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朱维铮

朱维铮的大名，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历史系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文选》,使用的教材就是周予同主编的，而刚刚大学毕业的朱维铮则是他编辑这部教材的主要助手，并且名字也出现在该教材的序言中。据我对数种《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了解和比较，我认为，他们二人编辑的这部教材，至今仍是此类教材中最好的，其选材的适当，注释的精审，文献信息的丰厚，还没有哪一部教材能够超过。

与朱维铮见面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了。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项观奇老师正给学生讲授《历史科学概论》,他请自己母校的老师朱维铮来山大作学术报告，住在济南军区第二招待所，我前去拜访，相谈甚欢。我送了一本我的《梁启超传》请他指教，他说他已经读过，同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回赠了一本他与姜义华先生共同注释的《章太炎选集》。记得那次我谈到了上海的汤志钧先生，我认为周予同先生去世后，他的经学研究在中国就是较高水平的了，因为不久前汤先生也来山大作关于经学的学术报告，我听了很是佩服。不料朱对汤嗤之以鼻，说了一些很不敬的话，还透露了汤在“文革”中对周先生的种种“恶行”。我明白他们之间可能有些个人恩怨，就用别的话岔开了。朱的学术报告我听了几次，他的学识，尤其是对先秦文献熟悉的程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大概是80年代后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与朱先生又见面了，那时，山东电视台拍摄的16集电视剧《孔子》正在全国播映。此剧正式播映前，曾在北京和上海邀请部分专家学者看样片、提意见。据反馈回来的信息，北京学者肯定较多，上海专家则否定较多，而上海专家提否定意见最多的就是蔡尚思和朱维铮两先生。我想这不奇怪，因为他们一直对孔子持否定态度，而电视剧基本上是将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来正面描绘的。山东电视台在播映前，也曾邀集安作璋、徐洪修、李启谦等山东史学和文学界的学者观片座谈，我也有幸参加了。我们认为虽然该电视剧有些缺点和不足，但基本值得肯定，因为它塑造的孔子比较准确地再现了《论语》《左传》和《史记》等文献中记载的传主的思想和事迹，没有当今不少历史剧的想当然的“戏说”,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这次与朱在他的房间聊天，说到电视剧《孔子》,朱立即正色道：“你们山东人精心塑造了一个假孔子!我和蔡尚思先生都是这种意见。就说在电视剧中出现的自然环境吧，不少时候都是灰黄的田野，那个时代，山东、河南、安徽这些孔子到过的地方，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怎么能都是灰黄的田野呢?”接着又讲了一些“违反历史真实”的地方，最后的结论是，该片出现的孔子是一个远离历史真实的“假孔子”。对于朱先生的高论，套用一句“谦词”,我实在不敢苟同，就委婉地说，该片播映前，我也看过，觉得基本符合历史真实。我认为，自孔子死后，无论是出现在学者笔下的孔子和他的思想，还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孔子形象，都是经过学者和作家的思考复原的孔子，无论多么接近历史真实，与真实的孔子都有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后世文献中记载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孔子，假的成分更多。就是你朱先生和蔡先生笔下的孔子，也只能是假孔子。但从另一方面讲，学者和作家从主观上都希望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他们笔下的孔子又能或多或少地接近真实的孔子。朱先生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仍然坚持他理解的孔子是真的，别人的都是假的。我们两人只能友好地“存异”了。

90年代初，我指导的硕士生项扬报考朱先生的博士生，我事前致他一信，请他关照。主要由于项扬在业务上比较优秀，她被顺利地录取了。项扬当年寒假回济南，与我谈起在朱先生那里学习的情况，大叹苦经，说朱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到苛刻的程度，每次上他的课，大家都是战战兢兢，唯恐被突然提问答不上来，少不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我劝项扬努力适应，无非是加倍用功，因为朱先生欣赏的是业务上的强者。后来我也听到朱先生的一位同班同学对他指导研究生的评论，毁誉参半。

1993年是侯外庐先生诞辰90周年，当年秋天，山西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联合在太原和侯先生的故乡平遥召开侯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与会的大多数学者都对侯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历史学，尤其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开拓性贡献作了充分肯定。与会的朱先生也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要点有二：一是侯先生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所贡献，二是侯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我的印象中，对侯先生的学术贡献评价最低的就是朱先生。大概是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去朱先生住的房间拜访，谈了些彼此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姜义华先生也熟悉，在离开朱先生的房间时，就说：“姜义华先生最近还好吧?请您代我向他问好。”不料朱先生讲了一句我怎么也意料不到的话：“此人我不认识!”后来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朱和姜虽然同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双子星座”,是该系在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中年学者，但私人芥蒂极深，双方关系已经达到“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的境界了。

此后，我同朱先生虽然再也没有谋面的机会，但还不时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消息和对他各式各样的议论，去年还看到他对于丹近于苛刻的评论。通过读他的论著和与他的接触，我对朱先生形成了几点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就学问而言，他的确应该算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敢言人所不敢言，一些观点真有“标新立异二月花”之概。二、就性格而言，他可谓史学界的特立独行之士，昂首天外，高视阔步，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党同伐异，不计后果，嬉笑怒骂，率性而行，因而招来不少非议。三、自信到绝对，“马、恩、列、斯、毛，老子天下第六名”,目空一切，睥睨群伦，自视学界的玉皇龙王。因乎此，他在学界的朋友也就只能是“少而精”了。如今他遽归道山，阴阳两界，天人阻隔，我衷心祝愿他躁动的灵魂在天国安息。我认为，朱先生的才情和性格只适合做学者，而他也选择了学术作为终生的职业，这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他自己，都应该是最大的幸事。

转自《历史学家茶座》第3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