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要核任务，德国要防空！一架飞机怎么满足两个妈？

法国、德国与西班牙联合研制的新型隐形战斗机（FCAS/SCAF）——的概念模型曾多次亮相全球航展，项目也一度被视为“欧洲军事自主”的旗舰工程。

然而到了2026年2月，却传来消息：这个对标美国F-35的新型隐形战斗机项目可能要“黄”了。

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质疑德国是否还需要投入开发昂贵的“有人六代机”，并暗示若德国仍要有人隐形战机，可能考虑其他合作路径；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强调项目“并未死亡”。

表面看，这是军工项目的“技术分歧”与“工业内斗”；但是从财经的视角看，这更像一堂残酷的欧盟经济学：欧洲不缺钱，也不缺企业，更不缺口号；欧洲缺的是能把口号变成订单、把订单变成规模、把规模变成成本优势的共同治理。

这才是“战略自主”最昂贵、最难融资的那一段。

FCAS/SCAF不是单纯的新战斗机，而是“系统之王”：有人隐形战机（NGF）+无人僚机/远程载具（RemoteCarriers）+“作战云/战斗云”（CombatCloud）的平台体系。

它的商业逻辑也不是“卖一批飞机”，而是把未来二三十年的研发迭代、升级改装、维护保障、数据链与训练体系的“长期租金”一次性锁定。

所以，围绕主导权与知识产权（IP）的争夺会格外尖锐：谁是主承包、谁掌握关键接口与数据权，决定了未来升级费用和出口收益怎么分。

法国与德国、西班牙围绕着“谁来主导有人机、如何分工、技术权利怎么划”的冲突，正是把这个平台生意的利益结构摊在了台面上。

第一本账：需求账。

法国对下一代战机的定位带着强烈的“战略资产”属性：要兼顾核任务的可信投送，也要考虑航母运作的适配；而德国更偏向欧洲大陆防空与北约协同，并不需要同等强度的核与航母约束。

想用“一型机”同时满足两套战略目标，必然带来设计妥协：机体尺寸、航程、挂载、隐身布局、维护体系与训练标准都要被迫兼容。兼容越多，设计越难收敛，测试认证越复杂，成本越容易失控，进度也越容易被拉长。

默茨近期公开质疑是否还值得继续为昂贵的有人六代机投入，正是点破这种需求错配：当需求无法统一，项目就会从“共同研制”滑向“共同背锅”。

第二本账：权力账。

平台项目最怕“责任稀释”，没人能真正拍板。达索长期强调需要清晰的设计权与主承包权，因为有人机是体系的中枢平台，谁掌握总装集成与关键接口，谁就握住未来升级迭代、任务软件与出口改型的定价权；空客则更强调均衡分工，避免一方“吃掉”关键环节，也要对德、西两方的工业回报负责。

表面是企业争分工，实质是国家争未来几十年的产业话语权与IP控制权。

第三本账：财政账。

FCAS是千亿欧元级别的长周期工程，最怕“长周期”撞上“短政治”：选举、财政优先级、债务纪律、通胀与利率环境，都会让长期承诺被反复重算。默茨提出“技术发展太快，是否还要押注有人六代机”，本质是重新评估：当空战形态更体系化、无人化时，把钱砸在最昂贵、最慢的那一段，政治上越来越难解释。

第四本账：出口账。

多国联合研制意味着多国联合审批——“联合研制=联合否决”。六代机要摊薄研发成本，出口几乎不可或缺；出口不确定，规模经济就无法形成，单机成本更难压，上游供应链也不敢按大规模投产，最终把风险溢价直接写回价格与进度里。

欧洲强调军事自主，这句话没错。但问题在于：军事自主不是情绪，是制度能力。它至少需要三套“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共同需求的形成机制没有共同威胁认知与统一作战需求，就只能做“政治拼盘”。

拼盘最贵，因为每多满足一个国家的特殊要求，就多一层工程复杂度与成本。共同治理与共同主承包机制平台项目的效率，取决于谁拍板、谁背锅、谁负责集成。

欧洲的问题是：每个国家都想要“产业回报”和“技术主权”，但又不愿意把主导权交出去。于是项目被迫在“均衡分工”与“效率治理”之间反复拉扯，最终把进度与成本拖成一个负循环。

美国媒体就把FCAS的困境放在“欧洲防务采购碎片化与低效”的背景里解读：花了不少钱，但因为系统与项目过于分散，效率打折。共同财政与长期稳定的分摊机制没有共同财政，就很难有共同的长期承诺。

布鲁盖尔等智库长期指出欧洲防务市场的碎片化、国内采购偏好与小批量订单，会削弱规模效应并抬高成本；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强的跨国协调与资金安排。

所以，“战略自主”的真正矛盾在这里：欧洲当然可以在政治上达成一句口号，但要把口号变成一条可持续的产业链，必须先解决“谁说了算、钱怎么摊、出口怎么批、需求怎么统一”这些制度问题——而这些恰恰是欧洲最难一体化的部分。

换言之：FCAS不是单纯的军工项目危机，它是欧洲一体化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压力测试。

只要制度成本不降下来，未来欧洲不管做六代机、做下一代坦克、还是做导弹防空网络，都很难摆脱同样的内耗结构。

这件事对市场的启示其实就一句话：战略自主可以喊，但最后都要用制度成本结账。

欧洲“军事自主”不会因为FCAS受挫就消失，但它大概率会被迫走向更现实的路径：要么接受“拆分+模块化”的推进方式，用更高的单位成本换来有限的自主与可控；要么在关键能力上继续倚重外部成熟体系，用更低成本与更快交付去填补能力缺口。

默茨的质疑与马克龙的坚持，恰好把欧洲的矛盾照得很清楚——今天争的早已不是“要不要自主”，而是那句更难、也更真实的问题：欧洲愿意为自主付出多大的治理代价、财政代价与协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