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尸、喂狗、冒充鸵鸟肉：云南连环杀人食人魔张永明伏法记

前言：可能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鸵鸟肉事件》案件，由于案件太过残忍恐怖，警方也把案子做了“修饰”，只是简单概括了案情。不过当地人提起这个案件，绝对是毛骨悚然！十多人被张永明杀害，分尸，部分尸体被当作“鸵鸟肉”外卖，一时间，云南“食人魔张永明”传遍全国。

1

2012年5月，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南门村的空气中飘荡着异样的气息。这个素有“滇中粮仓”美誉的村庄，距离昆明市区仅28公里，村外214省道车流如织，村内青瓦白墙的民居错落有致，田间的水稻在初夏的风中泛起绿浪。表面上看，一切如常。但村民们的窃窃私语，像暗流在村庄底部涌动。

“老李家那孩子，都五年了，一点音信没有。”

“谢家那小子也是，说是去学校拿成绩单，人就没了。”

“我听说，韩家那个大学生，在咱们村工地上实习，大白天的就不见了...”

从2005年开始，七年时间里，这个仅有千余人的村庄，竟陆续有17名男性离奇失踪。失踪者年龄集中在12岁至22岁之间，大多是身材瘦削的少年和青年。更诡异的是，所有失踪事件都发生在以南门大街225号为圆心、半径约700米的范围内——这个圆圈，像一个无形的死亡陷阱，静静吞噬着年轻的生命。

最先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是韩耀的母亲李玉莲。2012年4月25日，她19岁的儿子在距离工地办公室仅20分钟路程的路上人间蒸发。这个温顺孝顺的男孩，是云南工商管理学院的大三学生，正在一家工程公司实习。失踪前一天晚上，他还给母亲打电话：“妈，等我转正了，第一个月工资给您买件新衣服。”

李玉莲寻子的第八天，在晋城镇派出所门口遇到了另一个憔悴的中年妇女——谢顺生的妻子。两人交谈后惊恐地发现，她们的儿子都是在南门村失踪的。接下来的三天里，李玉莲走遍了南门村及周边三个自然村，竟然找到了16个有类似遭遇的家庭。

一张手绘的地图在李玉莲手中逐渐成形：17个失踪地点，全部密集分布在214省道东侧、鑫云冷库周围的狭小区域内。地图的中心点，是南门大街225号——一座不起眼的平房，住着一个沉默寡言的57岁老头，张永明。

村民们对张永明的印象模糊而矛盾：“不怎么说话”、“每天下午去公园下棋”、“养了三条很凶的狗”、“夜里经常推着板车到处走”。但没有人将他与失踪案联系起来，直到李玉莲将这些点连成线。

5月3日，李玉莲和其他五名失踪者家属再次来到晋城镇派出所，这一次，他们带来了一份联名信和那张令人不安的地图。接待民警皱了皱眉：“可能是去黑工厂打工了，年轻人不都这样吗？”

“我儿子才12岁！打什么工？！”李汉雄的父亲李建国吼道，他眼睛布满血丝。

“失踪要满24小时才能立案，你们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不好查。”

“七年！十七个人！这还不好查？！”谢顺生拍着桌子，声音嘶哑。

争吵声引来了派出所副所长。他看了看地图，脸色逐渐凝重。那张图上，17个红点像一串血色珍珠，紧紧缠绕着南门大街225号。

5月7日，一份题为《关于晋城镇南门村系列失踪案的情况汇报》被紧急送往昆明市公安局。同日，李玉莲拨通了云南电视台新闻热线的电话。

风暴，即将来临。

2

要理解2012年的张永明，必须回到1955年的春天。

那年4月，张永明出生在晋城镇南门村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张德贵是个木讷的庄稼人，母亲陈秀珍则性情暴烈，是村里有名的“悍妇”。

“张家那女人，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打。”村里老人回忆，“有年春节，因为二儿媳做的饭菜不合口味，她抄起擀面杖就打，把儿媳妇打得头破血流。要不是邻居拉住，怕是要出人命。”

更可怕的传闻在村中悄悄流传：陈秀珍年轻时曾在一场酒后冲突中，用酒瓶砸死了一个卖酒的小贩。虽然从未被证实，但这个阴影始终笼罩着张家。村民们路过张家时，总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孩子们被警告：“离张家远点，那家人不干净。”

张永明的童年是在这种压抑中度过。他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蹲在墙角玩石子。村里孩子玩捉迷藏、滚铁环时，他远远看着，眼神空洞。“那孩子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让人心里发毛。”张永明的小学老师回忆，“有一次上课，我发现他盯着我的脖子看了整整一节课，问他看什么，他说‘老师的血管在跳’。”

暴力在张家似乎是一种遗传。1980年秋天，张永明的二哥张勇在菜市场与邻村菜贩发生争执。争执中，张勇抄起摊位旁的锄头，狠狠砸向对方头部。“一下，两下，三下...”目击者回忆时仍心有余悸，“等拉开时，那人的头都快被砸烂了，脑浆流了一地。”

张勇最终被判无期徒刑。宣判那天，张永明也在旁听席上，面无表情。

家庭暴力的种子，在张永明心中悄然发芽。1974年12月25日，这颗种子结出了第一颗恶果。

那天晚上，19岁的张永明邀请小学同学陆士荣到家中过夜。两人自小相识，陆士荣是少数不排斥张永明的人之一。深夜，陆家人听到张永明家传来凄厉的惨叫，冲过去时，看到了一生难忘的景象：陆士荣被绑在床上，张永明正机械地挥刀砍向他的颈部和面部，鲜血溅满了土墙。

“我在梦游。”面对审讯，张永明给出这个解释时，表情平静得像在陈述别人的事。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解释似乎被接受了。张永明仅被判处劳教六个月。陆家花了三百多元医疗费——这在当时是巨款，相当于一个工人三年的工资——张家最终只赔了四十元。

“他爹妈跪在地上求我们，说家里实在没钱。”陆士荣的哥哥多年后回忆，“我弟弟捡回一条命，但脖子上留下了一道二十厘米长的疤，天阴就疼。”

这次事件后，张永明更加孤僻。村民回忆，他常常在村后的乱坟岗一坐就是半天，对着坟堆自言自语。有小孩撞见过，说他当时“眼睛发直，嘴里念叨着听不懂的话”。

1978年，张永明被安排到村瓦窑厂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外村青年杨树荣。杨树荣性格开朗，是少数愿意主动与张永明交谈的人。那年10月的一个傍晚，张永明说要去镇上卖米，邀杨树荣同行。

“我儿出门前还说，卖完米和张永明去吃碗米线。”杨树荣的母亲回忆时老泪纵横，“他爹死得早，我一人把他拉扯大，就盼着他娶妻生子...”

杨树荣再也没有回来。半个月后，放牛娃在南门河下游的洞穴里发现了一具赤裸的男尸，手脚被折断，全身浮肿。杨母认尸时，凭着一颗虎牙认出了儿子。

警方在张永明枕头下找到了杨树荣的衣物。审讯中，张永明平静地交代：“我趁他不注意，用石头砸他后脑。他倒了，我又补了几下。天黑，我把尸体手脚折断，扔进了河里。”

南门村全村联名要求判处张永明死刑。但最终，法院以“认罪态度好”为由，判处死缓。

“那天宣判完，他被押上警车时，回头看了一眼村子。”当年在场的村干部回忆，“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冷得像腊月的冰。”

3

云南省第一监狱的档案室里，保存着张永明的服刑记录。厚达两百多页的记录显示，这个沉默的犯人在19年牢狱生涯中，表现出乎意料的“良好”。

“他很少说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曾看管过张永明的狱警回忆，“但有一件事很奇怪——每次食堂吃肉，他总盯着别人碗里的肉看，眼神很瘆人。”

另一名狱警记得，有次张永明在监狱工厂做工时，盯着运转的切割机看了很久。“我问他看什么，他说‘这机器切肉应该很利索’。”

1997年6月，因“在改造期间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劳动”，张永明获得减刑，提前释放。

出狱那天，没有人来接他。他背着破旧的行李，步行三十公里回到南门村。家中，父母早已过世，大哥入赘临县，姐姐远嫁，二哥还在狱中。祖屋因年久失修，房顶塌了一角，院子里杂草齐腰。

村民陈大爷是少数与张永明打过招呼的人：“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他说‘种地’。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修房顶，他摇摇头，就关上了门。”

此后的张永明，像一颗钉子楔进了村庄的日常生活。他每天清晨下地，傍晚回家，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村里红白喜事，他从不参加；邻居家孩子满月，他连门都不出。

变化发生在2005年。那年春天，12岁的李汉雄在玉米田里消失。警方搜索三天无果，定为“失踪”。没有人注意到，就在李汉雄失踪后的第七天，张永明家飘出了炖肉的香气。

“那味道很怪，又香又腥。”邻居刘婶回忆，“我问他炖的什么，他说是狗肉。可我明明看见他那三条狗都在院子里。”

2008年，南门村土地被征用开发，张永明分到三万两千元补偿款。他用这笔钱做了一件让村民不解的事：在屋后建了一个小型冷冻库。

“村里有人问他建冷库干啥，他说要存肉卖。”村民小组长回忆，“可他从没见他卖过肉，倒是经常半夜推着板车出去，天亮才回来。”

更诡异的是张永明的作息。他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古滇文化公园，与退休老人们下象棋。“他棋下得不错，但从不说话。”常与他下棋的老王说，“有次他走了步妙棋，我夸他，他抬头看我一眼，说‘人跟棋子一样，该弃就得弃’。”

夜晚的张家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三条大狗彻夜狂吠，电视机音量开得极大。“我找他吵过几次，他说狗是看家的，电视声大才能睡得着。”隔壁的赵师傅说，“后来我也习惯了，就是那狗叫声...听着不像狗，像狼。”

2011年1月，15岁的谢海俊失踪。他父亲谢顺生寻子一年，几乎倾家荡产。有次在张永明家附近打听时，谢顺生注意到张家院子里的土是新的。“我问张永明是不是翻地了，他说‘埋了条死狗’。可我分明看见，那土里露出一角蓝色布料，和我儿子失踪时穿的夹克颜色一样。”

谢顺生报了警。民警来看了看，说：“老谢，我知道你着急，但人家埋条狗你也管？张永明是有前科，但也不能随便怀疑人家。”

怀疑的种子，在绝望的土壤里，找不到破土而出的力量。直到2012年春天，韩耀的失踪，终于让黑暗中的一切浮出水面。

4

2005年3月，第一个失踪者出现。

18岁的刘伟是晋城镇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的学徒。3月12日晚9点，他下班后步行回两公里外的家中。路过南门村时，有村民看见他在小卖部买了包烟。“那孩子我还记得，递给我十块钱，说‘叔，来包红梅’。”小卖部老板回忆，“他沿着214省道往东走了，那边路灯暗。”

刘伟没有到家。第二天，家人报警。警方在省道旁的水沟里找到了他的工具包，但人不见踪影。“可能跟人出去打工了。”这是警方最初的判断。刘伟的母亲哭了三天：“我儿最孝顺，出门一定会跟我说...”

2007年5月1日，12岁的李汉雄在自家田里消失。

那天下午，李汉雄和父亲在田里插秧。5点收工回家，走到半路发现外套忘在田埂上，他折返回去取。“我看着他跑进玉米地的。”当时在田边看管抽水机的王老太说，“玉米杆子高，他一进去就看不见了。我以为他拿了衣服就从另一边走了。”

但李汉雄再也没有从玉米地另一头走出来。父亲等了半小时，觉得不对，进地里找，只找到儿子的一只鞋。报警后，警方和村民搜索了三天三夜，玉米地被踏平了，人却像蒸发了一样。

“警察说，失踪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李建国红着眼睛，“等满了24小时，又说什么证据都没有，立了案也破不了。我就一个儿子...”

2011年1月27日，15岁的谢海俊的失踪，是系列案件中一个关键转折点。

那天是学校发期末成绩单的日子。下午3点，谢海俊和同学谢洋春打摩的到学校。谢洋春在教室拿到成绩单后，在校门口等谢海俊。“等了半个小时，打他电话，通了没人接。又等了半小时，再打就关机了。”

谢海俊的父母最初以为儿子去了同学家。“他成绩好，考了全班第三，可能和同学庆祝去了。”谢父谢顺生说。但第二天晚上，儿子还没回家，他们开始慌了。

谢顺生是镇中学的数学老师，有些社会关系。他托人到附近黑工厂打听，花了两万多元“打点费”，进了三家疑似使用童工的工厂，都没找到儿子。“有一次，我在一家工厂门口守了三天，看见一个背影很像，冲过去一看，不是...”

2011年3月，谢顺生偶然听村民说起张永明有前科，曾半夜推板车在村里转。“我立刻警觉了。”他找到派出所，反映这个线索。接待民警记录后说：“我们会调查的。”

一个月后，谢顺生再去问，得到的答复是：“调查过了，张永明精神有问题，但没证据证明和你儿子失踪有关。”

“精神有问题？”谢顺生质问，“精神有问题半夜推板车到处走，你们不觉得可疑？”

民警不耐烦了：“老谢，你要相信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抓人。”

谢顺生不知道，就在他离开派出所后，那名民警在值班记录上写了一行字：“失踪者家属谢顺生，怀疑同村张永明。经查，张永明有精神病史，但无作案证据。建议安抚家属情绪。”

2011年9月30日，17岁的陈涛失踪。

这个喜欢打篮球的男孩，左臂上纹着一朵玫瑰和一头小猪——玫瑰是母亲的生肖，猪是自己的生肖。“他说等赚钱了，要把纹身补上色。”陈涛的母亲泣不成声。

当晚9点，陈涛和三个朋友在鑫云冷库附近的山坡上玩。9点半，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在开车没接。11点回拨过去，已关机。朋友们说，陈涛说要去上厕所，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

警方在山坡下的公厕旁找到了陈涛的手机，屏幕碎裂。“像是被人摔碎的。”技术员说。但除此之外，再无线索。

2012年2月19日，16岁的采云伟的失踪，是张永明落网前最后一起案件。

这个性格内向的男孩，那天和两个同伴去鑫云冷库玩。上午9点，他说要去上厕所。公厕就在冷库后面一百米处。同伴等了二十分钟，觉得不对，进去一看，厕所空无一人。

“窗子是从里面插上的，门也是从里面锁的。”办案民警回忆，“但人就这么不见了。像是...像是从地里消失了。”

采云伟的父亲采国兴在儿子失踪后，做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他测量了从厕所到张永明家的距离——320米。步行只需四分钟。

“我问过张永明，2月19号上午9点他在哪。他说在家看电视。”采国兴说，“但我记得那天上午，张家电视根本没开——他家的电视天线坏了，只有下午才能收到信号。”

这个疑点，同样被忽略了。

从2005年到2012年，17个家庭陷入绝望。他们跑遍了云南的劳务市场、黑工厂、传销窝点，甚至在街头贴了上万张寻人启事。有的家庭花光了积蓄，有的夫妻因此离婚，有的老人一病不起。

而所有这些失踪事件，都指向同一个中心点：南门大街225号。那个沉默的男人，每天下午依然准时出现在公园，楚河汉界，车马炮厮杀。傍晚回家，生火做饭，三条狗在院子里狂吠，电视机的声音大得隔两条街都能听见。

直到韩耀的失踪，终于让这个死亡循环被打破。

5

2011年12月7日，晚上8点，南门村。

高一学生张建原下了晚自习，骑车回家。快到家的岔路口，他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路边——是张永明，村里人都认识的“怪人”。

“他当时就站在路灯下，手里提着个编织袋。”张建原后来回忆，“我骑过去时，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说不上来，就是心里一毛。”

张建原没多想，继续往家骑。家就在前面一百多米处，已经能看见窗户透出的灯光。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脖子一紧——一根皮带从后面勒住了他的脖子。

“我喊不出声，气管被卡住了。他力气很大，把我从自行车上拖下来，往路边树林里拽。”

张建原拼命挣扎，脚踢到了路边的铁桶，发出“哐当”巨响。就在张永明把他拖进树林的瞬间，张家的门开了，张建原的父亲张建国冲了出来。

“我看见我儿子两条腿在树林边乱蹬，一个人正拖着他。”张建国抄起门边的铁锹冲过去，“放开我儿子！”

手电光照亮树林边的两人：张建原脸色紫红，眼睛凸出；张永明背对着光，看不清表情，但手里死死勒着皮带。

“你干什么？！”张建国吼道。

张永明松了手。张建原瘫倒在地，剧烈咳嗽。皮带在脖子上勒出了一圈紫黑色的瘀痕。

“抓贼。”张永明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吃了”。

“贼？我儿子是贼？！”

“他偷我东西。”

“偷你什么了？你说！”

张永明不说话了，转身要走。张建国拦住他，报了警。

晋城镇派出所，晚上9点20分。

民警做了笔录。张永明的说法变了：“闹着玩的。我跟他开玩笑。”

“开玩笑用皮带勒脖子？！”张建国吼道。

民警示意他冷静，转向张永明：“你以前就杀过人，现在又干这种事？”

“我脑子有病。”张永明说，“精神病。控制不住。”

这句话，成了整件事的转折点。

“老张，”民警把张建国拉到一边，“他确实有精神病史，以前就因为这个判得轻。你看，孩子也没大事，就是脖子有点瘀伤。真要立案，精神病鉴定很麻烦，最后可能还是教育了事。”

“可他差点杀了我儿子！”

“我知道，我知道。这样，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再赔点医药费。你看行不行？”

最终，张永明赔了200元医药费，事情不了了之。

事后，张建国在村里提醒大家：“离张永明远点，那疯子会杀人。”但提醒的效果有限——村民们只是不让自家孩子靠近张家，没人将这件事与之前的失踪案联系起来。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认真查，也许后面那些人就不会死。”2013年，张建国在接受采访时痛哭流涕，“我儿子捡回一条命，可其他孩子...我对不起他们父母...”

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处理此事的民警，在值班记录上只写了一句话：“村民纠纷，已调解。”他没有查询张永明的完整档案——如果查了，他会发现1974年张永明砍伤陆士荣时，用的也是“梦游”的借口；1978年杀害杨树荣前，杨树荣也曾是张永明“唯一的朋友”。

模式早已存在，只是无人连接那些点。

袭击事件后，张永明的行为更加怪异。他开始在深夜推着板车在村里转悠，车上有时是空，有时盖着帆布。有村民问，他说“捡破烂”。

另一个变化是，张永明开始频繁出现在村后的坟山。“我撞见过三次，他在坟地里转悠，像是在找什么。”村民老赵说，“有一次我问他，他说‘看看有没有值钱的陪葬’。”

村里开始流传：张永明盗墓。但没人报警——在农村，盗墓虽然缺德，但只要不盗自家祖坟，没人愿意多管闲事。

2012年春节，张永明家的春联成了村里的谈资。别人家贴“喜迎新春”、“阖家欢乐”，张家门上贴着白纸黑字，写的是“阴阳两隔”、“生死由命”。

“瘆人。”经过的村民都说。

但依然没人将这一切与失踪案联系起来。直到三个月后，韩耀的消失，终于撕开了这层麻木的面纱。

6

2012年4月25日，上午7点30分，19岁的韩耀和同事抵达南门村附近的工地。这是他在云南省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前的实习，公司派他来协助一项公路勘察。

“妈，我到工地了，晚上可能晚点回，不用等我吃饭。”7点40分，韩耀给母亲李玉莲发了最后一条短信。

8点，项目经理让韩耀回两公里外的项目部取一份图纸。“快去快回，9点前要。”经理说。

韩耀应了声，沿着214省道向东走去。那是条两车道的乡村公路，两侧是农田和零散的民房。早晨8点的阳光下，少年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再也没有回来。

上午9点，经理打韩耀手机，无人接听。9点半，打到项目部，工作人员说“没看见小韩”。10点，经理意识到不对劲，报了警。

李玉莲接到电话时，正在家里准备午饭。“我儿子不见了。”经理在电话里说。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没了。我们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李玉莲瘫倒在地。半小时后，她出现在工地，脸色惨白：“我儿子呢？你们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

最初的搜索毫无头绪。警方调取了214省道的监控，但南门村路段恰好是盲区。工友们沿着公路找了三天，贴了五百多张寻人启事，悬赏从一万涨到五万。

第四天，一个放牛的老人提供线索：4月25日上午8点多，他看见一个“瘦高个年轻人”在南门桥头和一个“老头”说话。老人描述的老头特征：60岁左右，一米七多，很壮实，穿灰色外套。

“是张永明！”有村民脱口而出。

李玉莲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她找到张永明家，敲门，无人应答。邻居说：“他每天下午去公园下棋，5点才回。”

下午5点，李玉莲等在张永明家门口。张永明推着自行车回来，看见她，愣了一下。

“大叔，4月25号上午，你在南门桥头见过一个年轻人吗？大概这么高，穿蓝色夹克...”李玉莲比划着。

张永明摇头：“没见过。”开门，进屋，关门。

李玉莲没放弃。她在村里打听张永明，听到了各种传闻：有前科、杀过人、精神有问题、半夜推板车...一个可怕的猜想在她心中成形。

5月1日，劳动节。李玉莲打印了五百份新的寻人启事，这次加了一行字：“有目击者称，最后一次见到韩耀时，他与一名60岁左右男子在一起。该男子特征如下...”

她在晋城镇各处张贴，在张永明常去的古滇文化公园贴了十张。那天下午，张永明没来下棋。

5月3日，转折点。李玉莲在派出所门口遇到了谢海俊的母亲。两个绝望的母亲抱头痛哭，交换了信息。那天晚上，她们找到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最终，十七个家庭聚在了一起。

“七年，十七个人，都在南门村附近失踪。”谢顺生摊开一张手绘地图，“你们看，所有失踪地点，都围着张永明家转。”

地图上，十七个红点组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圆心是南门大街225号。

5月5日，十七个家庭集体到晋城镇派出所报案。接待民警看着厚厚一叠失踪报案材料，面露难色：“这个...时间跨度太大，而且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失踪案有关联，更别说和张永明有关了。”

“十七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失踪，这叫没关联？！”谢顺生拍桌子。

“老谢，你冷静。办案要讲证据，不能靠猜测。”

“那张永明有前科！他杀过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已经服过刑了。法律上，他现在是清白的人。”

争吵持续了一小时。最终，派出所答应“调查”，但拒绝立案。

当晚，李玉莲做出了一个决定：找媒体。

5月7日，云南电视台记者来到南门村。镜头前，十七个家庭展示了十七张照片：刘伟穿着修理厂工作服傻笑；李汉雄系着红领巾；谢海俊捧着“三好学生”奖状；陈涛在篮球场上跃起；采云伟害羞地看着镜头；韩耀戴着学士帽...

“他们还都是孩子啊...”李玉莲对着镜头，眼泪流干了，“最小的12岁，最大的22岁。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

5月9日，节目播出。当晚，云南省公安厅值班室的电话被打爆。

5月10日上午，由公安部刑侦专家、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昆明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专案组进驻南门村。组长是刑侦专家陈建国，有三十多年刑侦经验。

“这个案子不简单。”看完材料，陈建国说，“要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失踪悬案，要么...是惊天大案。”

专案组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勘查所有失踪现场。第二件事，是调查张永明。

“他有重大嫌疑。”陈建国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第一，有杀人前科；第二，独居，有条件作案；第三，活动范围与失踪区域高度重合；第四，有村民反映他深夜推板车活动，这很不正常。”

“但没有直接证据。”有组员说。

“那就找证据。”陈建国说，“申请搜查令，搜他家。”

5月11日上午9点，搜查令获批。二十名民警包围了南门大街225号。张永明正在院子里喂狗，看见警察，他放下狗食盆，拍了拍手。

“张永明，因涉嫌与多起失踪案有关，现依法对你家进行搜查。”陈建国出示搜查令。

张永明点点头，让到一边。三条大狗狂吠，被他呵斥住。

搜查，从这一刻开始，将揭开的是一幅地狱般的图景。

7

上午9点15分，搜查开始。

张永明的家是三间平房，院子约五十平米，杂乱地堆着农具和柴火。三条大狗被拴在角落，对着警察狂吠不止。

“从厨房开始。”陈建国说。

厨房很简陋：土灶、水缸、一张旧桌子。但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灶台旁的地面，有几块砖的颜色与周围不同。

“撬开。”

砖被撬开，下面是一个用空心砖砌成的平台。移开最上面的砖，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涌出：腐肉的甜腥，混合着石灰的刺鼻。

手电光照进黑暗。五个白色塑料桶整齐排列。打开第一个桶盖，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桶里，是密密麻麻的肉块。暗红色，纹理清晰，浸泡在暗黄色的液体中。

“是肉。”法医戴着手套，捞出一块，“有皮肤组织，是...人肉。”

第二个桶，装的是内脏：心脏、肝脏、肾脏...已经变色，但形状可辨。

第三个桶，是四肢：手掌、脚掌、小臂...

第四个桶，第五个桶...分类整齐，像肉铺的冷柜。

“拍照！固定证据！”陈建国声音发颤。从警三十年，他从未见过如此场景。

平台下的空间里，还发现了六个麻袋。打开，里面是衣服、裤子、鞋子、书包...还有手机、钱包、学生证。

“这是...谢海俊的校徽！”一个民警拿起一枚徽章，声音哽咽——他参与了谢海俊失踪案的调查。

“这是陈涛的手机！”另一人举起一部诺基亚手机，手机壳上贴着篮球贴纸。

“韩耀的实习证...”

证物一件件被取出，在院子里铺开。十七个失踪者，至少十一个人的物品被找到。

但最骇人的发现在卧室。

卧室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桌上，几个不锈钢盘子一字排开，里面盛着已经风干的肉块。墙上，一块透明胶带粘着一片皮肤——上面纹着一朵玫瑰和一头小猪。

“陈涛...”陈建国闭上眼睛。那个17岁男孩的母亲说过，儿子左臂纹了玫瑰和猪，玫瑰是妈妈的生肖，猪是自己的。

搜查范围扩大到院子。在墙角，民警发现一片泥土颜色异常。挖掘开始。

第一铲下去，碰到硬物。是骨头。

第二铲，第三铲...更多的骨头。股骨、肋骨、椎骨...都被砍成十几厘米长的碎块。

“叫法医！叫支援！”陈建国吼道。

增援的民警和法医赶到时，院子已经被挖开一片。泥土被筛出，剩下的几乎全是骨头碎块。法医初步判断，属于至少五个个体。

“菜地！”陈建国指向屋后。

菜地里种着白菜和萝卜。挖掘机开来，翻开土壤。更多的骨头，更深，更多。有些骨头上还连着肌腱，有些有明显的切割痕迹。

“像...像屠宰场。”一个年轻民警忍不住跑到墙角呕吐。

下午3点，在张永明家旁的枯井里，民警找到了相对完整的骸骨。四具，都是青少年，但都没有头颅。

“头呢？”陈建国问。

张永明被戴上手铐，坐在警车里。从始至终，他面无表情，看着自家院子被挖开，看着一袋袋证物被搬出，看着民警在菜地里筛出白骨。

“张永明，”陈建国拉开车门，“那些人，是不是你杀的？”

张永明抬头，眼神空洞：“哪些人？”

“那些失踪的孩子。”

沉默。

“说话！”

“我不记得了。”张永明说，“你们找到了多少衣服？”

“什么？”

“衣服。”张永明重复，“你们找到了多少件衣服，大概就是多少人。”

陈建国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

“他们在哪？那些头在哪？”

张永明转过头，看向窗外：“喂狗了。”

三个字，轻飘飘的，却让在场所有民警如坠冰窟。

搜查持续到深夜。在张永明家搜出的人体组织，最终确认属于11名失踪者。另外6人，可能早已化为黄土，或散落荒野。

三条大狗被带走。解剖发现，它们的胃容物中有人体组织残留。

“他用人肉喂狗。”法医报告写道。

5月12日凌晨，张永明被正式刑拘。消息传开，南门村炸了锅。

“怪不得他家的狗那么凶...”

“我闻过他家的炖肉味，还以为是羊肉...”

“我孙子失踪前，说看见张永明在路边对他笑...”

恐惧、愤怒、后怕，在村庄弥漫。而更大的疑问是：这个恶魔，究竟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下，杀戮七年？

8

2012年5月12日上午9点，昆明市公安局审讯室。

张永明戴着手铐脚镣，坐在审讯椅上。他表情平静，甚至有些漠然，仿佛即将被审讯的不是自己。

主审是陈建国，副审是省厅刑侦专家李文。记录员小王坐在一旁，手指微微发抖——他参与了搜查，见过那些塑料桶里的内容。

“张永明，知道为什么抓你吗？”陈建国开门见山。

“知道。”声音平稳。

“为什么？”

“杀了人。”

“杀了谁？”

沉默。

“说！”

“不记得了。”张永明抬起头，“太多了，记不清。”

李文接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005年吧，也可能更早。”张永明歪着头，像在回忆，“第一个...是个修摩托的，晚上在路上走。我跟着他，到没人的地方，用皮带勒住脖子。他没怎么挣扎，一会儿就不动了。”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没问。”

“尸体呢？”

“拉回家，拆了。”张永明语气平淡，像在说杀鸡，“肉剔下来，骨头扔地里。头...头喂狗了。”

记录员小王的手开始抖。李文按住他，继续问：“为什么要杀人？”

张永明想了想：“他们瞧不起我。”

“谁？”

“所有人。”张永明说，“村里人，都瞧不起我。说我坐过牢，是杀人犯。那些小孩，看见我就跑。”

“所以你就杀他们？”

“嗯。”张永明点头，“杀了，就安静了。”

审讯持续了三小时。张永明交代了11起命案，细节与现场物证吻合：

1.2005年3月，刘伟，用皮带勒死，分尸，部分肉“腌起来了”。

2.2007年5月，李汉雄，扼颈致死，尸体埋在菜地，“后来挖出来重新处理过”。

3.2011年1月，谢海俊，诱骗至家中，用锤子击打后脑，“他挣扎了一会儿”。

4.2011年9月，陈涛，在公厕用绳子勒死，“他手机响了，我砸了”。

5.2012年2月，采云伟，同样在公厕，“从后面勒住，他踢倒了水桶”。

6.2012年4月，韩耀，“那个大学生，很瘦，没费什么劲”。

每交代一起，张永明就停一会儿，像在回忆细节。说到分尸过程时，他语气甚至有些“专业”：

“要先放血，不然肉不好吃。关节要卸开，脊椎最难砍...我买了把新斧头，好用。”

“你吃人肉？”李文问。

张永明沉默。

“说话！”

“吃过。”张永明说，“不然浪费了。”

“怎么吃？”

“炖，或者炒。放辣椒，去腥。”张永明舔了舔嘴唇，“人肝最好吃，嫩。”

记录员小王冲出去呕吐。陈建国脸色铁青，李文的手在桌子下握成了拳。

“为什么要吃？”

“好奇。”张永明说，“想尝尝什么味。后来...就习惯了。”

“还做了什么？”

“卖过。”张永明说，“冒充鸵鸟肉，在镇上卖。便宜，买的人多。”

审讯室里死一般寂静。能听见记录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窗外隐约的车流声。

“总共杀了多少人？”陈建国最后问。

张永明想了很久：“不记得了。你们找到了多少件衣服？”

“我们在问你！”

“二十多个吧，可能三十个。”张永明说，“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了，记不清。”

“头呢？那些头在哪？”

“喂狗了。狗爱吃脑。”张永明说，“有时候埋了，有时候扔河里。”

“那些失踪的人，都是你杀的？”

“大部分是。”张永明说，“有几个不知道，可能跑了，或者被别人杀了。”

审讯结束，张永明被押回看守所。走出审讯室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说：“我枕头底下，还有本日记。”

民警在他枕头下找到一本硬皮笔记本。翻开，里面是用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

“2005年3月12日，今天弄了个修车的。肉有点老。”

“2007年5月1日，小孩，嫩，好吃。”

“2011年1月27日，学生，戴眼镜，挣扎得厉害。”

“2012年4月25日，大学生，瘦，没多少肉。”

日记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

“人就是动物，杀了就杀了。”

看日记的民警当场崩溃，痛哭失声。

9

2012年7月2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能容纳三百人的旁听席座无虚席。前排，十七个失踪者家庭的家属，手捧遗像，神情悲戚。韩耀的母亲李玉莲抱着儿子的学士服照片，谢海俊的父亲谢顺生捧着“三好学生”奖状，陈涛的母亲抚摸着手臂——她在儿子纹身的位置，纹了同样的玫瑰和小猪。

“传被告人张永明到庭！”

法警押着张永明走入法庭。他穿着橘色囚服，戴着手铐脚镣，步伐缓慢。经过家属席时，有人发出压抑的啜泣，有人咬牙切齿。

“畜生！”一个中年妇女喊道，被法警制止。

张永明面无表情，在被告席坐下。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声音在寂静的法庭里回荡：“...2008年3月至2012年4月间，被告人张永明分别在晋城镇南门大村附近、鑫云冷库附近、蓉辰冷库附近等地，先后将谢海俊、陈涛、采云伟、韩耀等11名被害人杀害，并将尸体拉回住处分尸、毁尸...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每念到一个名字，家属席就传来一阵哭声。陈涛的母亲晕倒在地，被扶出法庭。

举证环节，公诉人出示了五桶人体组织、六麻袋衣物、菜地里的骸骨、枯井中的尸骨、墙上的纹身皮肤...照片在投影屏上闪过，旁听席响起阵阵惊呼和干呕。

“经DNA鉴定，上述人体组织分别属于谢海俊、陈涛、采云伟、韩耀等11名被害人...在被告人张永明家中搜出的衣物、手机、证件等物品，经家属辨认，确属失踪者所有...”

张永明的辩护律师试图做精神鉴定辩护，但被驳回——司法鉴定显示，张永明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最后陈述环节，审判长问：“被告人张永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张永明缓缓站起，手铐哗啦作响。他环视法庭，目光扫过哭泣的家属，扫过愤怒的群众，扫过表情凝重的法官。

“我认罪。”他说。

三个字，平淡，冰冷。

“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辩护律师补充。

“驳回。”审判长敲下法槌，“现在休庭，合议庭评议。”

休庭的三十分钟，是家属们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谢顺生握紧妻子的手，李玉莲闭上眼睛祈祷，陈涛的父亲盯着天花板，不让眼泪流下。

“嘭！”法槌再响。

“全体起立！”

法庭肃静。审判长宣读判决书：

“...被告人张永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应依法严惩...虽如实供述罪行，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判决如下：被告人张永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话音未落，家属席爆发出痛哭。有人跪倒在地，有人仰天大喊，有人紧紧拥抱。

张永明面无表情。法警押他离开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嘴角似乎动了动，像在笑。

2013年1月10日，清晨7点，昆明市看守所。

张永明吃了最后一餐：一碗米线，两个包子。他吃得很慢，很仔细。

7点30分，法警验明正身。

“有什么遗言？”

张永明摇头。

7点45分，押赴刑场。沿途戒严，但仍有群众聚集。有人举着横幅：“恶魔伏法，告慰亡灵”。

8点整，枪声响起。

消息传回南门村，村民放起了鞭炮。但很快，鞭炮声停了——他们意识到，这没什么可庆祝的。17个生命永远消逝，17个家庭支离破碎，正义迟到了七年。

李玉莲捧着儿子的骨灰盒——从菜地里筛出的，属于韩耀的只有几块趾骨——去了滇池边。她把骨灰撒进湖水，轻声说：“儿子，妈带你回家。”

谢顺生辞去了教师工作，开了个小卖部。他说：“讲了一辈子数学，最后发现，有些东西算不清。比如，为什么是我儿子？为什么是17个？”

陈涛的父母搬离了晋城镇。“每一条街，每一个巷子，都有他的影子。”陈母说，“我受不了。”

南门大街225号被推平，原地建起了社区健身广场。但村民们很少去那里锻炼——他们说，夜里能听见狗叫，能闻见奇怪的味道，虽然那只是心理作用。

而张永明的日记，被锁在公安局档案室最深处。最后一页，法医添加了一行字：

“恶魔伏法，但恶魔留下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

10

张永明被处决了，但案子留下的疑问，像幽灵一样在南门村游荡。

第一个谜：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法院认定的被害人是11人，但失踪者是17人。另外6人——包括最早的刘伟——下落如何？

“从张永明家搜出的衣物、鞋子超过50套。”参与办案的民警透露，“有些很旧了，可能是90年代的衣服。但时间太久，无法做DNA鉴定。”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张永明的供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有几个，埋在后山了。后来盖了房子，挖不出来了。”

晋城镇在2008年后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南门村周边建起了住宅小区和商业街。如果张永明说的是真的，那么那些遗骸，可能永远埋在了高楼大厦的地基下。

第二个谜：人头去了哪里？

11名确认的受害者，无一发现完整头颅。张永明说“喂狗了”或“扔河里了”，但警方在三条狗的粪便残渣中并未发现大量头骨成分，南门河的打捞也一无所获。

“可能被处理掉了。”法医推测，“头骨比较硬，要彻底销毁需要专业工具。张永明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处理方式。”

有村民回忆，曾看见张永明深夜在自家院子烧东西：“火很大，烟是黑的，有怪味。”但当时以为他在烧垃圾。

第三个谜：有没有同伙？

张永明坚持说所有案子都是他一人所为。但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几个疑点：

第一，部分受害者体重超过70公斤，而张永明已年近六十，如何独自制服、运输？

第二，菜地和枯井中的骸骨，有些埋藏深度超过1.5米，一人挖掘难度很大。

第三，有村民反映，曾在深夜看见张家“有不止一个人影”，但无法确认。

“不排除有同案犯的可能。”陈建国在案件总结中写道，“但由于张永明已死，且物证不足，难以继续深挖。”

第四个谜：为何能持续七年？

从2005年到2012年，17人失踪，警方为何没有并案侦查？

晋城镇派出所的接警记录显示，几乎每起失踪案，接警民警的初步判断都是“可能外出打工”或“与家人闹矛盾离家出走”。直到韩耀失踪引发媒体关注，才引起重视。

“基层警力不足是事实。”一位退休老民警说，“但更重要的是，没人往连环杀人那方面想。总觉得，这种电影里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辖区？”

第五个谜：村民真的毫无察觉？

案发后，村民们纷纷表示“没想到”、“太可怕了”。但真的毫无蛛丝马迹吗？

张永明家的狗异常凶猛；夜里经常有推板车的声音；偶尔飘出的“炖肉”怪味；菜地里的土经常翻新；张永明经常在坟地转悠...

“其实大家都觉得不对劲。”村民老赵在采访中说，“但农村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他坐过牢，谁敢惹？”

这种“不敢惹”的心态，无形中成了张永明的保护伞。

第六个谜：精神病？反社会？

庭审中，张永明的精神鉴定结果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报告也指出他“有明显反社会人格障碍，缺乏共情能力，对生命漠视”。

心理学专家分析，张永明的犯罪可能源于几个因素：遗传（家族暴力史）、童年创伤（母亲暴力、被歧视）、长期孤独、以及第一次杀人后未受到足够惩罚的心理强化。

“他可能从杀人中获得了掌控感和权力感。”专家说，“在长期被歧视、被边缘化后，杀人成了他证明自己‘强大’的方式。”

但所有这些分析，都无法完全解释张永明为何会发展到吃人、卖人肉的程度。这已经超出了普通连环杀手的范畴，进入了“恶魔”的领域。

2013年3月，在张永明被处决两个月后，云南省公安厅发布了《晋城系列杀人案调查报告》。报告承认“基层公安机关在前期处置中存在重视不够、排查不力的问题”，并宣布在全省开展“重点人员排查管控专项行动”。

但这一切，对那17个家庭来说，已经太迟了。

2014年清明，李玉莲在儿子墓前放了一束花。墓碑上没有照片，没有生卒年月——韩耀的遗体大部分没有找到，墓里只有那几块趾骨。

“妈每天都会想起你最后那条短信。”她轻声说，“‘妈，我到工地了’。如果那天我没让你去实习，如果那天我让你请假，如果...”

没有如果。

风吹过坟头的青草，像叹息。

11

张永明伏法了，但他留下的创伤，在南门村、在晋城镇、在那17个家庭中，永远无法愈合。

家庭之殇

谢顺生，那个曾经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数学老师，现在整天坐在小卖部门口发呆。“我教了三十年书，教学生要诚实、善良、相信正义。”他苦笑着，“可我自己的儿子，就消失在我相信的这个世界里。”

他的妻子在儿子失踪后得了抑郁症，几次自杀未遂。案发后，她病情加重，被送进精神病院。“她总说听见海俊在喊‘爸爸救我’，可我叫不醒她。”

陈涛的父母卖掉了晋城镇的房子，搬到了昆明。但逃离并不能治愈伤痛。陈母在手臂上纹了和儿子一样的玫瑰与猪，她说：“这样，他就永远和我在一起了。”但她再也没打过篮球——那是儿子最爱的运动。

李汉雄的父亲李建国，在儿子失踪后开始酗酒。2013年冬天，他醉倒在雪地里，再也没醒来。死时手里攥着儿子12岁生日照片，背面写着：“爸找你找到死。”

韩耀的母亲李玉莲，成了失踪者家属互助会的负责人。她帮助其他类似家庭寻找亲人，推动“失踪人口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我不能让其他母亲经历我的痛苦。”她说，但每个夜晚，她仍然会惊醒，梦见儿子在黑暗中呼喊。

村庄之变

南门大街225号被推平后，原址建起了健身广场。但村民们很少去。“总觉得阴森森的。”有村民说，“尤其到了晚上，好像还能听见狗叫。”

实际上，张家的三条狗在被解剖后，尸体被焚烧，骨灰深埋。所谓的狗叫，只是心理作用。

但阴影是真实的。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愿回来。“名声坏了。”村干部叹气，“一说晋城南门，人家就问是不是那个吃人村。”

旅游业受到重创。原本规划中的“古滇文化乡村旅游项目”被搁置，投资商撤资。“谁愿意来这种地方玩？”镇领导无奈。

更深远的影响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村民不再让孩子单独外出，见到陌生人会立刻警惕，邻里间的串门也少了。“谁知道身边还有没有第二个张永明？”有村民私下说。

制度之问

张永明案暴露出的，不仅是个人之恶，更是系统之失。

第一，重点人员管控的漏洞。
一个有两次暴力犯罪前科（其中一次致死）的人，出狱后竟没有任何有效监控。司法所的“定期回访”流于形式，派出所的“重点关注”只是纸面文章。

“我们社区就两个人，要管三千多人，哪顾得过来？”晋城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辩解。但事实是，在张永明出狱后的15年里，司法所的回访记录只有薄薄三页，最近一次是2009年——“表现正常，务农为生”。

第二，失踪人口报案机制的僵化。
“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的规定，在基层被机械执行，甚至演变成了“不到24小时不接警”。刘伟、李汉雄的家属都曾因“未满24小时”被拒。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云南省公安厅在事后检讨中承认，“对有明显疑点的失踪案，应当立即介入。”

第三，并案侦查意识的缺失。
7年，17起失踪案，发生在同一区域，受害者特征相似（年轻男性），竟没有并案侦查。各派出所各自为政，信息不共享。

“如果早一点并案，早一点发现模式...”陈建国在退休前写的反思材料中写道，“但历史没有如果。”

第四，基层治理的麻木。
村民的“不敢惹”，村委会的“不想管”，派出所的“不重视”，形成了纵容犯罪的温床。张永明能在众目睽睽下杀人七年，不是因为他多高明，而是因为所有人都选择了视而不见。

“我承认，我们村委会也有责任。”南门村老村长在案发后辞职，“总觉得‘疯子’嘛，不惹他就行了。没想到...”

张永明被处决后，网络上掀起激烈讨论。有人呼吁恢复酷刑，有人要求追究警方责任，更多人则陷入深层的恐惧：如果张永明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该如何识别？如何防范？

心理学家指出，绝大多数连环杀手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童年创伤、社交孤立、虐待动物、对暴力着迷...但具备这些特征的人，绝大多数不会成为杀手。

“关键不是识别‘潜在杀手’，而是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监控体系。”犯罪学专家说，“让有心理问题的人能得到帮助，让有犯罪倾向的人受到约束。”

在张永明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如果有心理干预；在他出狱后，如果有有效监控；

在第一次失踪案发生时，如果有认真调查...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但所有这些“如果”，都已随风而逝。

2015年，晋城镇立了一块警示碑，上面刻着17个名字。碑文最后写道：“勿忘悲剧，敬畏生命，守望相助。”

每年清明，都有家属来献花。但更多的日子，石碑孤零零立在风中，像在质问每一个路过的人：

我们，真的从这场悲剧中学到了什么吗？

李玉莲还在为其他失踪者家庭奔走。2021年，她推动建立了“云南省失踪者家属互助基金”，为那些寻找亲人的家庭提供法律和心理援助。

“我儿子回不来了。”她说，“但我希望，其他孩子能回来，其他母亲不用经历我的痛苦。”

但她也知道，有些伤害无法弥补。有一次，她遇到一个同样失去儿子的母亲，两人抱头痛哭。那位母亲说：“我宁愿我儿子是死了，而不是被...”

话没说完，但李玉莲懂。死亡是终结，但那种死法...是连想象都不忍的噩梦。

2022年春天，李玉莲再次来到南门村。健身广场上，孩子们在玩耍，老人在晒太阳。阳光很好，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

“妈！”

一个小孩跑过，扑进母亲怀里。年轻的母亲笑着抱起孩子，亲了亲他的脸。

李玉莲转过身，泪流满面。

在离开的车上，她看到路边立着一块新的标语牌，上面写着：

“邻里守望，平安晋城。”

但愿如此，她想。

但愿如此。

(根据网络披露案件进行创作，为符合文学创作需求，部分内容进行文学夸大修饰创作，但案件本身未作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