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的24小时：被闹钟和纸尿裤切割的照护人生

文|任亮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早上六点半的闹钟响起，李叔不敢赖床，起床后自己先到卫生间洗漱十多分钟，然后回到房间，给因脑出血偏瘫躺在床上的老母亲换纸尿裤（拉拉裤），把旧的换下来，给老人擦拭身子、搞卫生，再换上新的纸尿裤，把衣服穿上。继而开始做康复训练，捶打老人腿部和手部的神经，防止神经彻底坏死。约莫七点二十左右，李叔开始给老人煮粥、热一个包子、煮一个鸡蛋，再用破壁机将热好的食物打成流食，给老人喂下。近期老人意识清醒、身体好转，就可以不做流食了。喂饭之后便是喂药，又得半个小时。八点左右，李叔开始自己吃饭——或者是给老人加热时顺便多煮的粥、多热的馒头，就着咸菜；或者是自己重新将昨晚的剩饭热热吃了（毕竟还有些许味道）。八点二十，李叔无论如何都要出门，骑上车子，到十分钟车程的小区物业上班。约莫十一点半左右，李叔返回家中，带着外面采购的包子、药物、蔬菜等，回到家里给老人换换纸尿裤，然后做饭、吃饭。饭后要让老人做站起来的训练，加上按摩神经，又要一个小时。一点左右，把老人放在床上躺下休息，李叔自己也在旁边躺会儿。两点左右，李叔再次出门工作。晚上六点左右，李叔回到家里，再次开始给老人换纸尿裤、喂饭、做康复训练，然后自己做饭吃。等到八九点，李叔开始把自己的衣服、老人的衣服放进洗衣机，打扫房间卫生，给房间通风。 还有则是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学习如何康复训练的技巧等。有时则是在网上购买一些物资产品。

日复一日。自从老人2025年春节前夕生病偏瘫后，李叔就开始照顾老人。老人有两个儿子。李叔在省会工作安家，老大在县城老家生活。四五月份老人出院后，兄弟俩便商量着轮流照顾老人，每两个月轮流一次。

老人被往返接送于省会和县城之间。在李叔看来，自己的妻子前几年生病去世，女儿工作了但还没有结婚，自己即便退休了，也还有未竟的人生义务，必须在退休后再打一份工，从而为自己以及女儿的未来攒下一笔钱。所以，他是万万不能把老人放到老家的房子、自己辞职回去照顾的。因此，在照顾老人这件事上，老人到李叔家接受照顾是最合适的。

实现上下得以兼顾的李叔，每两个月，自己的生活就要格外忙碌，容不得一丝松懈。自己一旦不回家，老人就没得饭吃。按照第一段描述的生活状态，李叔要坚持两个月，才有一丝喘息的可能。过于辛苦之下，是李叔的体重一减再减。照顾老母亲总计半年左右，他已经瘦了二十多斤，用女儿的话来说，是已经瘦脱相了。

几天的生活、观察与参与，让我对家庭养老有了新的感触：

一是家庭养老是在老人无法自理之后开始的。奶奶在健康时，一直生活在老家。李叔每年只会在逢年过节和家里有事的时候才回去。倒不是不孝顺，而是回老家时老人也不用照顾，反而老人还要给李叔做饭、包饺子、买菜等。因为老人有退休金，李叔和大哥在物质上、经济上也很少和老人互动，让老人自由支配自己的财物。即便老人日渐衰老，李叔和大哥的日常生活节奏都没有被打乱，都在过自己的日子。老人生病之后，才是家庭生活节奏和重心开始从向下整合到向上整合的转变。老人的生活需要子女全面干预、负责：住院期间的照料，兄弟俩白天黑夜轮流照顾；出院后的照料，以两个月为界。在其他地方调研时，我看到儿子们的分工有以一周、十天为一轮的。过去，人们可能会觉得儿子们是在估量老人将要去世而计较自己的得失。事实上，越是老人临终，越是需要子女二十四小时不间断陪伴照顾，压缩轮流时间，是为了分工，也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喘息的机会。

二是家庭养老中儿媳妇的弱参与与女儿养老的崛起。奶奶没有女儿，所以不存在女儿养老一说。大儿子有老婆，但在老人病前病后，儿媳都很少参与。这与过去多年的婆媳矛盾相关，但深究之下，也并非表面婆媳矛盾那么简单。大哥的老婆有三个哥哥，但大哥的岳父岳母去世，都是大哥和老婆照顾最多甚至送终的。原因是大哥的老婆心疼弟弟们在外打工不易，害怕老人在弟弟们的老婆（媳妇）那里得不到好的照料、无法有尊严地养老，所以她作为女儿扛起了养老责任。到了婆婆这边，儿媳并不积极参与，甚至到老大家照顾时，老大媳妇也不愿意让老人住进老大家里，而是让老大和老人一起回老人的房子照顾两个月。要说婆媳矛盾，老人在过去十多年里，支持老大和媳妇买房、给孙女出嫁买房等，前前后后借给了老大十几万，老人是无私的。老大媳妇所谓的“有矛盾”，更多是对自己传统儿媳身份的一种定位：觉得自己是外人、不是自己人，可以不参与养老照料。老大即便和她吵架，也吵不赢，吵多了她就说自己心脏病犯了。她之所以积极作为女儿养老来参与娘家老人的照料，正是对娘家老人的儿媳不信任，而她自己作为儿媳，也自我定位为弱参与。女性在养老中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在传统的婚嫁模式中，自己已然是“嫁出去的女儿”，是外人，但婚后当家后却要参与娘家父母养老；而对婆家来说，她是“娶进来的自己人”，却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外人，不愿融入夫家。这就生发出家庭成员对“家”的不同定义。对于老人来说，家庭就是自己和子孙后代组成的大家，所有人都是家庭成员，即便存在和媳妇的吵架，也是一家子。对于老人的儿子来说，自己的家包括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夫妻和自己孩子。但对于老人的媳妇来说，自己的家包括自己夫妻、自己孩子和娘家父母。所以，在过去的多地调研中，我们能够看到女儿养老现象的崛起，却很少看到作为媳妇的女性在老人照顾中的强参与。照顾公公存在性别问题、照顾不便，照顾婆婆又存在所谓婆媳矛盾、不愿照顾。真正的好儿媳，确实就是大家所说的“这是圣人”。

三是家庭照顾相比于机构照顾的优势。我们在机构调研时发现，大多无法自理的老人入住机构后，基本等于被家人放弃，然后半年到一年左右去世，老人的精神、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而在家庭照顾中，李叔的老母亲却出现了好转：从刚出院无法站起、胳膊动不了、腿部动不了、精神面貌极差，到照料一年后，可以站起，胳膊和腿部神经有所修复，精神状态很好。这种效果一方面在于老人的求生意志，一方面在于照顾者的尽心尽力。在求生意识层面，老人若在养老机构，自己会判断自己是被抛弃的人，是等死的人，在机构便是“度死日”。但在家里，儿子们、孙子们和自己聊天，给自己打气，心理感觉是在做康复，而非度死日。配合照护者的意愿就比较强，康复也便有了机会。在照护投入层面，我们去机构调研，乡土的、小规模的机构确实有低成本的优势，但在康复层面确实无法比拟家庭。家庭每天要给老人做康复锻炼三四个小时，机构显然做不到。当然，有专业的康复性养老机构，但收费价格又较高，存在准入门槛。在这个意义上，机构和家庭养老的分工应当是：机构托举弱自理、轻微失能群体以及重度失能群体；家庭托举健康老人（自养）和生病期间有望康复的老人。如果老人没有恢复的可能，家庭的介入——特别是老人无存款、子女无稳定收入的家庭——确实可能击穿子女对下家庭的生存底线，此时养老机构可以作为补充角色予以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养老确实可以分为“照看”和“照料”两个阶段。照看阶段是老人可以自理，子女低度介入、与老人有限互动。照料阶段则是老人无法自理，无论是子女照料还是机构照料，都需要经济、物质上的强投入，家庭总体的资源投入逻辑也要在这一阶段转向。不过这种转向，是一种策略主义。在四代家庭中，资源分配是围绕第四代的出生、成长全过程进行的，而初代老人只有在最后一个阶段才会享受到较少的资源。不过，家庭养老拼到最后，并不是家庭经济的不可承受之重，而是人。有没有人接力，有多少人接力，是极为关键的。当前的这代老人，多是三四个、五六个子女，存在轮流可能。但是那些独子家庭、少子女家庭的老人，以及未来普遍经历了计划生育一代的低龄老人也将老去，家庭如何应对，就成为了问题。

家庭充满亲情，也因为亲情，才会存在韧性。韧性的背后是忍受：老人在忍受子女的弱资源分配，并使之合理化；老人子女在忍受照料老人和支持子代的双重压力，为自己的辛苦寻找合理化解释；孙代则在忍受更为直接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压力，直面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确实构成了现代化压力中的一个福利共同体。在个体压力、生存危机、失业危机等重重压力下，家庭成为港湾。她提供不了较高的福利，却以家庭成员的向内整合，为每个人提供底线的生活和发展，且让个体在压力痛苦的同时享受到亲情温存。

保卫家庭，保护家庭的韧性，在家庭照护老人层面给予政策、资金支持，确实极为必要。家庭养老的作用无可替代，家庭养老的功能值得正视。

本文首发于“新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