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揭露“三鹿奶粉”的上海记者简光洲，最后被报复了吗？

2008年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的半版篇幅，刊登了一篇足以搅动中国乳业格局的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这篇报道没有含糊其辞，没有用“某企业”敷衍了事，而是直接指名道姓，将三鹿奶粉与婴儿肾病的关联公之于众，瞬间打破了大众对这款“国民放心奶”的信任。

彼时，三鹿已是拥有150亿品牌资产的行业巨头，此前即便有媒体关注到婴儿患病与奶粉的关联，也始终无人敢轻易触碰这一巨头。

而写下这篇报道的，是该报调查记者简光洲，他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只为揭露隐藏在奶粉背后的真相。

很少有人知道，这不是三鹿第一次被盯上，2003年，全国多地开始流传一种怪病：有些婴儿四肢瘦小，脑袋却偏大，像漫画里的外星人，没人说得清原因，传言来了又散了。

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终于爆发。当地疾控中心检测后发现，三鹿奶粉存在质量问题。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然后，疾控中心公开道歉，说是“检测失误”，事情不了了之。三鹿的销量不降反升。

这套剧本，简光洲在调查中一点点拼凑出来，湖北的同行告诉他，当地此前也有三名婴儿因同款奶粉患病，报道写了一半，被迫隐去品牌名，最后干脆中止。甘肃的医生私下透露病情，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作证。

因为三鹿太大了。大到地方政府要保护它，大到媒体广告部门要仰仗它，大到说真话的人会被当成“破坏经济发展”的罪人。

四年间，真相曾经浮出水面，又被人按回了水下。而那些喝着问题奶粉的婴儿，一天天长大，一天天生病。到2008年，全国范围内受影响的婴儿，约有30万，30万，这不是一个统计数字，是30万个家庭的噩梦。

报道见报那天，《东方早报》用了半个版面，简光洲做了一件同行不敢做的事：直接点名。

他知道风险，为了保持新闻严谨性，报道同时刊登了三鹿“产品合格”的官方回应，但他也知道，只要名字点出来，这件事就再也捂不住了。

简光洲一夜成名。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感动中国”候选人，《新周刊》给他的颁奖词写道：“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故事到这里，应该是英雄凯旋的结局，但现实从来不按剧本走，深夜，电话响了。那头没有声音，只有阴冷的呼吸，或者几句听不清的威胁。

出门时，他发现有人跟踪，江西老家，父母接待了几位“不明身份的访客”，字字句句透着寒意。家门口被泼了红油漆。

有人约他“谈谈”，话说得很直白：别再关注乳业的事了，你家人还要过日子。

报社里，他的调查报道开始被压稿、被修改、被限制采访权限，广告商施压，同事疏远，他成了“麻烦人物”。深度报道部一度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

网上的谩骂更是铺天盖地：“行业败类”“让中国乳业倒退十年”“毁了乳业让几十万人失业”。

他揭露真相，保护了30万婴儿。却被指责毁了几十万人的饭碗，那时候，他月薪不到五千，背着上海的高房贷，女儿刚刚出生。

2012年，女儿一周岁生日那天，简光洲辞职了，他在微博上留下一句话：“理想已死，我先撤了。”

很多人骂他是逃兵，但没人知道，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针对女儿的威胁，那些话说得很隐晦，却让一个父亲彻夜难眠。

他可以不怕恐吓电话，可以忍受跟踪和泼漆，可以扛住同事的疏远和网上的谩骂。但他没办法拿女儿的安全去赌。

离开媒体后，他拉了几个老朋友，创办了一家公关公司，起步极其艰难，租来的办公室，二手桌椅，账户最少的时候只剩几百块，但他给自己定了三条铁律：不接虚假宣传，不洗白黑历史，不碰食品产业。

食品产业，永远不碰，后来，阿里、茅台这样的大企业成了他的客户，年营收突破千万，他还跨界推出了一个白酒品牌，叫“简酒”，广告语是“大道至简”，定价亲民。

有人问他为什么做酒。他说，想做一款让人放心喝的东西。

离开新闻业之后，简光洲很少再公开露面。但他一直在做一些事情，他悄悄资助当年的受害家庭，帮他们找律师打官司，争取赔偿。2024年，他发起了“食品安全进校园”项目，第一期覆盖了200所小学。

有人问他：如果时光倒流，还会写下那篇报道吗？这个答案，他用了18年来回答。

简光洲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代价的故事，说真话的代价，在这片土地上，从来都不便宜。

恐吓、跟踪、泼漆、威胁家人、职业生涯被绞杀、被骂成“行业败类”，这些都是账单上的明细。而最残酷的是，你保护了30万个孩子，却要为“毁掉一个行业”背负骂名。

他离开了，但他没有逃。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做那个“认死理”的人。

2008年9月11日凌晨，那盏台灯下，一个记者按下了发送键。18年后，我们还在问同一个问题：下一个简光洲，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