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反扫荡，女战士一夜跑出一百多里，清晨又入包围圈，怎么办？

1942年的春天，冀中平原的风里，没有花香，只有战火的硝烟与绝望的阴霾。这一年的5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集结了五万多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拉网式大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1]。日军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妄图彻底消灭冀中的抗日武装，将这片英雄的土地彻底沦为焦土[1]。

彼时，我是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一名八路军战士，我们剧社的姑娘们，平时都跟着大部队行动，唱歌、演戏，宣传抗日，早已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温暖与安心。可在这场残酷的大扫荡中，为了躲避日军的围追堵截，剧社被分成了若干小组，被迫独立行动。我和指导员解杰分到一组，从此，我们便踏上了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突围之路。

为了逃脱日军的层层包围，我们不敢有丝毫停留，整整一夜，在黑暗中拼命奔跑，脚下的路崎岖不平，荆棘划破了裤腿，鲜血浸透了鞋袜，可我们连停下揉一揉的勇气都没有。天刚微明时，我们已经跑了超过一百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喉咙干得冒火，疲惫像潮水一样将我们淹没。我们以为，这样拼命奔跑，总能甩掉身后的敌人，于是，便朝着不远处的一个村子走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讨一口饭吃，能歇一口气。

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走进村子，竟会再次陷入绝境——日军早已悄悄包围了这里，一张张罪恶的网，正等着我们自投罗网。村子里的村民们惊慌失措，尖叫着向村外奔逃，我们来不及多想，只能跟着人流拼命奔跑，混乱中，我和指导员走散了，身边只剩下战友丁冬，其余的队员，全都不知了去向。

跑到村外，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浑身发冷：密密麻麻的日军骑兵围得水泄不通，包围圈越来越小，像一张收紧的渔网，将我们和几百名村民困在了中间。那个包围圈，大约有两百米见方，差不多就是两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的人挤挤挨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日军骑兵一边逼近，一边嘶吼着，步兵也渐渐围了上来，三八大盖的刺刀闪着冰冷的寒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八路的，八路的？”日军士兵一边走，一边用生硬的中文喊叫着，语气凶狠，眼神毒辣。老百姓们紧紧挤在一起，谁都不敢抬头，不敢睁眼，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我们心里一紧，都知道，又有一位同胞被日军的刺刀挑中了，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我们的心脏。

我和丁冬分开不远，彼此能看到对方眼里的慌乱。我们赶紧趁着清晨的露水，用手使劲拍打脸上的浮土，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狼狈一些，像逃难的普通村民，而不是穿着便衣的八路军战士。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的打扮，和当地村民有着明显的不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招来杀身之祸。

正当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突然一声轻响，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从旁边飞了过来，吓了我一跳。低头一看，是一个破旧的包袱，抬头望去，只见一位瘦小的大娘，正喘着粗气，用眼神示意我赶紧收下。“闺女，快拿着。”大娘的声音很小，却充满了暖意，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我们绝望的心底。

我赶紧接住包袱，心头涌上阵阵暖意，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回头一看，丁冬的打扮比我更不像普通百姓，我来不及多想，赶紧把包袱扔给了她。就在这时，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们赶紧低下头，紧紧攥着拳头，大气都不敢喘。

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一步步走到丁冬面前，丁冬吓得浑身发抖，却依旧紧紧抱着那个破旧的包袱，头埋得低低的。日本兵不耐烦地一刀挑开包袱，里面只有一些破布和旧棉花，他看了一眼，没有再多细看，转身就朝我走了过来，凶狠地喊道：“什么的干活？”

我心里一阵慌乱，赶紧小声回答：“老百姓，老百姓。”日军又追问：“哪个村的有？”我瞬间愣住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手心全是冷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位扔给我包袱的大娘，赶紧挤了过来，抢着帮我回答：“就是这村的，太君，她是良民。”一边说，一边把我拉到她的身后，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帮我挡住了日军冰冷的目光。

那名日本兵看了看大娘，又看了看我，似乎相信了，转身继续向前搜索。接下来，一个又一个日军士兵走了过来，嘴里用半拉子中文喊着：“什么的干活？八路的？”有的甚至用日语喊道：“奥伊，套马来！”（喂，站住！）我们都是外乡人，一开口，就能听出不是本地人，而且我们穿的便衣，多是紫花褂子、蓝色粗布裤子，和当地百姓穿的夹袄差别很大，只要有汉奸在场，我们立刻就能被识破。

那天，日军抓走了一个穿便衣的男人，他并不是我们剧社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国群众，可因为他的衣服上有一些钢笔水的痕迹——老百姓一般不常用钢笔，日军便认定他是八路军，不由分说，就把他抓走了。看着他被日军拖拽着离去的背影，我们心里充满了无力与愤怒，却什么都做不了。

不知过了多久，日军抓走了几个人后，骑兵匆匆离去，马蹄声渐渐远去，消失在远方。我们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心里充满了不敢相信的惊讶，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可怕的梦境。太阳渐渐偏西，村头传来了老头和小孩的声音，告诉大家，日军已经走远，可以回家吃饭了。

藏在麦地里的老乡们，纷纷从麦地里走出来，陆续回到了村里。那位帮助我们的大娘，也准备回家了，我们拾起地上的包袱，快步走到大娘面前，深深向她鞠了一躬，反复向她道谢。可我们依旧没有找到其他队员，心里越来越焦急，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安全，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队伍。

随着老乡们一个个离去，茫茫的大麦田，只剩下我和丁冬两个人，无家可归，孤立无援。我们东望望，西望望，四周空旷无比，连个路标都没有，我们不知道这个村子的名字，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站在这片麦田中，心里充满了茫然和无助，只有微风拂过麦田，发出沙沙的声响，偶尔有飞鸟从头顶掠过，留下一片孤寂。

我们两个姑娘，虽然参加八路军已经四年多，经历过不少战斗，可过去一直跟着主力部队行动，习惯了集体生活，今天突然被孤立出来，面对如此瞬息万变的敌情，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与紧张。我们商量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意。加之从昨晚行军至今，我们一口饭都没吃，一口水都没喝，口渴难耐，双脚也因长时间行走而疼痛不堪，阳光毒烈，我们几乎再也走不动了。

就在我们陷入绝望，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从道沟里，缓缓走来了一位大娘。她大大的鼻梁，明亮的眼睛，显得特别醒目，走路时有些迟缓，一手提着饭罐子，一手提着饭篮子，像是平时给田里干活的人送饭的样子。看到她走近，我们心中瞬间升起了一丝希望，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赶紧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过去，眼里满是泪水，紧紧盯着她手里的饭罐和饭篮，心里默默想着：哪怕只喝一口稀汤也好。大娘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外乡人，再一听我们的口音，瞬间就明白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她压低声音，告诉我们，村里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清理，日军并没有走远，让我们一定要小心。

她还告诉我们，她是要给藏在地里的儿子送饭的，说完，便把手里的饭罐递给了我们，温柔地说：“闺女，喝点稀的，先解解渴，等我儿子吃了，我带你们回家。”她的声音很轻，却充满了善意与温暖，瞬间暖透了我们冰冷的心底。

大娘走后，我们俩赶紧打开饭罐，喝了几口稀汤，虽然只是普通的米汤，却让我们重新有了一丝力气。我们商量着，要不要跟着大娘回村，虽然心里依旧忐忑，担心村里还有日军，可我们别无选择，而且，大娘的善意，让我们无法拒绝。犹豫了许久，我们决定，跟着大娘回去，哪怕前方依旧有危险。

大娘给儿子送完饭，便带着我们回到了她家。她的家住在村边，离大路不远，很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进门后，大娘热情地招呼我们：“闺女，快上炕，休息一下，我给你们烙饼。”我们疲惫地坐下，虽然饿得浑身无力，却还是忍不住问她，能不能给我们点吃的。

大娘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进厨房，生火、和面、烙饼，动作娴熟而麻利。不一会儿，香喷喷的烙饼就出锅了，她还拿出了几个鸡蛋，炒了一盘鸡蛋，端到我们面前。那一刻，我们捧着热乎乎的烙饼，吃着香喷喷的鸡蛋，泪水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那一口热饭，不仅填饱了我们饥饿的肚子，更暖透了我们的心底，让我们在绝境中，感受到了人间最真挚的温情。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像这样帮助八路军的老乡，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不畏日军的残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这些为了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战士，用善意与温暖，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军民防线。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段九死一生的岁月，依旧历历在目，那位大娘的模样，依旧清晰可见，那一碗热饭的温暖，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底，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