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患为何难以根治？又是如何终结的

倭寇一词，源于“倭”（日本旧称）与“寇”（劫掠者）的结合，最早见于公元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铭，元代后成为侵扰中朝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固定称呼。从元末到明嘉靖年间，这股势力最初以日本浪人、武士为核心，后来逐渐裹挟大量中国走私者，形成真倭与假倭混杂的劫掠集团——表面是贸易诉求，实则烧杀掳掠成常态，哪怕明朝多次遣使交涉，也只换来暂时收敛，见利可图或防备松懈便再度作乱。

明朝是倭患最严重的朝代，有记载的侵扰超过780次。洪武至永乐年间约94次，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频繁遭袭，引起明太祖朱元璋高度重视；永乐至正德年间近百年，倭患相对平和，仅17次，永乐十七年的望海埚之战全歼来犯倭寇，北方沿海倭患显著减少；到嘉靖年间，倭患达到顶峰，1523年日本使团因贸易资格在宁波爆发“争贡之役”，直接导致明朝严行海禁，1551年汪直率数百艘船大举劫掠浙东，1555年甚至有六七十人的小股倭寇从绍兴登陆，横行数千里直逼南京，杀伤数千军民，持续80多天才被剿灭。这一时期有记载的倭患高达628次，占明朝总数的八成以上。

很多人以为倭寇全是日本人，实则不然。据《明实录》《明史》记载，嘉靖年间参与倭寇的中国人比日本人还多，福建、浙江一带近半沿海人口都与这股势力有牵连。这些人多是因明初海禁失去生计的渔民、商人，先做走私贸易，后沦为劫掠者——同一批人往往先做生意，再变成强盗，福建林、叶、郑等家族的族谱中，就有不少人当年混迹倭寇。倭寇更像是沿海社会危机的产物，海禁切断了他们的活路，才让这股势力越滚越大。

倭寇的危害远超想象。他们深入沿海村庄、城镇，劫掠粮食、丝绸、金银珠宝等物资，一部分带回日本销售，一部分用于自身挥霍；还抓捕大量沿海民众贩卖为奴，获取奴隶贸易利润；更与中国奸商勾结，垄断中日及东南亚海上走私，将丝绸、瓷器走私出境，再把日本硫磺、东南亚香料走私入境，赚得巨额差价。这些行为让沿海民众家破人亡，严重冲击了明朝的财政和统治。

直到嘉靖末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登场，才扭转局面。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工、农民组建“戚家军”，用“鸳鸯阵”（由12人组成，长短兵器配合）克制倭寇单兵作战优势，嘉靖四十年在台州九战九捷，彻底平定台州倭患；俞大猷出身武将世家，提出“海疆防御应以水师为主”的战略，与戚继光联手围攻平海卫，歼灭倭寇数千人；谭纶作为文官，历任浙江、福建巡抚，统筹全局，支持戚家军建设，协调各方力量，为抗倭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到嘉靖四十五年，倭寇主力基本被平定。

隆庆元年，明朝解除海禁，合法贸易渠道打通，加上军事上的持续压制，倭患逐渐缓和。同时日本国内局势变化也起了关键作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禁绝出海，德川家康更严厉实施锁国政策，日本海盗再难大规模渡海侵扰。到清朝，朝廷实行“迁海”政策，将沿海居民内迁数百里，让倭寇无利可图，加上日本锁国，东南沿海再也没发生大规模倭患，困扰中国数百年的倭患终于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