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人被索赔22万，需跳出“扶不扶”二元对立

文/刘庠垄

据媒体报道，福建一女子骑自行车拐弯时摔倒，两名骑电动车路过的初中生好心上前搀扶，却被交警认定对事故承担次责，女子更以“被吓摔倒”为由向女孩家属索赔22万，孩子因事件产生严重心理阴影。

事件一经曝光，迅速引发全网热议，再次将“扶不扶”的集体焦虑推到台前。

公众的第一情绪是“好人没好报”，但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核心边界：法律定责的依据是行为人对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行为人后续是否实施了扶人救助行为，没有任何关联。

也就是说，交警定次责，定的不是“扶人”的责，而是两名初中生在骑行电动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该行为是否与女子摔倒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有充分的监控视频、现场证据证明，初中生的骑行行为确实存在过错，且是导致女子摔倒的诱因之一，那么交警根据过错程度划定次责，是符合有关法律的合法行为，不能因为孩子后续实施了扶人的善意举动，就完全豁免其原本应当承担的交通违法责任。这既是对法律公平的坚守，也是对受伤女子合法权益的保障。

但反过来，如果定责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仅仅是女子声称被吓倒，或是将“扶人”行为作为推定过错的依据，那么这份定责就站不住脚。同样，女子索赔22万的诉求，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索赔的项目必须有明确的医疗凭证、伤残鉴定报告、误工损失证明等合法依据，赔偿金额必须与次责对应的过错比例相匹配，绝不能漫天要价。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全网共情，本质上不是公众反对“有错担责”，而是它再次触碰了大众心中关于“扶不扶”的集体创伤。从多年前的彭宇案开始，好心扶人反被讹诈的个案，一次次消解着公众对助人为乐的信心，很多人心中都埋下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顾虑。而此次事件中，两名未成年人出于本能的善意上前扶人，最终却陷入索赔纠纷、留下心理阴影，恰恰击中了公众最担心的痛点：我出于善意伸出援手，会不会反而给自己惹上一身麻烦？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焦虑的背后，是公众对善意不被善待的恐惧，而不是对法律公平的质疑。民法典早已明确了“好人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的立法初衷，就是为善意救助者兜底，消除公众“扶人反担责”的顾虑。

长久以来，关于“扶不扶”的争议，总是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要么认为“扶了人就绝对不能担责，否则就是寒了好人的心”，要么认为“只要有责任就必须全赔，不管有没有扶人”。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偏离了公平正义的本质。我们必须跳出这种对立，明确两个核心原则：

第一，善意救助行为绝对不能成为认定过错的依据，更不能成为被索赔的理由。无论两名初中生对事故是否负有责任，他们主动上前搀扶摔倒女子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善意举动，绝不能被污名化为“心虚才扶人”。执法与司法机关必须明确划清救助行为与侵权行为的边界，在定责断赔的过程中绝不能将扶人的善意行为作为推定过错的证据，反而应当对这种行为予以正面肯定，向全社会传递助人为乐是美德，不会因此惹祸上身的明确信号。

第二，过错责任的承担，必须与过错程度严格匹配，不能无限放大。即便最终认定两名初中生对事故负有次责，也必须根据其过错程度，划定合理的赔偿比例，绝不能支持女子“22万全额索赔”的无理诉求。同时，考虑到行为人是未成年人，且实施了救助行为，在处理过程中，应当充分兼顾情理与法理，尽可能通过调解、保险赔付等方式化解纠纷，最大限度降低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绝不能让孩子为自己的善意付出超出法律范围的代价。

这起事件的最终走向，不该是又一次“扶不扶”的舆论撕裂，而该成为一次法理与情理双向奔赴的示范：依法定责，给每一方当事人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守护善意，给全社会一个“好人敢做好事”的底气。

希望我们能真正跳出“扶不扶”的困境，让助人为乐重新成为一件无需犹豫和害怕的事，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