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出纳到金融巨擘：四大行四十年蝶变

中国四大银行：从财政出纳到金融巨擘的蜕变之路

在中国金融体系的演进历程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四家被统称为“四大行”的金融机构，不仅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支柱，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见证者。它们的资产规模合计超过80万亿元，网点遍布城乡，服务着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和居民。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如今被誉为“宇宙行”的金融巨头，最初不过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和“会计柜台”。从行政附庸到市场化商业银行的转变，四大行的成长史，正是中国金融改革四十年的缩影。

百年积淀：四家银行，四种基因

四大行的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每一家都承载着独特的金融使命。中国银行的历史最为悠久，其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28年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并在1929年于伦敦设立经理处，成为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的先行者。1949年后，中行长期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负责外汇经营管理，直至1994年才正式转制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农业银行的命运则更为曲折。其前身最早是1951年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此后数十年间经历了多次撤销与恢复。1979年，国务院批准恢复组建中国农业银行，使其成为专门服务“三农”的专业银行，这一身份奠定了农行扎根县域、深耕农村金融的基因。

建设银行的诞生则与国家的基建投资紧密相关。1954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时，仅仅是财政部下属的“财政出纳”，负责管理和分配国家基建投资资金。1979年，建行成为国务院直属金融机构，逐步向商业银行转型。

相比之下，工商银行是最年轻的“老大哥”。198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司央行职能，同时设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接原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1月1日，工行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专业银行体系的最终成型。至此，四大行各司其职：工行服务工商企业、农行深耕农村金融、中行专营外汇业务、建行管理基建投资。这一格局，奠定了中国金融体系数十年的基本框架。

专业银行时代：计划与市场的拉锯战（1978-1993）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随之启动。邓小平提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论断，标志着银行职能从单纯的财政工具向市场化经营转变。1979年起，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统存统贷”转向“差额包干”，财务体制也从“统收统支”改为单独核算、利润留成。银行开始有了“盈利”的概念，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方面，四大行仍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承担着执行产业政策、保障重点建设资金的任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干预、行政指令贷款等问题日益突出。“政企不分”导致银行难以真正按照信贷规律运作，大量资金流向低效项目，不良贷款不断累积。这一阶段，四大行在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商业化转型：阵痛中的自我革新（1993-2003）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金融改革进入新阶段。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将国家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承接了四大行的政策性贷款职能，使其得以轻装上阵。

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从法律上确立了四大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地位。然而，现实远比理论复杂。国企改革成本不断向银行转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四大行不良贷款率飙升。1997年11月，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随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急救”措施：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约1.4万亿元。

然而，到2002年底，四大行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5.12%，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4.25%。按照国际标准，四大行甚至处于“技术上破产”的境地。问题的核心在于产权模糊——国有独资产权模式下，银行既非真正的市场主体，也难以摆脱行政干预。一场更彻底的改革，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