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从“告别革命”到“审判革命”，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记得八十年代初家里抢购第一台日立彩电的场景吗？那台十四寸的小方盒子摆在客厅中央。全家人围着它欢呼。

长辈们长舒一口气。大家认定动荡的日子结束了。大家相信埋头干活挣钱换来长久的好日子。几十个春夏秋冬过去。

老一辈的头发变白。老房子的墙皮脱落。新时代的重担压下。眼前的儿孙们掏空六个钱包。年轻人凑不齐大城市一套六十平米婚房的首付。

上一代人求稳的愿望落空。我们丢失了某种关键事物。这种巨大落差不是个人不够拼命。一场隐秘的思想演变重塑大众的生活轨迹。

九十年代初，国内街头巷尾弥漫深重的疲惫感。普通人渴望安稳过日子。知识分子体察大众情绪。

书店里摆满心灵鸡汤。报纸头条连载创富神话。大众以为阶层固化是一个谎言。大众以为勤劳致富是唯一的真理。

学者戴锦华最初赞同这种转向。大家相信社会走向成熟。大家认定国家需要融入国际体系。大家笃信世俗生活蕴含人生真谛。大家放下心理防备。大家全心全意投入市场经济的浪潮。这是一种真实的本土心理诉求。

大洋彼岸的西方利益集团采取行动。西方精英史学家夺取历史解释权。冷战终结提供他们展示的舞台。

他们在学术殿堂里设立高高在上的审判庭。他们修改教科书。他们撰写学术专著。他们颁发学术奖项。

他们掌握评价体系。西方学者首先清算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西方学者翻阅旧纸堆。他们寻找特定的历史碎片。

他们把底层平民推翻特权阶层的壮举定义为盲目暴乱。他们把法国民众追求平等的尝试描绘成一场灾难。

他们调转笔头去赞美北美的建国路线。他们把北美奴隶主保护私有财产的做法奉为全人类的光明大道。这套理论包裹客观中立的外衣。这种两极分化的定性掩盖深层图谋。

西方跨国资本恐惧底层劳动者。劳动者拥有重组社会财富的力量。承认打破旧秩序拥有合理性，跨国巨头面临灾难后果。

华尔街大亨垄断的金山银山面临平民没收的风险。西方学者用严苛语言诅咒穷人推翻剥削的尝试。

穷人失去抗争的正当性。富人获得剥削的通行证。他们修改游戏规则。他们切断底层向上攀爬的梯子。

他们使出狠招。他们把分析贫富差距的核心工具从社会科学体系剔除。阶级这两个字在大学课堂消失。

这套手段产生实质效果。打工人在高昂物价面前陷入自我怀疑。我们在面对工作场所压榨时丧失反抗的理论依据。

劳动者把生存困境归结为自身学历不够。大家抱怨原生家庭。大家唯独想不起来质疑财富分配制度的弊端。

跨国资本收割普通人的劳动果实。戴锦华在刺骨寒意中醒悟。学术界的告别演变成一场资本主导的审判。我们丢失赖以生存的护身符。这种思想层面的解除武装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回望我国的发展道路。我国在这个充满强权逻辑的世界站稳脚跟。我国建立起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

这不靠祈求洋人施舍换取。这不靠低头妥协得来。前辈们打碎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旧社会。他们打破旧有利益分配格局。

他们把土地和机器交到普通劳动者手中。无数先烈流尽鲜血。无数前辈付出生命。革命扫清工业化的障碍。

革命完成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场触及利益根基的社会重塑奠定我国的强大基础。这是我国安身立命的基石。没有那场财产重组，我国无法挺直腰杆面对外部封锁。

西方用学术理论的糖衣包裹捍卫少数人财富的毒药。我们任由别人篡改宝贵精神遗产，前人拼命换来的立国之本面临动摇。面对头顶落下的经济屠刀，我们不能做沉默的待宰羔羊。看穿这套学术包装，重新把劳动者利益置于首位，是我们必须作出的回应。

那些终日捧着西方经济学圣经、教导年轻人甘心接受残酷市场淘汰的国内学者们，到底是在为国家谋划未来，还是拿底层老百姓的血汗向跨国资本纳投名状？