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拜年初二一过就没啥意思，等到初六初七就开始陆续外出打工

春节拜年初二一过就没啥意思。等到初六初七就开始陆续外出打工

大年初二的晚上，村里的鞭炮声已经稀落下来。父亲把剩下的半挂鞭收进柜子里，说：“留着明年吧。”母亲在收拾碗筷，初二中午那顿团圆饭的残局，她收拾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看着堂屋里渐渐空下来的桌子和凳子，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年，好像过完了。

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初一的饺子还在胃里没消化完，明明初二一早还给舅舅拜了年，可当太阳偏西，当亲戚们陆续散去，当村子里重新安静下来，我就知道，那个叫“过年”的东西，已经翻过了它最热闹的山头。

初三开始，日子就变得有些寡淡了。

早上不必再急着起床去拜年，鞭炮声也不再密集得让人睡不着。偶尔有几声零星的响动，像是迟到的问候，又像是无力的挽留。街上的红对联还在，门前的红灯笼还亮着，可走在村里，碰到的熟人打招呼，已经从“过年好”变成了“啥时候走？”

这个问题像一记记软钉子，钉在初三初四的日子里。

“初六一早走。”

“买了初七的票，再晚就抢不到了。”

“看情况吧，厂里催得紧，可能初五就得动身。”

每一个回答，都让年的味道又淡了几分。

我记得小时候，过年是要过到正月十五的。初五叫“破五”，要包饺子、放鞭炮，把穷气赶走；初七是“人日”，要吃面条，拴住岁月的腿；正月十五闹元宵，那才是年的压轴大戏。那时候的初三四，正是走亲戚的高峰期，七大姑八大姨一家家转下来，能吃到初七八。孩子们揣着压岁钱，在村头小卖部买擦炮，把一个个纸盒炸得满天飞。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年变短了。

初二成了分水岭。初二之前，是年的“上半场”，拜年、团聚、吃吃喝喝，热闹得像一场盛大的演出。初二一过，就像大幕落下，演员开始卸妆，观众开始离场。剩下的几天，不过是谢幕时的零碎掌声，稀稀拉拉，可有可无。

更让人心里发慌的，是初六初七的离别。

初五晚上，村里的灯光就亮得早了。家家户户都在收拾行李，把母亲炸的丸子、腌的咸菜，把父亲买的水果、装的香肠，一股脑往行李箱里塞。那箱子本来就沉，装上这些，更沉了。可谁都知道，真正沉的，是别的东西。

初六清晨，天还没亮透，村口就响起了汽车引擎的声音。一辆、两辆、三辆……后备箱“砰”地关上，车窗里探出挥动的手，后视镜里站着抹眼泪的人。那些身影越来越小，直到被晨雾吞没，直到拐过村头的土坡，再也看不见。

我站在门口，看着邻居家的车消失在路的尽头。车里坐着我的发小，他初三就来道过别了，说“有空聚”，可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空”，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初二。

初七的村子，彻底安静了。

街道上空荡荡的，偶尔走过一两个老人，佝偻着背，慢吞吞地挪着步子。门前的红灯笼还在，可白天没人会注意到它们的光。只有到了晚上，那一盏盏孤零零的红，才会在夜色里亮起来，照着空无一人的街道，照着紧闭的大门，照着归期未定的人。

我想起母亲昨天说的话：“养了一年的猪，杀了；攒了一年的钱，花了；盼了一年的娃，走了。”

这就是现在的年啊。从初一到初二，从热闹到冷清，从团圆到离别，不过短短几天。我们用一整年的时间等待，用一整年的辛苦准备，就为了这几天的团圆。可这几天的团圆，又用一整年的思念来偿还。

初二一过，年就没意思了。因为有意思的，从来不是年本身，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个人。初六初七，人们陆续走了，年的意思，也就跟着走了。

剩下的，是晾在院子里的那些红对联，是塞在冰箱里的那些剩菜，是压在枕头底下的那张全家福，是接下来三百多天的，漫长的、安静的、等待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