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成的知青岁月回顾：当年在老队长家过年，他还给大家压岁钱

知青往事：时隔多年，回想起在陕北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心里还很温暖

1969年1月17日，北京火车站的汽笛声划破了冬日的沉寂，也碾碎了一群少年学生尚未褪去的青涩与懵懂。十六岁的张方成攥着那张印着“知青专列”的乘车凭证，站在拥挤的人群里，回头望了一眼熟悉的北京城，随即走进车站，登上了停靠在站台的知青专列。他刚初中毕业，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少年时光，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踏上了远赴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落户的旅程，前往那个只在书本里听过的黄土高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图片来源网络

专列一路向西，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成了这段青春岁月最初的旋律。车厢里没有太多的欢声笑语，同学们脸上交织着迷茫、忐忑，还有一丝对远方未知的好奇。有人偷偷抹着眼泪，想家，想北京的胡同，想家里温热的饭菜。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驶入陕西省境内，在铜川车站缓缓停下。这里，是铁路的尽头，也是黄土高原的起点。放眼望去，不再是北京的平坦街巷，而是连绵起伏的土塬，光秃秃的山梁在寒风中显得格外苍凉。知青们在铜川简陋的地铺上凑合一晚，没有柔软的床铺，没有熟悉的灯火，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道接下来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生活。

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家登上了继续前行的汽车。土路崎岖不平，车子颠簸得厉害，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沟壑纵横的黄土坡望不到边，零星的土窑散落在山坳里，看不到一丝绿意。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当汽车终于停下，他们才知道已经到达了革命老区陕北。最终，张方成和同行的三名男生、三名女生，被分派到了陕北延川县刘家沟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插队落户。这个藏在黄土沟壑里的小山村，贫穷得超出了这群北京少年的想象。没有砖瓦房，没有平整的路，放眼望去，全是黄土坡上打成的土窑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乡亲们祖祖辈辈靠天吃饭，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刘家沟二队的刘玉安队长是个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的陕北汉子，脸上刻满了风霜，眼神却格外温和。看到这群从北京来的娃娃，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操着浓重的陕北方言，热情地招呼大家。按照队里的安排，四名男知青暂时住进了生产队闲置的一孔土窑里，土窑虽然低矮阴暗，但窑里有土炕，倒是不冷。三名女生临时借住在队里热心的老乡家中，也在老乡家搭伙吃饭。

放下行李，张方成来到院子里环顾四周，心里泛起一阵酸涩，这就是他未来要生活、劳作的地方，与北京的家，有着天壤之别。

当时正是陕北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黄土坡，吹得土窑的门窗呜呜作响，好在窑里能烧火取暖，并感觉不到寒冷。刘队长总是担心北京来的娃娃怕冷，第二天一早他在队里的场院挑来两捆秫秸，又从自己家里挑来一担干柴，亲手帮男知青们生火烧炕。他还叮嘱自己的婆姨，每天过来帮知青们做饭，怕这些娃娃不会做饭，饿着肚子。从那天起，刘队长就像对待自家娃娃一样，处处护着这群北京来的孩子，挑水、挑柴、磨面，凡是能帮上忙的，他都亲力亲为，刘队长用陕北人最朴实的方式，温暖着这群远离家乡的少年。

刘家沟的苦，是刻在日子里的。乡亲们常年吃不饱饭，吃粮是天大的难题。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多社员家只能把秋天晒干的胡萝卜缨子和米糠掺在一起，熬成糊糊充饥，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白面馍。这里的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吃点干的垫肚子，晚饭就喝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糊。好在知青们下乡的第一年，国家有口粮供应，张方成他们不用为吃饭发愁，这在当时的刘家沟，已经是让人羡慕的事情了。可即便如此，粗粝的杂粮、单调的饭菜，还是让这群习惯了北京生活的少年，难以下咽，想家的情绪，在每个寂静的夜晚，愈发浓烈。

日子在黄土坡的日出日落中慢慢前行，转眼就到了1969年的春节。这是张方成和同学们离开北京后过的第一个年，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异乡过年。这群十六七岁的孩子，在家时都是被父母宠着的宝贝，哪里懂得过年的风俗，更不知道年夜饭该准备些什么。土窑里冷冷清清，没有年货，没有鞭炮，甚至连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

刘队长和他婆姨知道这群娃娃离家远，过年了肯定想家，除夕的头一天就到队部来安慰他们。刘队长的婆姨还从家里拎来半筐洋芋、几个水萝卜，还有一些胡萝卜，送给知青们过年吃，并帮他们蒸了一锅馍。看着几个不知所措的北京娃，她一边帮着收拾灶台，一边念叨着：“娃娃们，过年哩，可不能委屈了自己，有啥不懂的，就跟大妈说。”粗糙的手掌，温和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淌进了少年们的心里。

除夕那天下午，土窑里依旧冷清，张方成和同学们正发愁年夜饭该怎么凑活，刘队长笑着走了进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对他们说：“年夜饭你们就不要准备了，都去我家过年，人多了热闹。”不容推辞，刘队长就拽着他们，往自己家的土窑走去。

陕北土窑洞

刘队长的家，是村里最普通的土窑，土窑低矮昏暗，窑里的墙壁黑乎乎的，根本就看不到黄土的本色。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可就是这样一个贫寒的家庭，为了迎接这群北京知青，刘队长拿出了家里所有的好东西。

那天，刘队长狠了狠心，杀了家里那只天天打鸣的大公鸡，炖了大半盆鸡肉，香气飘满了整个小院。还有猪肉炖粉条、炖洋芋，白菜炖豆腐（黑豆豆腐），这些都是乡亲们逢年过节都难得吃上的好菜，最后端上桌的，还有陕北人过年最珍贵的油炸糕，金黄酥脆，是过年最隆重的美食，也是祭祖不可缺少的供品。

这桌年夜饭，放在北京，算不上丰盛，可在1969年的刘家沟，在刘队长这个贫寒的家里，却是倾尽所有。鸡肉的鲜香、油炸糕的甜香，混合着土窑里温暖的烟火气，成了张方成记忆里最难忘的年味。围坐在炕桌旁，刘队长和他的婆姨不停地给知青们夹菜，让他们多吃点，自己却很少动筷子，看着孩子们吃得香甜，他老两口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老母亲坐在炕头，眯着眼睛，慈祥地看着这群远方来的娃娃，嘴里不停说着：“娃娃，多吃，吃好，到了这，就跟到了家一样。”

吃罢年夜饭，夜色渐浓，窗外的寒风依旧呼啸，土窑里却暖意融融。刘队长怕知青们夜深了想家，孤单难过，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回队部的土窑，执意让四个少年都坐在自家的热炕上，陪着他们拉家常。他讲陕北的风土人情，讲村里的故事，讲农事，想方设法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冲淡他们的思乡之情。

就在大家聊得热络的时候，刘队长突然从炕席下面，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用粗布缝成的钱包，钱包磨得有些发白，针脚密密麻麻，是他婆姨亲手缝的。他用那双常年劳作、布满老茧、皴裂得不成样子的手，慢慢打开钱包，从里面拿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他挨个儿递给张方成他们，一人两毛钱，一个都不落。

“娃娃们，拿着，这是咱陕北的风俗，过年长辈要给晚辈发压岁钱，别嫌少，这是俺老汉的一点心意，也是长辈对晚辈的爱。”张方成和同学们连忙推辞，他们知道，刘队长家里穷，这两毛钱，对他来说，可能是从牙缝里省下来吃油买盐的钱。可刘队长脸一板，用命令的口气说：“都拿着！到了刘家沟，我就是你们的长辈，压岁钱哪有不收的道理！”推脱不过，张方成他们只好接过来，指尖触到刘队长皴裂的手掌，心里又酸又暖，眼泪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起了转转。

那一晚，四个北京少年躺在刘队长家温热的炕头上，听着窗外的风声，闻着屋里残留的饭菜香，手里攥着那珍贵的两毛钱压岁钱，没有了往日的孤单和想家，心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填满。这不是自己的家，却有着比家更厚重的温情；这不是自己的亲人，却有着比亲人更质朴的疼爱。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刘队长的婆姨就早早起来做了早饭，热腾腾的馍馍，香甜的小米稀粥，让知青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意。吃罢早饭，刘队长才让他们回队部的土窑，临走时，他从瓮里抓出自家秋天晒的红枣，往张方成他们每个人的衣兜里，都塞了满满一大把，塞得衣兜鼓鼓囊囊的。“拿着，回去吃，甜得很。”刘队长笑着说，黝黑的脸上，满是慈祥。

握着兜里温热的红枣，想起昨晚那两毛钱压岁钱，想起那桌倾尽所有的年夜饭，张方成他们走在黄土坡上的小路上，寒风依旧，心里却暖烘烘的。那一刻，他忽然觉得，刘家沟不再是陌生的异乡，刘队长一家，也不再是陌生的乡亲，而是在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给了他亲人般温暖的家人。

岁月匆匆，光阴流转，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十六岁的张方成，早已白发苍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北京的高楼越来越多，年味越来越浓，山珍海味随时都能吃上，再也不用为一顿年夜饭发愁，可在他心里，最难忘的，依旧是1969年刘家沟的那个春节。

每当夜深人静，那段知青岁月总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列向西的知青专列，那片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那孔温暖的土窑，还有刘玉安队长一家质朴的笑容。尤其是刘队长那双皴裂的手，从粗布钱包里拿出两毛钱压岁钱的情景，每次想起，张方成的心里就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温暖，眼眶不自觉地湿润，总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两毛钱的压岁钱，在如今看来微不足道，可在那个贫寒的岁月里，却是陕北农民最赤诚的心意；那桌年夜饭，算不上丰盛，却是刘队长倾尽所有的疼爱；那孔土窑，那铺热炕，那把红枣，那句“到了这就跟到家一样”，成了刻在张方成生命里最温暖的印记。

北京知青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

黄土高坡的风，吹走了岁月，吹老了容颜，却吹不散那段知青岁月里的温情。刘家沟的那一个暖年，刘玉安队长一家人的善良与淳朴，像一束光，照亮了张方成青涩的知青岁月，也温暖了他往后余生的每一个春秋。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是跨越半个多世纪，依旧滚烫的人间真情，是黄土高原上，最珍贵、最难忘的岁月馈赠。

这段知青往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却有着最朴素、最真挚的温暖。它藏在张方成的心底，也藏在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永远温暖如初。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张老师真情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