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查出肝癌晚期 当场烧病历骑车去西藏 三个月后家里收到张明信片

二舅查出肝癌晚期那天，是三月十二号。植树节。

我姨打电话来说这事的时候，我正在公司改方案，改到第三版，甲方说还是第一版好。我捏着电话站在茶水间，窗外头杨树刚冒芽，绿得扎眼。

“你二舅把病历烧了。”

“啥？”

“当着大夫面，拿打火机点的。点完了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就走了，谁拦跟谁急。”

我二舅今年六十三，在老家县城修了四十年自行车。车铺就开在桥头，一棵老槐树底下，夏天知了叫得人脑仁疼。他修车有个习惯，从来不给人换新零件，能修的绝不换，实在不能修了，从废车上拆一个。他说，东西用顺手了，有感情。

这话他说了一辈子。

我妈说，你二舅年轻时候想去西藏。那时候他二十出头，在队里干活，挣工分。有一年冬天，公社放电影，放的好像是《农奴》，他看完回来半夜睡不着，躺炕上念叨，说西藏那地方，天比咱这儿的蓝。

后来分了地，结了婚，有了我表姐。再后来表姐出嫁，表弟上大学，二舅妈走了五年了。西藏这俩字，再没人听他提起。

我赶到县医院那天，二舅正从病房出来。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得毛了边，手里攥着一卷纸——那病历。走廊里人来人往，推病人的，端药盘的，哭的，喊的，乱糟糟一片。二舅站在开水房门口，从兜里掏出打火机。

那打火机我知道，地摊上两块钱一个，用了三年，火石早不行了，得划好几下。

他划第一下，没着。第二下，也没着。第三下，火苗蹿起来，舔着那卷纸，纸边卷起来，变黑，然后呼地一下烧起来。二舅就那么举着，看着火把纸烧到一半，才松手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火灭了。灰烬还在冒烟。

我表姐在旁边抹眼泪，我姨父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二舅转过身，看见我，咧嘴笑了笑，说：“请假了？请几天？”

我说请了三天。

他说：“够用了。”

当天下午，二舅把那辆二八大杠推出来。那车我小时候坐过后座，去镇上赶集，二舅骑得慢，后座绑着麻袋，我坐麻袋上，脚离地晃悠。那时候他头发还是黑的。

车胎没气，他打了半天气，又蹲下来捏了捏，说后胎有点慢撒气，得补。然后他真的从屋里拿出那套家什，扒胎，打磨，抹胶水，贴补丁。阳光照在他后背上，那块补丁打了三层，针脚还是歪的。

补好胎，他把车翻过来，转了一圈脚踏，后轮转得欢实。他从屋里拿出个蛇皮袋子，装了件旧棉袄，一个搪瓷缸子，一双解放鞋。想了想，又进屋拿了张塑料布，说万一路上遇着雨。

我姨问他去哪。

他说：“往西走。”

“啥时候回来？”

他骑上车，一条腿蹬地，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不是看我们，是看那座他住了六十多年的院子，看门口那棵石榴树，看墙根底下堆的那些旧轮胎、烂钢圈、生锈的链条。

“该回来就回来。”

然后他就蹬着车走了。没回头。

那三个月，家里乱成一锅粥。我表姐天天哭，我姨天天打电话骂我不懂事，说我怎么不拦着。我妈更绝，直接躺医院去了，说心脏不好，被我二舅气的。其实我知道，她是想让我回去，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出事。

二舅的手机一直关机。后来干脆欠费停机了。

谁也联系不上他。

有人说他肯定死在路上了，那么大岁数，还有病。有人说他可能半路后悔了，躲在哪个亲戚家。我表姐甚至去派出所问过，人家说成年人自行离家，没法立案。

就这么过了一百多天。

六月二十七号，我记得那天特别热，办公室空调坏了，我们一人拿个本子扇风。下午三点多，前台小姑娘喊我，说有我的明信片。

我愣了一下，谁还寄明信片？

拿过来一看，正面是布达拉宫，蓝天白云，红墙金顶，天蓝得跟假的一样。翻过来，背面就一行字，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得差点认不出来：

“这儿天是真蓝。车胎扎了，补了三回。钱够用，不用找。”

落款日期是六月十八。

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就这几句话。

我站在前台把那几行字看了五遍。前台小姑娘问我谁寄的，我说我二舅。她说你二舅在西藏啊？我说嗯，在西藏。

那天下午我没干活，就坐在工位上捏着那张明信片。窗外的天灰蒙蒙的，跟明信片上那个蓝没法比。我忽然想起来，二舅烧病历那天，他站在开水房门口，划了三下打火机才点着火。后来那火苗蹿起来，把纸烧成灰，灰飘进垃圾桶，什么都没剩下。

他把病历烧了。

烧得干干净净。

就像从来没得过这个病。

后来我给我妈打电话，说二舅来信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你二舅年轻时候写字就好，后来修车，不写了，可惜了。”

我说他在西藏呢。

我妈说：“西藏好，西藏凉快。”

挂了电话，我站在公司楼下抽烟。抽到一半，忽然想起来，那天二舅收拾东西，往蛇皮袋子里装那件旧棉袄。六月天，他装棉袄干什么？

后来我想明白了。

他知道要去的地方冷。

夜里翻山的时候，冷。风刮起来的时候，冷。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更冷。

那张明信片现在还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有时候改方案改烦了，低头看一眼，那行字还在。

“这儿天是真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