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女子最风流女作家，为何会睡3000男性，但28岁却自尽

1928年4月19日，一艘轮船正破开浪花，由香港驶向上海。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艘船上，即将上演一幕令人咋舌的悲剧。

天还没亮，四周黑得像墨汁一样。

一位打扮时髦、衣着华贵的年轻女人，光着脚丫走到了甲板边沿。

她脸上没有一丝迟疑，也没大喊大叫，身子往前一倾，便坠入了那冰冷刺骨的海水里。

这姑娘名叫余美颜，那年刚刚二十八岁。

这一跳，可不光是一桩寻短见的案子，在当时简直就是颗扔进舆论场的炸弹。

要知道，在那个年头的民国，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铺天盖地的流量——她前脚刚出了一本叫《摩登情书》的奇书，在书里自爆跟三千个男人有过一腿。

那阵仗，名气甚至一度压过了林徽因和陆小曼。

旁人看这事儿，多半觉得是个风流女人的精神崩溃。

可要是把她这辈子几个紧要关口掰开了揉碎了看，你会发现，这骨子里其实讲的是一个关于“做买卖”的故事。

她折腾了一辈子，无非是想用手里攥着的这点筹码——脸蛋、身段、钞票——去换一样东西：自由。

只可惜，她面对的那个世道，打根儿起就没想过跟她做公平交易。

余美颜的第一笔“买卖”，是跟那个守旧的家庭秩序谈的。

1900年，她生在广东台山一个开典当行的富商家里。

母亲喝过洋墨水，教她洋文，弄得她满脑子都是想要解放、想要飞。

可现实太硬，她头一回想去抓自由——跟隔壁帅气的小伙子私定终身——结果是被爹妈锁进屋里，直接断了念想。

老两口的解决办法简单粗暴：赶紧嫁出去。

她被硬塞给了谭家的少爷谭祖香。

按理说这是包办婚姻，可巧的是，这谭少爷是个喝过洋墨水的海归，人长得精神，脑子也活泛。

两人居然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很是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

但这笔“幸福账”没记多久就烂了。

婚后没几天，谭祖香得去美国谈生意，余美颜想跟着一块儿去。

这时候，摆在她眼前的就两条道：

第一条，老实待在谭家，当个守活寡的少奶奶，天天受婆婆和小姑子的气。

第二条，把规矩砸了，争取跟丈夫一块走，或者自己找条活路。

谭家那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理由是“怕拖累男人”。

余美颜没办法，只能留守，立马就掉进了孤立无援的坑里。

衣服稍微穿少点，就要挨小姑子和婆婆的骂；给大洋彼岸的丈夫写信，却像石头扔进海里，连个响都没有。

换做一般的旧式女人，也就忍了。

熬个几年，要么等男人回来，要么自己熬成婆婆。

可余美颜心里盘算得清楚：与其在这儿受窝囊气，不如回娘家搬救兵。

她气呼呼地跑回娘家，指望爹妈能给自己撑腰。

哪知道爹妈的心肠更硬：回婆家去。

男人不回来，你就守一辈子活寡。

这算是她人生头一个岔路口。

婆家是冰窟窿，娘家也不要她，她把心一横，决定谁也不靠，单枪匹马杀去广州。

她以为离了家就是自由，却没算计到这社会的风险有多大。

前脚刚到广州，正赶上孙中山的海军总长程璧光遇刺，全城抓人。

余美颜穿得花枝招展又是一个人瞎晃荡，直接被当成嫌疑犯关进了大牢。

虽说她姨夫是个县长，把人给捞了出来，但这事儿让谭家觉得丢尽了脸，一封休书直接甩了过来。

她亲爹觉得家门不幸，转手把她送进了“习艺所”——说白了就是个变相的劳改队，让她去学女工。

从豪门少奶奶到阶下囚，这一年，现实的大巴掌狠狠教训了她：手里没实力，想要自由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一年后，从习艺所放出来的余美颜，简直像换了个人。

既然当“良家妇女”这条路被人堵死了，她干脆一脚油门踩到底。

她开启了一场更加疯狂的交易：拿自己的身体当本钱，去换口袋里的钱和身体上的痛快。

她把自己打扮得妖艳得很，头上插着大红花，整天在广州的舞厅、赌场、酒局里钻来钻去。

陪人跳个舞就能拿小费，看谁顺眼就跟谁过夜。

她甚至放话出去，说那档子事儿跟吃饭穿衣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

她还拉了三个姑娘组了个“四大金刚”，她自己是大姐头。

男人们成了她的玩物，也成了她的提款机。

这会儿的余美颜，看着像是赢家。

手里有钱，屁股后头有人追，甚至把自己的那些破事写成了《摩登情书》和《现代情书》，居然成了畅销书作家，连电影明星杨耐梅都把她的书改成了电影《奇女子》。

可她心里那本账，真的算赢了吗？

并没有。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是想找个知心人，过那种“正常人”的日子。

于是，她把赚来的大把钞票推上桌，想重新入局。

可这几次“补仓”的操作，一次比一次输得惨。

头一回，她碰上个姓何的香港商人。

这男的比她大二十岁，对她嘘寒问暖。

余美颜以为找到了避风港，跟着去了香港当了二房。

结果呢？

狗改不了吃屎，她改不掉逛戏院赌场的毛病，那何商人嫌她败家又不检点，当众给她没脸，直接解除了婚约。

第二回，是输得最彻底的一次“套牢”。

25岁那年，南海县县长的儿子对她穷追不舍。

这官二代又是送钱又是送花，还在乡下租了个别墅同居。

乍一看，这又是个嫁入豪门的好机会。

可那个当县长的爹出手了。

他先把儿子关起来，然后给余美颜开了个条件：还钱。

只要把儿子在她身上花的两万大洋吐出来，这婚事就有的谈。

两万大洋，在民国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余美颜为了这笔钱，跑遍了大城市，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居然奇迹般地凑齐了。

当她满心欢喜地把钱拍在县长桌上时，那县长压根没想履约，反手就扣了个“土娼”的帽子要抓她。

这从头到尾就是个局。

在权力的眼里，她的钱是脏的，她的人也是脏的。

她拼了老命赚来的“赎身费”，最后成了打在自己脸上的一记耳光。

走到这一步，余美颜的人生其实已经崩盘了。

她试着去美国旧金山找前夫谭祖香复婚，那是她记忆里唯一一点温存。

可前夫早就听说了她的那些风流烂账，直接把门关死了。

最后的最后，她想去佛祖那儿找个清净。

她跑到香港九龙的一个尼姑庵，想剃了头发当尼姑，把红尘俗事都断了。

但这更像是一出黑色幽默剧。

哪怕躲进了庙里，还是有那些公子哥追过来纠缠。

她虽然没搭理，可庙里的师太觉得她“尘缘未了”，把佛门清净地搞得乌烟瘴气，直接把她赶出了山门。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绝望。

家里人嫌弃她，前夫不要她，豪门坑骗她，连佛祖都容不下她。

她手里攥着畅销书的版税，顶着“民国最风流女作家”的名号，却发现天地之大，竟然没有她能站脚的一块地砖。

她在遗书里写道：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只有死才是解脱。

1928年4月19日，她站在那轮船甲板上。

回头看这短短二十八年，她把放纵当成了自由，开了女性不敢想的风气，却也给自己招来了一身的脏水。

她以为只要敢把规矩砸烂，只要手里有钱，就能买来尊严和自由。

可那个时代的账本上，从来就没给她留过“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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