那么多废话。
他记了元和十年王叔文那帮人被召回京城的事，说因为谏官反对、执政讨厌他们，所以都被派到远州当刺史去了。
"官虽进而地益远"，这话跟《旧唐书》一样。
然后司马光还记了一个小故事:柳宗元被派到柳州，刘禹锡被派到播州。
柳宗元觉得播州那地方太偏僻，刘禹锡家里还有老母亲，就想跟刘禹锡换一下，自己去播州，让刘禹锡去柳州。
这故事挺感人的，体现了柳宗元的友情和担当。
但司马光真正看重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柳宗元的文章。
他在《资治通鉴》里引用了柳宗元的两篇作品:《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
这两篇文章都是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写的，讲的是治国理政的道理。
《梓人传》说的是木匠懂得量材使用，《种树郭橐驼传》说的是种树要顺应自然规律。
这些道理放到治国上，就是要因材施教、顺应民心。
司马光为啥要引用这两篇文章?因为他修史的目的不是单纯记事，而是要给后人提供借鉴。
他觉得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没混出名堂，但他的文章里有治国的道理，这些道理对后世有用。
所以司马光的态度是:柳宗元这个人政治上是失败了，但他的思想、他的文章是有价值的。
这跟《新唐书》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欧阳修强调的是"惩戒"，要通过柳宗元的失败来警示后人别犯同样的错误。
司马光强调的是"治道"，要从柳宗元的文章里提炼出治国的智慧。
一个是道德批判，一个是资鉴借鉴，角度完全不同。
说到底，这三部史书对柳宗元的记载，反映的是不同时代、不同史家的立场和价值观。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时期，那时候天下大乱，史家关心的是政治斗争、权力更迭，所以把柳宗元写成一个失势的"逐臣"。
《新唐书》成书于北宋，儒学复兴，道德讨论盛行，欧阳修就把柳宗元写成一个失节的"罪臣"。
《资治通鉴》也是北宋的作品，但司马光的关注点不在道德，而在治道，所以他更看重柳宗元文章里的政治智慧。
这三种写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的柳宗元?，很难说。
历史书写本身就带着主观性，史家的立场、时代的风气，都会影响他们怎么写历史。
柳宗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失势的逐臣，是失节的罪臣，还是有治道思想的文学家?可能三者都是，也可能三者都不是。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史书不只是记录历史，更是在建构历史。
通过选择记什么、不记什么，怎么记、怎么评价，史家其实是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
柳宗元的"罪臣"形象，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建构出来的。
从《旧唐书》到《新唐书》再到《资治通鉴》，柳宗元的形象经历了从"逐臣"到"罪臣"再到"治道思想者"的转变。
这种转变背后，是权力与文本的复杂关系，是不同时代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解读。
我们今天读史书，不能只看表面的记载，还要看到记载背后的逻辑，看到史家的立场和意图。
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
柳宗元的一生，既有政治上的失意，也有文学上的成就，更有思想上的贡献。
他不应该只是一个被贴上"罪臣"标签的符号，而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功有过的真实历史人物。
历史书写可以有倾向性，但我们读史的人，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和客观，不被史书的叙事所左右，用更全面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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