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等关税被推翻后的退款问题

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否掉，三个自由派大法官加上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戈萨奇和巴雷特，都认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不管怎么解释都不能得出授权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一结论。

在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几天后，我写了一文，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对等关税无效后，我又写了，并初步探讨了对等关税如被最高法院推翻，白宫可以征收关税的其他替代法律工具。对11月5日的庭审，我也做了跟进：

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正式给IEEPA为基础的关税判了死刑。但IEEPA之外已经存在的关税，比如汽车、钢铁、铝、木材这类行业关税，以及232、301体系下的关税，由于不在这次诉讼争议范围内，所以不会受最高法院裁决影响，还是照常有效。

但这一纸裁决的确像白宫反复警告的，对美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带来很大不干扰。欧盟说我们得认真研究研究这个裁决再跟美国谈。巴西副总统说这个裁决太重要了，我们会密切关注。

中美贸易休战，剩下的10%对华“芬太尼关税”，原计划暂停一年的24%对等关税，也暂时都不存在了。那吉隆坡会谈的成果，是不是要重新再聊聊了？

这个时候稳定人心最重要。果然，法院发布裁决后，川普很快就召开发布会，宣布将立即采取新行动，对全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启动新的贸易调查。

川普表示，他将改用其他法律授权，并明确点到了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允许总统在“国际收支”问题背景下征收最高15%、期限不超过150天的关税）。此外，他还承诺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多项新的调查。第301条赋予总统在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时征收关税的广泛权力。其他他提到的法律依据还包括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1974 年《贸易法》第 201条以及1930 年《关税法》第 338 条。

川普说，为了对其他国家征收“公平关税”或设定关税期限，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查，预计“大约5个月时间”。不过这项10%的全面关税应当会在3天内生效，而新的调查将通过当晚发布的行政令正式启动。

他还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无意中扩大了他的权力，使他在对待那些“没有公平对待美国”的国家时，拥有更明确和更强大的监管贸易与征收关税的能力。新一轮关税的实施流程会稍微复杂一些，但最终结果会让美国获得更多收入。

上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曾经讲过，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对等关税，政府会搭一个替代体系，把现有的关税版图原样保留下来，目标是尽量保持政策延续性。他还强调，这种“延续性”不只针对关税本身，也针对贸易协议。

在对等关税裁决发布后，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媒体表示：财政部的估算显示，如果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的授权，再加上加强版的232和第301关税，将使2026年的关税收入几乎保持不变。贝森特还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协议，继续和美国开展贸易谈判。

比换法律依据更麻烦的，是退款问题。

即便川普政府随后依据其他法律重新加征关税，是不是就意味着之前已经征收的那部分对等关税的钱自动合法、不需要退还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从法理上来说，一码归一码，如果某一时期的关税被判定当时没有授权，那么那段时间的征收就是不合法的，后来换用232条、301条或122条等法源重新征税，并不能追溯性地补正过去的非法征收行为。

理论上国会可以通过立法追认过去的征收行为，使其具有溯及效力，但从国会目前的情况看，很难。别忘了，上周国会众议院还在推动否决基于IEEPA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

如果退还关税成了一个必须的动作，情况就比较麻烦。在联邦预算会计里，这部分退的钱通常算“收入退款”，也就是直接从总收入里扣掉，会推高当年赤字。正如卡瓦诺大法官在反对意见里指出的，政府可能需要向进口商退还数十亿美元的关税，这将给财政部带来巨大压力。

关于该问题，其实去年11月5日庭审的时候，法官不是没有考虑过。阿利托大法官和巴雷特大法官都问过。比如，巴雷特大法官当时问几名私人原告的代理律师Neal Katyal：假设你方胜诉了，到时候怎么退款，我感觉会乱成一锅粥。

Katyal说，确实，过去最高法院没遇到过几十亿、上百亿规模的退款问题。但就我们这个案子而言，情况很简单，法院如果认定关税违法，政府就必须把多收的钱退还给我的五个当事客户。这一点在法律上没什么可质疑的。至于其他企业怎么办，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打算走集体诉讼的路线。对其他进口商来说，更可能的路径是按照《美国法典》第19编第1514条走行政程序，也就是先向海关提出异议，再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诉讼。

Katyal也承认，操作起来会非常复杂。历史上类似的案件确实拖了很久。比如当年的“港口维护税”案（美国鞋业公司案），法院判税违法之后，后续的退款程序耗时多年，涉及大量索赔和各种衡平救济。但复杂和耗时本身，并不是法院拒绝作出违法裁决的理由。

Katyal还提到1990年的麦克森案（McKesson）。那个案子里，最高法院明确说过，即便裁决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冲击，也不能因此就认可一项违法的征收。可能导致财政混乱，不是纵容违法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当然，法院在处理后果时也有工具。比如在“北方管道案”中，最高法院曾暂缓执行判决，给国会时间通过立法补救。本案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由国会出台特别方案。

另外，他提到“约翰·Q·哈蒙斯案”（Office of the U.S. Trustee v. John Q. Hammons Fall 2006, LLC）的规则，意思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限制判决的适用范围，比如只对未来适用，不完全溯及既往。也就是说，法院不是只有全退或全不退两个极端选项，可以在救济方式上做出技术性安排。

Katyal提到的几个涉及政府违法征税后退款的案子都很有代表性。

美国鞋业公司案的背景是，当年美国对通过港口的货物按货值收一笔“港口维护税”。美国鞋业公司做出口生意，觉得对出口货物收钱违反宪法。因为宪法明确说不能对出口征税。它先去找海关要退钱，海关回信说这不是“税”，是“费用”，不给退。公司不服，就去国际贸易法院起诉，法院最后支持了它。案子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确认对出口适用港口维护税违宪，但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退税方案。像美国鞋业公司这样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判决拿回钱；但其他出口商还是得自己走程序，联邦国际贸易法院负责执行退款程序，协调了超过10万笔退款申请。

麦克森案，是当时佛罗里达州收酒税的时候，给本地酒商一些优惠，结果外州来的酒，比如 McKesson 卖的，就被多收了税。后来州法院承认这种做法违宪，是歧视性税收。但到了善后，州法院只说以后不这么干了，却不愿意把之前多收的钱退回去，理由是退钱会让州财政吃不消，而且那笔钱可能早就转嫁给消费者了。最高法院指出：既然州法律允许企业先交税、再事后挑战是否合法，那一旦税制被判违宪，就不能只改未来、不理过去。否则，政府等于通过拖延程序把违法收益留在自己手里。这在程序正义上说不通。但最高法院也给了州一定弹性：可以把多收的钱退给受歧视的一方；也可以反过来向当初享受优惠的人补征税款；甚至可以组合着来，只要能纠正不公平问题。

哈蒙斯案的起因，是国会调整破产案件的收费标准后，因为联邦存在两套不同的破产管理体系，导致不同地区的大型破产案件缴纳的季度费用不一样。最高法院在 2022 年的一个案子里已认定，这种地区间的不一致违反了宪法关于破产法统一性的要求。哈蒙斯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收费制度违宪，那已经多交钱的人要不要退？法院有三种选择——退还多交的一方、向少交的一方补征，或者只要求今后统一、不追溯退款。最终，多数意见选择了第三种，只做未来统一，不做退款。理由是，这个违宪问题的核心在于地区不统一，而不是费用本身过高；不一致持续时间有限、范围可控；而且如果推测国会当初知道有宪法问题，更可能希望维持整体收费结构，而不是引发大规模退款，因为那会对破产系统的资金安排和法院运行造成严重扰动。

所以，退款这个事说起来就俩字，实际执行极为复杂。早前，有不少人猜测，因为退款的影响太大，最高法院可能判决对等关税无效，但对已征收的款项不再退还。这当然是一种极为乐观的估计，从今天的裁决来看，法院基本上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无数的当事方和各级法院。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果然有记者问到了该问题。记者问：总统先生，目前你应该收了1750亿美元的对等关税，现在法院说这违法，那么你是不是得把这 1750 亿美元退了？

川普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也是我想问的，这些法官花了好几个月写了这份糟糕透顶、漏洞百出的判决，却完全没提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你就说有多离谱吧。这可是几千亿美元，不是几百万。我就问：那我们收的钱怎么办？判决里一个字都没提。你不觉得他们至少该写一句：钱是能留，还是不能留？

记者又追问：那你是不打算给企业退钱了吗？川普说，我已经回答你了，接下来我们还得在法院里耗五年打官司。

就退款而言，海关清算是关键节点。一般来说，货到了美国口岸，进口时先交押金，等海关清算后才最终确定到底该交多少关税。

对于还没有“最终清算”（liquidation）完毕的进口货物，企业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直接纠正和退款。这包括在海关的账目中提交“事后更正”（Post-Summary Correction, PSC）以删除不应征收的关税，从而加快退款。如果这些更正被海关接受，企业可能较快收到退税款。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涉案货物在诉讼持续期间已陆续清算完毕，行政更正仅适用于那些尚未最终结算的条目。此外，关税措施生效期间跨越一年，一些最早征收的关税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进入清算。特朗普政府并未主动下令暂停清算，因此大量进口商的缴款已经处于“已清算”状态，无法简单通过行政更正拿回。这限制了行政途径的适用范围。

对于已完成清算或未能通过行政手段纠正的关税，进口商必须走司法途径。根据美国《关税法》的程序，进口商应先在海关内部提出抗议（protest），声明关税征收不合法，然后在抗议被海关拒绝后180天内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根据美国法律，相关诉讼时效通常为两年，逾期未诉可能失去索赔权。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通报，仅2026年1月26日至2月4日，针对对等关税提起诉讼且案件进入冻结状态的相关企业多达104家。据称目前已有超过1000家进口商向国际贸易法院起诉要求退款，相关企业来自美国和欧洲、亚洲多个国家，业务涉及食品、奢侈品、服装、家居、医疗器械、电子、工业制造、化工等众多领域。中国的比亚迪和三一重工等也在其中。这些案件暂时搁置，但现在最高法院裁决出炉，预计它们将很快恢复审理。

理论上，在普通联邦民事案件里，像这种受影响的企业可能有成千上万家的情况，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由少数代表原告代表所有类似受害者。但国际贸易法院这种专门法院体系是否允许大范围的集体救济，目前没有一个非常明确、成熟的机制。法律界普遍认为，要把不同公司、不同报关批次、不同缴税时间、不同清算状态的进口商都放进一个集体诉讼里，操作难度很大。但像这种金额巨大、主体众多的情况，很可能还是要由每个进口商分别提起诉讼，或者在法院允许的情况下再合并审理。

最高法院没有在判决中具体说明退款范围和方式，给该问题留下一定模糊空间，但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大概率会遵循传统原则，允许在法定时限内提出请求的进口商追溯拿回多缴款项，并加付法定利息。川普政府则可能会对退款申请进行仔细审查，核对进出口单证，这样的话进度会变得很慢。此外，退款涉及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比较复杂，例如，如果进口商和买方合同约定关税成本由买方承担，那么退款最终归属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