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赋税天下之半”到“0存在感”：河北千年兴衰史 超8000字长文

如果你摊开中国地图，目光落在华北平原腹地，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地理现象——河北，这个今天常被调侃为“存在感不强”的省份，在古代却是另一番光景。

这里曾是黄帝蚩尤决战之地，是燕赵慷慨悲歌之乡。

邯郸、邺城、中山、幽州，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在这片土地上闪耀。

更少为人知的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在这里建都，邺城一度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南北朝时期，多个割据政权定都河北；唐代的河北，更是 “河北贡篚徵税，半乎九州”——这个地区的赋税贡献，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

然而，盛极而衰。

从宋金之际开始，河北逐渐从“天下粮仓”沦为需要南方接济的地区，“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正是河北经济地位衰落的最好证明。

及至明清，虽为“畿辅重地”，实则负担沉重，繁华不再。

河北这片土地，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鼎盛时期：秦汉至隋唐的河北凭什么“牛”？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经历了一个从“北强南弱”到“南盛北衰”的漫长过程。

在秦汉至隋唐这上千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河北，正是这个中心的核心区域之一。

燕赵“天府”，名不虚传。

河北的辉煌，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奠定。

《战国策》记载苏秦对燕文侯说的一番话，足以让今天的河北人自豪：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

其他的不说，只说一个词——“天府”！

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关中平原（郑国渠修成后，易守难攻的八百里秦川）和成都平原（李冰父子修成都江堰后，天险蜀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但战国时期的燕国，同样被冠以“天府”之称。

这意味着，在当时人的认知中，河北北部的燕国，物产之丰富足可与关中、蜀中媲美。

燕国的底气从何而来？考古发现给出了答案：1964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了大量铁制农具——钁、锄、镰、斧、刀等。

铁制农具的普及，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革命性提升。

而燕国境内还有一块“王牌产区”——督亢。

这是今天河北涿州、固安、雄县一带。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史记索隐》亦云：“督亢之田在燕东，甚良沃。”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荆轲刺秦王，带的礼物就是督亢地图——这块肥沃的土地，是燕国最拿得出手的“国宝”。

邺城崛起：曹操打造的北方中心

河北地位的巅峰，出现在汉末三国时期。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破邺城（今河北临漳），此后在此营建都城，广修宫殿，开凿运河，发展手工业，设置东市、西市。

邺城迅速崛起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的“铜雀春深锁二乔”中的铜雀台就在这里）。

为什么曹操选择邺城？

因为河北在当时就是“争霸天下的资本”。

袁绍占据冀州时，拥有 “带甲百万，谷支十年” 的雄厚资本。

刘秀也是依靠河北的“铜马军”起家，被称为“铜马帝”。

谁控制河北，谁就有统一天下的可能。

邺城的繁华，远超今人的想象。

近年磁县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证实了1500年前河北与西方的贸易往来。

新疆出土的汉晋刺绣手套，经考证是西域商人在邺城订制的丝织品；魏明帝赐给倭奴国王的名贵丝织礼物，也出自邺城官府工匠之手。

波斯从北魏购置的丝绸，大部分产自河北。

邺城的地位有多高？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明确指出，隋唐制度的主要渊源之一就是“北魏北齐”一脉，而北齐的政治中心正在邺城。

换句话说，隋唐盛世的制度根基，有一部分就来自河北这片土地。

冀北良马，驰骋天下

河北的优势不仅在于农业，还在于畜牧业。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燕代田畜而事蚕。

”翻译过来就是：燕地人既种田又畜牧，还养蚕缫丝。

这种农林牧复合经济模式，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产业结构。

尤其是马匹，《左传》早有定评：“冀之北土，马之所出。”

汉灵帝时，蔡邕上疏亦称：“幽冀旧壤，铠马所出。”

《后汉书》记载，刘秀起兵时，耿弇对他说：只要征发渔阳、上谷两郡的骑兵，“控弦万骑”，便可轻易击败割据邯郸的王郎。

为什么河北盛产良马？

答案是地理优势。

冀北地区靠近草原，又有山地草场，农牧结合，既能种粮养人，又能牧马养兵。

在冷兵器时代，拥有优质马源地，就等于拥有了战略主动权。

唐代史书直言：“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

冶铁中心，技术领先

秦汉时期，河北还是全国的冶铁中心。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在全国设置铁官49处，河北地区就占了7处：

魏郡武安（今武安西）、常山郡蒲吾（今平山东南）、都乡（今井陉西）、涿郡涿（今涿州）、渔阳郡渔阳（今北京密云西）、中山国北平（今满城北）、辽西郡夕阳（今迁西西南）。

1968年发掘的满城汉墓，出土了大量铁器。

经专家鉴定，中山王刘胜的佩剑、刀、戟等兵器，采用了表面渗碳和局部淬火新技术，“使刀和剑的刃部局部淬火，得到高硬度，而刀背和剑脊仍保持较高的韧性”。

这种工艺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北魏的“河北倚重”

北魏立国后，对河北的依赖更加明显。

《魏书》记载，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巡视邺城，惊叹于曹魏以来宫殿城池的雄伟。

当年七月定都平城后，立即从河北六州迁徙民吏及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共计36万人到平城，大规模营造宫室、宗庙、社稷。

为什么从河北迁徙工匠？

因为汉末以来，多个王朝在河北定都——曹操建邺城，后赵、前燕相继建都于此，后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

作为都城，必然有大量能工巧匠聚集。

例如，定州西20余里的曲阳，从西汉开始就开采白石做建筑材料和石雕。

河北是当时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隋唐的“天下粮仓”

隋唐时期，河北依然是王朝的“顶梁柱”。

唐代在河北道共兴修农田水利工程49处。

幽州都督裴行方引永定河水，“广开稻田数千顷”；蓟州三河县建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顷；河间县开凿两条长丰渠，溉田五万亩以上。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人口：开元年间，河北道的人口占全国的2/5

粮食产量：全国屯田年产稻谷约192万石，河北道占了40万石（超过20%）

存粮：河北道仓库存粮约2100万石，远超关内道（长安周边）的814万石

赋税：“河北贡篚徵税，半乎九州”——这个地区的赋税贡献，占了全国的一半

这是河北经济地位的巅峰写照。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河北与关中、巴蜀并列，视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这不是偶然的。

然而，盛世的辉煌之下，危机正在悄悄酝酿。

二、唐廷的“心病”：对河北的猜忌与打压 安史之乱：河北命运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755-763年）是河北命运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这场由河北起兵的叛乱被平定后，唐廷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河北？

最终，朝廷采取了姑息政策， “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 （《新唐书》卷二一〇），任命安史旧将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

表面上是“安抚”，实则是无奈之举——唐廷已无力彻底消灭安史余部，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但这埋下了更深的祸根。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安禄山为什么能在河北一呼百应？

答案恰恰在于唐朝对河北的长期“打压”。

这种打压体现在三个方面：

政治不信任：唐朝统治集团（关陇集团）对河北的旧世族（如崔、卢、李、郑等“五姓七望”）心存芥蒂，科举和仕途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挤。

军事边缘化：唐朝在河北推行“非军事化”政策，限制当地武装，导致河北在面对契丹等游牧民族侵扰时防御能力薄弱，不得不依赖朝廷，这引起了当地豪强和民众的不满。

经济掠夺：河北承担着繁重的税收和后勤转运任务，但中央对当地的建设投入相对较少。

安禄山正是利用了河北民众对朝廷的这种积怨。

当他举起反旗时，河北军民积极响应——这不是因为他们爱安禄山，而是因为他们对朝廷的失望已经积压太久。

陈寅恪的经典论断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一段精辟论述，点出了唐代河北问题的本质：

“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其一部为安史将领及其后裔所谓藩镇者所统治，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其他一部统治者，为汉族或托名汉族之异种。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为代表。他们推戴李姓皇室，维护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旧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士人，以为治术者。自与崇尚弓马，以战斗为职业的胡化藩镇区域迥然不同。”

陈寅恪进一步指出，河北藩镇 “政治、军事、财政等与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河北不仅在政治上“自成一国”，在文化上也与长安分道扬镳。

“镇冀之间，自为一秦”

这种“异质性”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河北人员外流的封闭性。

成德镇节度使王武俊统治时期，为了稳固统治、防止士人流失，采取了严格限制人员离境的措施。

当时人的墓志中留下这样一句话：“建中以来，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

所谓“自为一秦”，意即自成一体，如同当年的秦国一样闭关自守。

“衣冠”指士人、官员，“不出境界”即不许离开辖区。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河北的士人，竟然不能随意前往长安、洛阳——他们被藩镇势力“圈禁”在了河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者仇鹿鸣认为，这“反映了河北藩镇在与唐廷对立期间，为了防止士人流失，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换句话说，河北藩镇深知，一旦士人大量流向长安，自己的统治基础就会瓦解。

韩愈的焦虑与无奈

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学过唐代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送董邵南序》，寥寥数语，道尽长安士人对河北的复杂心态。

董邵南要前往河北谋求出路，韩愈为他送行，开篇便说：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接着笔锋一转：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

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改变，我怎么知道今天的河北，还是不是古人所说的那样呢？

韩愈的忧虑，暗示长安与河北之间的深刻隔阂。

近五十年的割据，已让河北“风俗与化移易”，其心难测。

唐廷的打压与对抗

唐廷对河北的态度，从德宗到宪宗时期逐渐强硬。

建中三年（782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求继父位被拒，联合魏博、淄青等镇反叛。

四镇在魏州筑坛称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

他们声称“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表面上还承认唐朝皇帝，实际上已自比战国诸侯。

唐德宗调动大军讨伐，结果呢？

不仅没能平定河北，反而因为财政困难、赏赐不兑现，引发“泾师之变”，自己被迫逃离长安。

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再次试图削藩。

元和四年（809年），宪宗命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割地、交钱、放权。

王承宗表面答应，转身却把朝廷的姑父薛昌朝从德州抓回恒州软禁。

朝廷讨伐十个月，无功而返，只能恢复王承宗的官爵。

尹源在《唐说》中总结道：“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这是一段互为因果的悲剧：唐朝因河北藩镇的强大而衰弱，又因河北藩镇的牵制而苟延残喘。

一个讽刺的事实是：

河北藩镇虽然不听朝廷号令，但因为截留了原本上缴中央的财富，自己反而过得非常富裕，成为了实际上的“独立王国”，直到唐朝灭亡。

三、战火中的河北：从血与火中走来

如果说唐代的河北是“政治上的割据”，那么唐末至明初的河北，则是“肉体上的摧毁”。

这片土地，经历了太多惨烈的战乱。

汲桑焚邺：五胡乱华的序章

早在西晋末年，河北就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永嘉元年（307年）五月，漳河之畔的邺城被熊熊烈火吞噬。

《资治通鉴·晋纪八》载：“遂烧邺宫，火旬日不灭。”

这场由农民起义军首领汲桑主导的浩劫，将这座自袁绍、曹操以来经营近百年的北方名都化为焦土。

从此，邺城一蹶不振。

580年，随着杨坚焚毁邺城（隋公兼丞相杨坚镇压了对自己不服的相州（治所邺城）总管尉迟迥，为了防止河北反杨势力死灰复燃，遂下令火焚邺城），这座辉煌了三百多年的古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唐末藩镇混战的血腥记录

唐代后期，邯郸一带陷入藩镇混战，战争之惨烈令人触目惊心。

《邯郸市志》记载：

唐大历十年（775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部将卢子期率军万余人，与唐军在磁州临水血战，结果 “斩首九千级” ，卢子期被押送京师斩首。

唐建中二年（781年），魏博节度使田悦率兵数万围攻临洺，唐军与叛军大战于双岗（今永年县两岗村），杀叛军大将杨朝光及5000余人。

又在临洺城下力战百余合，叛军被杀万余人。

一场战役，动辄斩首数千上万。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河北百姓的尸骨。

北宋的“水长城”与黄河改道

北宋建立后，面临一个棘手的地理难题：

北部边境与辽国接壤，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无险可守。

如何防御？

宋太宗采纳大臣何承矩的建议，实施了一项改变河北生态的重大工程——修筑“水长城”。

将易水、拒马河、唐河等河流引流至冀中平原的低洼地带，筑堤围堰，形成一连串的塘泊湖泊，西起今保定、徐水，东至于海，“屈曲九百里”。

简单一句话，让宋辽边界成为一片沼泽地，让北方的马匹不能奔跑。

从军事角度看，“水长城”确实起到了防御作用。

但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048年至1128年间，黄河发生重大改道。

为防御辽国，北宋朝廷采取了“以水代兵”的策略，人工引导黄河北流，从河北平原入海。

这一决策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北平原淤积，频繁决口，土地大面积沙化、盐碱化。

曾经“膏腴之地”的督亢，逐渐沦为水患频发的灾区。

《宋史·河渠志》记载了大量河北水患的奏报，元祐年间的奏疏称：“河北连岁被水，而漳河之患为甚……数州之地，为之一空。”

正是在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南方圩田开发、占城稻推广、水利兴修，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开始超越北方。

谚语从“苏湖熟，天下足”逐渐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而河北，从“天府”变成了需要救济的灾区。

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国，途经河北，写下《渐水》诗，自注云：“黄河已淤北流，不可复。民田皆斥卤，往往不耕。” 寥寥数语，道尽河北的沧桑。

元末明初：河北几乎被“赤地”

元末明初，河北再次遭遇空前的浩劫。

明建文年间（1399-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与朝廷军队在河北地区展开长达三年的拉锯战。

由于河北百姓多支持朝廷军队抵抗燕军，朱棣每攻一地便屠城。

民国《盐山县志》载：“四年，燕王怒赤其地，掳掠一空。其时盐山境内白骨遍地，触目惊心，乡人谓之为‘燕王扫北’。”

民国《沧县志》记载：“畿南之地多起义军抗燕军者，燕军恨之，遂赤其地，至今犹呼‘燕王扫北’。”

《南宫县志》亦载：“由于各地人民的抵抗，使朱棣的南侵计划接连受挫，引起燕王极大愤怒。于是每攻一地便屠城，赤其地，‘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

山东临清《李氏族谱》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想杀时，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这场浩劫的直接后果是：

河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明初不得不从山西洪洞大规模移民河北。

今天很多河北人追溯家谱，都会看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记载——这正是那段惨痛历史的见证。

明清易代与近代动荡

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军转战永年、武安、涉县一带，与明军激战多次，百姓流离失所。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林凤祥率北伐军与清军战于永年，清军总督讷尔经额所部仅数十人败走。

民国时期，河北饱受军阀混战之苦。

民国十六年（1927年），红枪会围攻大名城；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宫道徒欲攻县城，被旅长诱杀500多人，生擒百余人。

这片土地上，几乎每个时代都浸透着鲜血。

四、明清困境：天子脚下的“政治代价”

明清定都北京，河北成为“畿辅重地”——天子脚下。

这听起来是荣耀，实则是沉重的负担。

政治压倒经济：漕运优先

明清两朝，大运河是北京的“生命线”，每年数百万石漕粮从南方运抵北京。

为了维持运河水位以通行漕船，河北平原的大量水源被截流、改道，用以接济运河。

漳河、滹沱河、滏阳河等河流的水源被优先保障运河，导致下游农田灌溉用水严重不足。

明代水利专家徐贞明在《潞水客谈》中痛陈：“畿辅之地，水之害于田者，十之七八；水之利于田者，十之二三。”

意思是说，河北的水利工程，十之七八是为了排水防洪（保护运河和京城），真正用于灌溉的只有十之二三。

万历十三年（1585年），徐贞明被任命为垦田使，主持京东治水营田，一年内垦种水稻近四万亩。

但工程触动了权贵利益——他们占据的田地需要交出水权，于是纷纷阻挠。

不久，徐贞明被罢官，水利工程半途而废。

营田水利的昙花一现

清代雍正年间，曾有一次大规模治理畿辅水利的尝试。

雍正三年（1725年），怡亲王允祥（就是《雍正王朝》里那个十三爷）主持畿辅营田水利。

四年设营田水利府，五年至七年间，共营成水田六千余顷。

范围从京东、天津扩大到京西、京南，涉及三十九个州县，引滏阳河、滹沱河、唐河、拒马河等十多条河流以及泉水、淀水灌溉。

这是河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治理。

然而，雍正八年，允祥去世。

营田无人总领，工程很快衰退，“畿辅营田水利很快衰退了，以后仅在天津地区进行过几次水利屯田”。

这次“昙花一现”的治理，暴露了河北水利的根本困境：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水利工程的兴废，完全取决于朝廷的重视程度和主管官员的个人能力。一旦失去政治支持，再好的工程也难以持续。

井灌的兴起：小农的无奈选择

明清时期，河北平原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井灌。

太行山麓的正定、栾城、无极、藁城、晋州等县，井灌发展迅速。河间府、霸州、磁州等地也有凿井灌溉的记录。

为什么要打井？因为地表水不够用了。

上游截流济运，下游河水干涸，农民只能打井取水。

井灌虽能维持小规模种植，但无法支撑大规模水稻生产。

而且，井水水量有限，遇到干旱年份，井也会干涸。

民国时期，河北农村的贫困，很大程度上就是水资源短缺造成的。

美国学者珀金斯在研究中国农业史时指出，明清时期河北粮食产量长期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就是水资源的政治性短缺。

五、深度分析：河北衰落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河北衰落的四个关键因素：

1. 政治代价：被中央“牺牲”的畿辅

作为“天子脚下”，河北的经济发展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

水源优先保障运河漕运，农业用水严重不足

行政区划调整以政治和财政考量为主，而非经济发展需要

水利工程兴废取决于朝廷意志，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

明代《潞水客谈》的叹息穿越数百年依然振聋发聩：“畿辅之民，终岁勤动，而衣食不给者，水利失也。”

2. 战争代价：反复被摧毁的土地

从汉末军阀混战，到西晋永嘉之乱；从隋末农民起义，到唐末藩镇割据；从宋金战争，到元末明初的“燕王扫北”——河北几乎在每个朝代更迭期都要经历惨烈的战火。

每一次战乱，都是对人口、经济、文化的毁灭性打击。

而由于河北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这种打击的频率远高于江南、四川等地。

3. 生态代价：黄河改道的长期创伤

北宋时期的黄河改道和水患，对河北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水系紊乱，这些生态创伤需要几百年才能修复。

更重要的是，这次生态灾难恰逢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南方在上升，北方在下降，此消彼长之下，河北被彻底超越。

4. 结构代价：从“综合经济区”到“单一功能区”

秦汉时期，河北是农林牧工贸全面发展的综合经济区——有粮食，有马匹，有丝绸，有冶铁，有国际贸易。

到明清时期，河北被简化为“畿辅粮仓”，角色定位单一化。

但讽刺的是，连这个“粮仓”也养不活自己，需要南方漕粮接济。

从综合性经济区到单一功能区的转变，是河北经济活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结语：千年沧桑话河北

从秦汉的“天府”，到魏晋的“邺都”，到隋唐的“半乎九州”，到宋金的“战火纷飞”，再到明清的“畿辅重负”——河北的历史角色一直在变。

唯一不变的是，这片土地始终承载着超越自身的政治使命。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的“燕代田畜而事蚕”，记录的是河北曾经的繁荣；明清方志中连篇累牍的水患记载，见证的是河北后来的沧桑；而民国家谱中那些“白骨遍地”“几为丘墟”的文字，诉说的是这片土地经历的苦难。

唐代诗人韩愈那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今天听来，别有深意。

慷慨悲歌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与命运的千年抗争。

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地理单元，最能诠释中国历史上“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关系，那一定是河北。

它用千年的兴衰告诉后人：一个地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自然禀赋和人民勤劳，更取决于它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和角色。

从“争霸天下的资本”到“中央王朝的腹心与隐患”，最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地”——这就是河北的千年沧桑史。

参考文献

1、《战国策·燕策》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3、班固：《汉书·地理志》

4、范晔：《后汉书》

5、司马光：《资治通鉴》

6、欧阳修：《新唐书·藩镇传》

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8、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

9、民国《盐山县志》、《沧县志》、《南宫县志》

10、《邯郸市志》《大名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